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艰苦训练只为一个瞬间
2005年7月底，三军仪仗队受领了一个月之后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任务。
执行此次任务需18名礼兵，两人一组，共抬九支形成“V”字形的花篮。这花篮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花篮，每一支花篮高2.2米，宽1.5米，重达110斤，花篮的底部全用水泥铸成。两个抬花篮的礼兵在走动的时候，彼此看不见。如此沉重的花篮，也给两个人动作的协调特别是给18个人的动作协调整齐划一带来了难度。庄严、舒缓、蕴含着无限深情的《献花曲》，将由军乐团演奏，届时，18名礼兵将抬着九支花篮在乐曲中行进。
如果，你用心去听，《献花曲》会令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涌动，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创始人罗浪的作品。《献花曲》不同于他创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铿锵高亢，这位1938年参加抗战的老八路，在流动的音符中，融入了他和战友们历经沙场的热血与激情，融入了他对烈士们的无尽怀念，也融入了对中华民族全部的爱，这爱使每一个音符都深沉隽永。
伴随着这样的音乐，不能用以往的正步，要以缓慢的礼步替代，每一步礼步都必须与音符交融。走礼步时，左脚向正前方缓慢抬起，腿绷直，脚尖上翘，与腿约成90度，脚后跟离地面约30厘米，按照脚跟、脚掌顺序缓慢着地，步幅约55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24至30步。
最初，战士们模仿正式动作、进行负重训练时，以猎豹车的轮胎替代花篮，轮胎的重量约四五十斤，一根直径约为10厘米的木棍，穿过轮胎，权当扁担。两个人抬时，两只手均需一上一下，重心要往上半身压，全靠锁骨顶着，如果臂力不够，完全撑不住。几天练习下来，木棍竟断了，便改用铁锹。
为了逐渐加重锻炼臂力，又改成抬水泥方砖。方砖长宽75厘米，厚度10厘米，重达120斤。训练时，用粗铁丝将木杠横向缠在方砖上做扁担，结果，木杠又断了好几支。
每天的训练仅就这一套动作，不停地反复。
半个月之后，战士们的胳膊粗了一圈，腰背酸痛，而每每看见训练场上的方砖，竟有了干呕的感觉。几个人私下就总结开来：你说我们的任务能有多难？难在难熬。难就难在一个耐力上，是对耐力的磨炼。
真正的花篮，可不像训练场上那120斤的方砖，尽管沉，但重量相对均匀。花篮底座是水泥墩子，而花篮中的鲜花相对又轻，两个人同时抬起，要防止花冠晃动、歪斜，诀窍是掌握平衡，下边的这只手必须格外用力。
任务要求抬花篮时目光平视前方，训练中更不能低头调整自己的脚步，可开始走礼步踩乐时，腿踢出来有高有低，有快有慢。怎么办？一中队李茂廷想了个办法：把音乐按小节拆开，找到华彩部分，先学着唱，再默记于心。哪一小节、哪个音符，礼步在什么位置，逐一分解、体会。渐渐地，抬方砖的同时，步子也能踩乐了。
9月3日上午9时，正式开始。
在一片肃穆之中，仪仗队标兵站位。随之，庄严、深情的《献花曲》回荡在广场上空，18名礼兵分成九组，动作飘逸而不失威仪，神态庄重又饱含深情，稳稳地抬着110斤重的花篮，徐徐向前……
为了五星红旗
2007年下半年，仪仗队接受2008年援奥任务。仪仗队需要派出330多名官兵、完成四大项任务：第一，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的升降旗任务；第二，开幕式第四个节目，中华礼乐表演，就在院子里训练三四个月；第三，运动员入村，开村升旗仪式；第四，奥运会和残奥会所有场馆的运动员，所有场馆获奖运动员的奏国歌、升国旗的任务。任务中数个“第一次”，没有经验可循，这对全大队官兵要求极高，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压力。
