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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国民幸福感呈上升趋势
日期：2012-10-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习雅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将刊出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的文章《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该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分析了近10年来中国国民的幸福感变化趋势。这项研究根据5个时点、44166个样本阐释了国民幸福感的趋势、群体结构以及影响因素等。那么，这篇文章有何发现？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文章作者之一刘军强。
幸福感等主观感受可用单项目自陈量表方式测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幸福感是一个主观感受，你们所使用的数据是如何测量这一指标的？
刘军强：中国人是不是幸福？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不好回答。幸福感等主观感受的测量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学术问题。人们在不同时间作答一定程度受当时心境的影响。而且幸福感问题在问卷设计中的前后语境差异，也会引发不同的答案。例如，在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中，研究者故意将幸福感的问题安排在恋爱问题之后，结果发现幸福感与恋爱的成败高度相关。即使设计非常精致的量表也只能测量一时的感受。这是所有研究和测量都面临的问题。目前最新的研究设计是让调查对象携带一个类似BP机的电子测量器，每隔半小时报告一次幸福程度；研究者跟踪一段时间，最终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整理统计。但是这种办法成本太高，即使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无法广泛采用。因此，当前主流的、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库大都采用了单项目自陈量表的方式进行测量。比较有代表性的数据包括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世界幸福感数据库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们使用的数据特点是什么？从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又是怎样的？
刘军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省份开展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CGSS数据是近年来我国社会调查数据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大型数据库通过科学的抽样程序、跨地区的协同组织，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为把握和研究处于发展和变迁时期的中国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该数据库还秉承“开放”和“共享”的原则，为数据的收集、储备、积累和使用提供了理想平台。
在研究中，我们选择了2003年至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样本量高达44166个。观测时点为5个，分别为2003年、2005年、2006年、2008年和2010年。研究是这样组织的：首先，我们想通过数据判断一下幸福感的总貌和趋势。因为国内外学界、公共平台对幸福感的趋势有很多不同的判断。我们希望通过CGSS这样一个超大样本、多时点的数据来作出客观评估。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期间，总体上有53.0%的公民感觉生活幸福或很幸福，有36.6%的公民感觉一般，有10.4%的公民自感生活不幸福或很不幸福；居民的幸福感分数均值为3.51（满分为5分）。另外，就幸福感的变化趋势而言，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间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呈上升趋势。
其次，仅有总貌和趋势是不够的。因为不同群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例如改革受益者和受损者很可能感觉截然相反。因此，我们进一步去剖析幸福感变化的群体结构。研究发现，过去10年间大多数群体的幸福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再次，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幸福感变动呢？我们利用统计工具去剖析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别采用了OLS和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教育、收入、地位变化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以此探讨了幸福总量逐年上升的可能原因。因为CGSS数据无法提供更多的变量，所以我们将中国幸福感的变化纳入国际比较框架。通过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国民幸福感的历时变化，我们发现，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变动趋势有极大的关联性。不过，这一解释还需要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来验证。
科学研究的可靠性远胜于其他信息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中国人的幸福感，媒体及学界观点纷争，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观点的？
刘军强：关于国民幸福感问题，不仅学界观点莫衷一是，公共平台也论争纷纭。这些不同的判断来源于中国改革过程的双重印象。中国经济经历了30余年的快速增长，普通人生活境遇得到改善。政府在民生方面也加大了投入，社会保障体系有了长足发展。然而，食品药品安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非正常死亡、通货膨胀、房价泡沫等社会问题不断曝光，媒体的推波助澜将“不幸福”的观感放大。于是，一幅“中国人既幸福又不幸福”的“矛盾画面”就产生了。
怎样理解这样的“矛盾画面”和对立的观察呢？对此，我们是依靠新闻、名人、街谈巷议，还是依靠科学调查？答案毋庸置疑。科学研究程序公开、可复制、立场中立，因此可靠性远胜于其他信息来源。这也是我们使用CGSS数据进行这项研究的原因。但是，如果调查结果与所谓“常识”不符时，我们是应该相信所谓“常识”，还是相信数据？同样，系统、扎实的经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去反思“常识”、分析社会。
CGSS数据为研究者跟踪、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数据基础。依靠多时点、高达44166个样本的数据，我们可以对普通人的幸福感作出长时段的跟踪分析。普通人也就是“沉默的大多数”，通常在媒体上很少有发声的机会，他们是如何感受自己的生活的？科学调查得来的数据有助于作出客观回答。此外，这一研究也有助于评估最近十余年宏观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最近十年，民生和社会保障建设成为政府施政的重点，新农合、新农保、城镇居民医保、城镇居民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已建立起来，义务教育免收学费，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被废除等，这些宏观政策是否转化成普通人的幸福感？此项研究有助于作出客观的评估，其研究结果也有助于引导以民生为导向的政策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研究这个课题，作为研究者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刘军强：我们有两点感受。其一，一个常见的偏差，即系统实证研究的发现和平时通过新闻得到的印象之间的偏差。新闻和时事评论往往通过极端事件来解读社会，但由点到面的推理往往是错的。在这个背景下，社会科学家应该发挥实证研究和系统研究的优势。
