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求解中国发展之谜成为世界性的重大命题，“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概念也应运而生。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突出表现，使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更为关注。尽管“中国道路”尚未定型，但其已经迸发出成为我们时代最优发展模式的可能性。然而，一些人对此却持质疑和否定的态度，产生这样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三个突出的思维定势是认识“中国道路”的重大障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破除它们，不仅是推动“中国道路”理论与实践走向深入的重要前提，还事关我们在“中国道路”问题上的话语权。

破除唯西方发达国家模式是从的定势，树立中国创造人类社会发展新道路的自信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都把向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等同于西方化或欧洲化，他们把人类各民族的发展预设为只有一条道路。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一些人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道路”，所谓“中国现象”是暂时的和过渡的，其终极目标必然还是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模式，西方与东方最后必然殊途同归。另有人把转型路径等同于“中国道路”，比如“阶段论”认为“中国模式”具有“转轨国家”的普遍特点，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消亡了。还有人持“慎用论”观点，他们虽然承认“中国道路”，但认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应继续“韬光养晦”，不应公开提“中国道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惧外”的表现，谦虚之中透露出了思想上的“西方恐惧症”。

实际上，近代以来的发展史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英美模式更不是唯一至善至美的模式。从人类进化发展的新观点看，达尔文革命彻底粉碎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而新比较经济学也同样否决了传统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人提出的“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的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这些均可为“中国道路”的立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相应地也会形成不同的国家生态。“中国道路”是根本不同于所有西方模式的独特道路。这种独特性根源于中国特有的成长条件和发展环境：其一，中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大国和小国有本质的区别，就像海洋中的船舶，小船可以随波而行，大船却必须劈波斩浪。小国可与大国结盟，依托其力量而发展，而大国则必须独立自主。其二，社会主义造成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根本区别。现代化是由资本主义最早开启的，中国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新道路，必然会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其三，中华文明是“中国道路”的根脉。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文化的独特性。这是中华文化创造力、自我更新能力的表现。而这种强大生命力恰是“中国道路”独特性的源泉。其四，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自主领航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得中国人民的信赖，且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其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与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使中国避免了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两者的结合很好地体现在了新中国历代领导人身上：如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求真务实精神等。这些使中国摆脱了传统的反市场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避免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得以依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道路。

破除西方经济学标准教科书思维，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西方否定“中国道路”的主要依据是西方经济学，有些学者(如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认为，中国的成就，从原因来说并不算个奇迹，因为中国所做的都是西方经济学标准教科书所教的内容。比如标准教科书说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是经济成长的前提，中国过去60年的积累率，基本上在30-40%;再如标准教科书说，较高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也做得很好。标准教科书还告诉我们：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工具，中国改革开放，正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美国学者黄亚生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西方经济学揭示的一般经济发展规律。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但问题在于，如果经济发展果真像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说的那样简单，为什么大多数国家还处于贫困之中?为什么这些标准方法没在其他国家奏效?西方标准教科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多数经济学家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非常平稳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发展与转型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功。中国的成功恰恰不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它认为作为劳动者的人是经济发展的本源，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人的潜能的发挥，而人都处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制度)中，经济学研究不能离开人、制度。但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将个人视作独立于社会以外的存在，与其存在的制度背景无任何关联。经济发展固然需要市场经济的各种技术和手段，但更需要指导运用这些手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者为术，后者为道。“道”即经济发展的哲学和基础理论。从整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基本属于术的层次，它对问题的解决是“治标经济学”。对于想实现经济起飞但还没有形成良性发展道路的后发国家，“道”比“术”更重要。没有脱离“道”的“术”，拉美陷阱、苏东剧变、俄罗斯东欧转型失败，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在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比如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的观点。这些方法论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例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充分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唯物史观强调人的作用的基本观点;增量式改革遵循了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基本规律等等。“中国道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没有这些理论、路线、方针、根本原则，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经济的“术”都无从起作用。

破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思维，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西方对“中国道路”的各种质疑与其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文化价值观，主要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资本拜物教。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其局限性也逐步显现。资本主义只有少数国家在起点上取得了发展优势，完成了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均衡发展的体系，它不可能使所有国家共同繁荣，少数的富有国家是建立在多数贫穷国家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扬弃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吸纳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是民族化、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它强调发展必须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其基本要义，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诸多社会病;它坚持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理念，实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可以形成发展的巨大合力;它主张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是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发展已走过了30多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为学者反思现存的理论局限提供了足够的时空条件。当一种理论难以解释新的现实时，学者就有责任发展、创新理论，而不是等待现实的变化去迁就现有理论。传统理论被证伪其实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并预示新理论诞生的机会。

对于新兴的“中国道路”，只有突破以上三大思维误区，才能科学揭示其成长的逻辑与肌理，才能消解因停留表象而产生的各种观点冲突和认识疑惑，确立“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作者为北京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经济战略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