当天大队党委就对各项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政委陈卫明、副政委王敏负责场馆援奥任务，副大队长李本涛负责鸟巢的开、闭幕式任务。大队长刘士偦负责援奥任务及司礼任务两线统筹。
如同在战争中发射火力之前，找不到明确目标一样，眼看着，开幕式的时间节点一天天地逼近，可对于旗杆的高度，却仍是众说纷纭，到了2008年3月，会旗到底有多大面积仍未确定。这让李本涛这个升旗手倍感煎熬。
为了争取更多的训练时间，在奥组委没有提供训练使用旗杆的情况下，李本涛在大队办公楼六楼固定了一支离地面18.5米的铁架，用哑铃代替滑轮，再穿上尼龙绳，制作成简易的旗杆。练习升会旗时，他会站在地面上，练习升国旗时，便站在比地面略高0.5米的台子上。
期间，升旗方案几经实施、修改、再实施。最后，李本涛选择了手升，希望能完美体现出中国特色。
实际上，手升是难度最大的升旗方式。
首先是升旗时间的掌控问题。如何按照国歌、会歌的时间，将旗帜准确无误、分秒不差地升到顶端，对升旗手来说是个挑战。
另外，纵观历届奥运会都是主办国军人升起主办国国旗，仪仗队代表国家和三军，在升旗的动作上，也要全方位考虑。又比如，接旗手的行进动作设计，李本涛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把正步的动作夸张化了，弯臂改成直臂，踢腿高度由原来的25厘米提高到30厘米。这样，从高处看，接旗手的动作显得更大气，更有观赏性，也更符合运动会的特点。
最终，在总导演张继刚的力挺之下，他的方案得到了认可并实施。
椭圆形的鸟巢。
孩子们将会唱着国歌从1号门走出，迈上一条巨幅画卷。画卷的长度是147米。仪仗兵们将不需踩乐，正步走147米。18个标兵站在一侧，再加上八人抬旗，三人升旗。一共是29人。
张洪杰率领旗组每天按照这个方案练习。
为了达到抬旗姿态优美大方，步伐协调整齐，旗面平整舒展，他们在训练用的白布上穿上钢管，压上砖头，增加重量，加大训练难度；每个人在自己的一双马靴上绑上三公斤多重的沙袋，增强踢腿的力度。
每天，旗组人员都围着操场练习举旗，正步踢20趟147米。147米至少要用20分钟来保障，训练时，每一个147米就必须超过半个小时，这样才能完成目标。
这时候，三中队郭凤通的脚掌已经磨出个鸡蛋大小的血泡，每走一步，血泡就被压破，一天的训练下来，鲜血浸透了马靴。一中队马常利的两只脚板长了二十多个鸡眼，走起路来，像踩在二十多枚钢针的针尖上，钻心的疼。由于每天训练，要连续16个小时戴着手套，张磊磊的一双手被捂出了满手的水泡。
一中队胡鹏飞每天的训练是甩旗。
他怕上万次的训练会弄脏国旗，就自费买来大大的红布缝成国旗来训练。
甩旗动作，要求舒展大方、刚劲有力又不失飘逸。所以，他每一次甩旗都会尽自己最大的气力。常常一不小心，衣服袖窝会被撕裂。训练时间紧张，他来不及缝好袖窝，就借战友的军装穿。
每天上百次的挥甩，凡是被他借过军装的战友，都别想“完璧归赵”，因为没有一件军装的袖窝不被撕裂。胡鹏飞成了地地道道的“破坏大王”。
除了甩烂战友军装，胡鹏飞在升会旗的具体方法上，贡献了智慧。
会旗旗高3.84米，要比2.71米的国旗高得多，如果再用升国旗时的“杆升”，不但不庄重、美观，而且操作起来不方便。最后，大家想出了“挂升”办法，就是在会旗的旗裤和升旗钢绳上直接均匀缝上相对应的五个挂钩和套环，升旗手一边拉升会旗，护旗手一边按序将旗裤的挂钩挂在相应的套环里。这样升旗手的动作自然协调，护旗手也容易实地操作。
7月16日。
张洪杰和战友们穿着礼服，正在操场上训练抬旗，却被告知方案改为由56个民族儿童代表抬旗。这天晚上，张洪杰找齐了白天抬旗的这八个人。几个月的训练，今天原地归零，有人哭了……
几天之后，最后的方案终于定下来了。国旗必须由八个仪仗兵接过，正步改齐步，距离定为七米。七米，九步，哪怕走一步也要走，只要能展示出我们仪仗兵的精、气、神，我们会竭尽全力。
兵在哪儿，主训领导就在哪儿。张洪杰他们抬旗训练的辛苦程度，李本涛心里最清楚。这也是他最不愿意将那个决定告诉他们的原因。
同时，依然不确定的会歌方案，是另一个让他焦虑的因素。
沉下心来一想，幸亏三天前在彩排现场他偷偷地录了一遍小家伙们的演唱，干脆放录音，用死办法也要给记下来。说起来李本涛自己都觉得丢人，他找的是最土的办法，这招儿估计在中学英语课上，曾被广泛地使用过——用汉字把同音希腊语字符一个个地记下来，看着汉字，伴着音乐练习唱会歌。