其二，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值得关注。我们推测幸福感的持续上升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关。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那么幸福感会如何变化？与此形成联动的居民心态、社会秩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学界去做更多的跟踪和研究，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幸福感等主观感受可用单项目自陈量表方式测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幸福感是一个主观感受，你们所使用的数据是如何测量这一指标的？
刘军强：中国人是不是幸福？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不好回答。幸福感等主观感受的测量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学术问题。人们在不同时间作答一定程度受当时心境的影响。而且幸福感问题在问卷设计中的前后语境差异，也会引发不同的答案。例如，在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中，研究者故意将幸福感的问题安排在恋爱问题之后，结果发现幸福感与恋爱的成败高度相关。即使设计非常精致的量表也只能测量一时的感受。这是所有研究和测量都面临的问题。目前最新的研究设计是让调查对象携带一个类似BP机的电子测量器，每隔半小时报告一次幸福程度；研究者跟踪一段时间，最终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整理统计。但是这种办法成本太高，即使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无法广泛采用。因此，当前主流的、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库大都采用了单项目自陈量表的方式进行测量。比较有代表性的数据包括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世界幸福感数据库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们使用的数据特点是什么？从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又是怎样的？
刘军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省份开展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CGSS数据是近年来我国社会调查数据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大型数据库通过科学的抽样程序、跨地区的协同组织，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为把握和研究处于发展和变迁时期的中国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该数据库还秉承“开放”和“共享”的原则，为数据的收集、储备、积累和使用提供了理想平台。
在研究中，我们选择了2003年至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样本量高达44166个。观测时点为5个，分别为2003年、2005年、2006年、2008年和2010年。研究是这样组织的：首先，我们想通过数据判断一下幸福感的总貌和趋势。因为国内外学界、公共平台对幸福感的趋势有很多不同的判断。我们希望通过CGSS这样一个超大样本、多时点的数据来作出客观评估。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期间，总体上有53.0%的公民感觉生活幸福或很幸福，有36.6%的公民感觉一般，有10.4%的公民自感生活不幸福或很不幸福；居民的幸福感分数均值为3.51（满分为5分）。另外，就幸福感的变化趋势而言，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间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呈上升趋势。
其次，仅有总貌和趋势是不够的。因为不同群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例如改革受益者和受损者很可能感觉截然相反。因此，我们进一步去剖析幸福感变化的群体结构。研究发现，过去10年间大多数群体的幸福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再次，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幸福感变动呢？我们利用统计工具去剖析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别采用了OLS和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教育、收入、地位变化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以此探讨了幸福总量逐年上升的可能原因。因为CGSS数据无法提供更多的变量，所以我们将中国幸福感的变化纳入国际比较框架。通过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国民幸福感的历时变化，我们发现，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变动趋势有极大的关联性。不过，这一解释还需要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来验证。
科学研究的可靠性远胜于其他信息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中国人的幸福感，媒体及学界观点纷争，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观点的？
刘军强：关于国民幸福感问题，不仅学界观点莫衷一是，公共平台也论争纷纭。这些不同的判断来源于中国改革过程的双重印象。中国经济经历了30余年的快速增长，普通人生活境遇得到改善。政府在民生方面也加大了投入，社会保障体系有了长足发展。然而，食品药品安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非正常死亡、通货膨胀、房价泡沫等社会问题不断曝光，媒体的推波助澜将“不幸福”的观感放大。于是，一幅“中国人既幸福又不幸福”的“矛盾画面”就产生了。
怎样理解这样的“矛盾画面”和对立的观察呢？对此，我们是依靠新闻、名人、街谈巷议，还是依靠科学调查？答案毋庸置疑。科学研究程序公开、可复制、立场中立，因此可靠性远胜于其他信息来源。这也是我们使用CGSS数据进行这项研究的原因。但是，如果调查结果与所谓“常识”不符时，我们是应该相信所谓“常识”，还是相信数据？同样，系统、扎实的经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去反思“常识”、分析社会。
CGSS数据为研究者跟踪、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数据基础。依靠多时点、高达44166个样本的数据，我们可以对普通人的幸福感作出长时段的跟踪分析。普通人也就是“沉默的大多数”，通常在媒体上很少有发声的机会，他们是如何感受自己的生活的？科学调查得来的数据有助于作出客观回答。此外，这一研究也有助于评估最近十余年宏观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最近十年，民生和社会保障建设成为政府施政的重点，新农合、新农保、城镇居民医保、城镇居民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已建立起来，义务教育免收学费，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被废除等，这些宏观政策是否转化成普通人的幸福感？此项研究有助于作出客观的评估，其研究结果也有助于引导以民生为导向的政策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研究这个课题，作为研究者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刘军强：我们有两点感受。其一，一个常见的偏差，即系统实证研究的发现和平时通过新闻得到的印象之间的偏差。新闻和时事评论往往通过极端事件来解读社会，但由点到面的推理往往是错的。在这个背景下，社会科学家应该发挥实证研究和系统研究的优势。
其二，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值得关注。我们推测幸福感的持续上升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关。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那么幸福感会如何变化？与此形成联动的居民心态、社会秩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学界去做更多的跟踪和研究，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