这一夜，他把录下来的会歌存进mp3，一遍遍地听，把希腊语每一个字母都翻译成自己能懂的，又最贴近希腊语发音的汉字。
几分钟长的会歌，就这样被他一个音符一个字母地用中文进行拆解。
到了7月下旬的彩排升会旗时，只见李本涛手离身体15厘米，两臂端平，一把一把地将会旗缓缓升起。细看，刚中有柔，柔中带韧，似无形却有形，犹如怀抱六合。
8月8日，当晚八时，一道耀眼的光环瞬间照亮鸟巢中心，“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曲美妙纯净的童声《歌唱祖国》，56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儿童簇拥着国旗轻盈地走来，八名仪仗兵水平持旗，在短短的七米距离上，迈开齐步。
随着雄壮的国歌奏响，胡鹏飞，一个奋力展臂，绚丽招展的五星红旗将十多亿中国人的心高高激扬。
李本涛伫立在旗杆前，此刻，永恒之中，含有动静两潜能，作为“第一升旗手”，他庄重地升起这世界上最美的国旗，正怀抱着世界的中心……
开幕式完美收官。
沙场秋点兵
援奥任务圆满结束一个多月之后，三军仪仗队又受领了2009年大阅兵的任务，届时，他们将高擎军旗率先走过天安门广场。
在真正的阅兵式上，人们的焦点都集中在阅兵方队，以及国产新型武器装备上。很少有人会注意站立在长安街、金水桥上的标兵。事实上，阅兵式开始的第一环节就是标兵就位，标兵不仅是导引受阅方队的标志，也是一个个标杆。东华表最东边的标兵，是起步的调整线；分立在东、西华表下面的标兵，是敬礼线和礼毕线两侧。当受阅方队到达东华表下的标兵位置时，开始敬礼正步行进，接受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当走到西华表下的标兵位置时，就结束敬礼改为齐步走。
标兵第一个上场，最后一个离场，在固定的位置上需要站立近三个小时纹丝不动。标兵不仅增加了阅兵现场的庄严气氛，也是单个军人受阅动作的一种展示。仪仗队标兵的训练，每天要用掉四副牌，这四副牌是这样分配的：一个人有三张，第一张插到两腿中间，保证这个标兵站立时两腿笔直，不能有缝隙；第二张和第三张是在两腿两侧，左右手压着，一边一张，如果手有松动，牌就掉了。
连续六个小时训练下来，标兵们的汗水透过了这几张扑克牌，牌被汗水浸出了两个洞。
标兵的训练充满了枯燥和乏味。挺颈、挺胸、瞪眼，无论在骄阳下，还是寒风中，他们用最标准的立正姿势长时间站立。10分钟、30分钟、60分钟……360分钟，如钢铸的一般。
而在阅兵村的战友们，则经历着另一种磨砺。
“握枪——连续正步，正步走——”随着方队长李本涛的口令，方队在同一秒踢出第一步。
“保持好腿功、腰功、肘功、脖功，最后达到最高境界的头功！标齐！非常好！把军旅标兵的新风采走出来！”训练场上，李本涛这极具煽动性的口令让方队每个人都热血沸腾。
“走出来”这三个字，听着容易，但其实要求极高，必须掌握踢正步动作要领，即练腿功，排面出腿绝不能软，于是，方队发明了踢圆珠。只有出腿时力度和速度精准才能踢到圆珠。有了力度和速度，还要求踢腿有控制力，方能准确静止在30厘米的测高线上。
一条机场跑道，自东向西延展几公里，方队在飞机跑道上进行训练，四周光秃秃不见一片阴凉，40℃的地面温度，水泥地像一块传热板把太阳的热量无情地抛到战士们的身上，每一名受阅人员每天12个小时以上的训练，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训练的高强度，使很多战士不适应。
每天，用两个容量三升的白色大塑料桶补水；每天，一个人得喝掉四五桶。
几乎在每天的训练中，每个人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天至少要换两身衣服。但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要求休息，更多的则是被战友们搀扶着走下训练场。
其他方队大多穿着皮鞋训练，而仪仗队都是穿着马靴训练。高至膝盖的马靴从靴筒到脚掌全是皮质的，密不透气，特别是后脚跟部位的皮子很硬，导致几乎每个战士的后脚跟被磨破，脚掌磨破，脚的侧面磨破。
马靴倒出水，脚上全患病。每换一次马靴，脚就打一次泡，因为又要与又新又硬的皮子磨合。战士们怕落下训练都不愿从训练场下来，没人吭过一声。
有的战士大腿磨裆，血肉模糊，训练易出汗，咸涩的汗水渗入伤口里，伤痛加重。这正如那句俗话：往伤口上撒盐。为了不影响训练，他们把旧床单撕成一条，绑在大腿上，再用透明胶带粘上，防止训练时滑落。
进阅兵村前，大队党委研究决定，在方队里喊口令的指挥一定要具备一次阅兵经验，并且是干部。于是，性格沉稳、经验丰富、动作过硬、口令清晰的王恒强被选定。
受阅方队始于天安门东华表，止于西华表，东、西华表之间相隔96米，是历届国庆阅兵最受关注的一段距离。每支受阅方队要向右看齐行注目礼，踢正步通过。如何保证准确无误，指挥员的17个口令至关重要。
护旗方队由九个排面组成，王恒强位于第五排第九位，距离军旗组约9.8米，距方队第一排面约4.8米。国庆当天，当仪仗队方队通过天安门前时，王恒强必须确保自己发出的“正步走”口令，能让方队第一排正步走的第一步落脚正好砸在东华表的延长线上。
为了让每个口令下达的时机分秒不差，他每天晚上会跑到训练场中央的模拟天安门前，实地测量距离、借助参加夜训方队寻找口令下达的最佳时机。熄灯后，他躲进洗漱室里画队列行进演示图，通过步幅、步速进行推算。短短一个月，他竟用了上千张稿纸。
经过反复揣摩练习，终于发明了“三角定位法”，即当方队第一排位于东华表延长线上时，自己与东华表和第四排排头正在一条斜线上。所以，他下正步走口令的参照物就是第四排排头。
于是，在一次合练中，他使用了这个方法。此后，王恒强又发现，他齐步走的口令则要等自己走过西华表延长线三步时下。 王恒强“正步走”的口令一出，方队第一排正步走的第一步齐齐地砸在东华表延长线上；“齐步走”口令一出，方队最后一排正步走又稳稳地切在西华表延长线上。
“分列式开始——”
10月1日上午10时37分，随着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一声令下，“正步走——”王恒强准确无误地下达了口令。
同一秒，整齐、坚定、震人心魄的脚步声霎时响彻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受阅。这一瞬间，由156人组成的仪仗方队聚焦了世人的目光，迎接着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精彩在异国阅兵场
这天，刚刚结束了在人民大会堂迎接法国总统萨科齐任务的执行队长李强，身着礼服匆匆赶往首都机场。
一上飞机，他这套装束引来所有人好奇的目光。
此时，执行任务的全体仪仗队队员，早在三天之前已经到达上海世博会驻地。而在2010年5月1日，世博会广东馆即将迎来正式开馆之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元首——塞舌尔共和国总统詹姆斯·米歇尔。
下了飞机到宾馆，李强躺在床上，准备蒙上被子练报告词。
最近几年，由于司礼任务的频繁，李强和他的战友们几乎每天都是备战状态。
对此次的上海世博会，李强早有心理准备，一天一定会有三四场任务，但真正比起2006年的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的那次任务，还真不算很难。
那一年，任务规格高、次数多、时间紧，在三天内要完成46次仪仗司礼任务，数量前所未有。11月，正是北京风大天寒的季节，还是这套礼服，别看在4月的海南博鳌论坛执行任务时，能捂出浑身的汗水，闷热难熬，在这样的天气里，就显单薄了。
他们要站在空旷的停机坪上，迎接参加峰会的每一位外国元首。
第一天上午，三个国家的总统同时到达，下午，四个国家的总统又同时到达。而第二天任务下来时，一数，他们要迎接23位外国元首。
这一天，李强他们连续站立了17个小时。每个人的脸都冻得通红，双腿站得麻木，腰疼得弯不下。他更是做了执行队长的标准动作23套，下达了805个口令。如果精确计算一下时间，一套动作不到20分钟，单单只是他执行队长的动作，就已近七个小时。在执行最后一个任务时，疲惫至极的李强，恨不得当时有个小板凳能坐一分钟，哪怕只有一分钟。
由于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张、压力之中，每次下来之后，他都会问战友：“我报的是总统吗？我报的是总理吗？我报的……”
晚上回到机场的宾馆，一吐痰全是血丝，心想，坏了，嗓子要哑，不能哑，否则明天怎么喊报告词，赶快休息。
“谁也别叫我，让我睡一觉。”李强向战友嘱咐完，蒙头便睡。
从晚上九点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这也是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睡得最长的一觉。
此时，他又想起了2009年博鳌论坛任务结束后，领导人走过来和他握手时说：今天我都是用一只手握手，现在，我跟你用两只手握手，因为今天执行任务你最辛苦。
这话不仅仅是对他说的，这是对执行任务的战友、全体仪仗官兵的最高谢意。
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上午11时25分。
墨西哥城宪法广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这是墨西哥独立200周年庆典阅兵的主阅兵场。媒体记者们蜂拥而至，时刻捕捉着阅兵方队的一举一动。
突然，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闪耀在人们的视野里。
挺拔的军姿，威整的军容，无可挑剔。黑色的马靴，直线般踢出正步，铿锵有力；每一步75厘米，不差分毫。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第一次成建制地，出现在异国的阅兵场上。
出海的水兵们常说：军舰的甲板就是一块流动的国土，无论走到哪里，站在甲板上，我们就代表祖国。
而走出国门的仪仗队方阵，无论行进在何方，每一个正步都代表着祖国，肩负着祖国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霎时间，欢呼声骤起，热烈，赞叹，惊奇。
与每一次执行任务一样，34名中国仪仗兵分秒不差地走过了这三百米，完美极致。
方队在广场一角拐了个90度弯，步入改革大道。
改革大道有“墨西哥香榭丽舍”之称，弯弯曲曲，由西南到东北斜穿过整座城市。方队从未走过这条路，究竟要走多远？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种种细节，中方事先并未得到任何通知。
大队长刘士偦的心倏地一紧。
一旦方队需要领导，他必须第一时间出现；在尚未完全掌握该国安全状况的情态下，如遇突发事件，他必须第一个冲上去阻挡，绝不能让整个方队出现混乱。
走！
必须和战士们一起走！
刻不容缓！
刘士偦挤过水泄不通的人群，迅速地跟到了方队右侧。
齐步、正步、齐步走，战士们听口令交替着动作。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不管这条路有多长，一定要当作主阅兵场的三百米对待。
当仪仗兵30年，他经历过无数激动人心的镜头，但，今天，对中国、对中国军人如此热烈的场面，还是第一次。
战士们穿着马靴，礼服早被汗水浸透，汗水成串成串地顺着头发往下淌。六七公里之后，连汗都流不出来……
两小时十分钟。
整整十公里。
当阅兵方队到达目的地的一刹那，旗手朱振华已不会走路……
刘士偦抬头向四面望去，从宪法广场一直追随着他们到改革大道的华侨们，手里挥舞着国旗，兴奋、自豪；他看见，在队伍里，那位怀抱幼子的女华侨，舒展的笑颜，是那么幸福、灿烂……
在异国，在他乡，仪仗队员们，就是他们的亲人。
泪水，终于抑制不住地落了下来。
仪仗队走出国门，表现出来的不是军事威胁，是一个东方大国和平崛起、友好交往的象征。同时，也传递给世界一个信息：这样一支令行禁止的中国军队，是威武之师，和平之师，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1952年至201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建队60周年；截至2012年6月18日，三军仪仗队万无一失地完成了3368次任务…… （刘小晖，改写自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大国威仪：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60年纪实》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