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华社刊发了一篇题为“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医生”的报道。陕西省友谊医院免疫变态反应科专家、92岁的离休医生吴合每天坚持坐诊４小时。她退休后仍然坚持上班，是“因为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治疗”。她对每一位患者，都像亲人一样的无微不至，详细询问、记录病情，并将病历进行编号造册、建立详细的病程记录，以便跟踪随访。

在吴合看来，“医生必须做到一切为了病人。”一位专程从甘肃陇南赶到西安看病的患者在一一应答吴合医生关于她的病情询问的同时有些诧异，因为她患病以来第一次与医生有这么深入的、心与心的交流，“没想到她问得细看得细讲得更细”。吴合给这位患者触诊后，开了1个月用量的药只要花了100来块钱，其中最便宜的每盒只要八毛五。吴合不仅给患者介绍治疗思路，讲解服药方法，而且还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患者“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来电。”

吴合行医数十年如一日，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爱戴。她说，“无论时代怎么变，好医生的衡量标准不会变，那就是有仁心懂仁术。我一直努力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医生。”早在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后方医院工作时，吴合医生就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好医生”。她用自己60多年的努力与实践，诠释了一个医生应有的责任、道德、灵魂。

透过吴合医生的高尚人文情怀与责任担当，我们反观当下，现实中存在的突出而又尖锐的医患矛盾为什么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和改善？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有些医务人员、尤其是医生摆错了自己与患者之间的位置，甚至缺乏和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在一些医疗机构，医生漠视患者感受，对患者敷衍塞责、拖延扯皮，小病大处方和过度医疗乃至收“红包”“回扣”等不良行为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而且一些见利忘义的潜规则仍然在大行其道。因此，人们对一些医生不仅有太多的怨声，而且还产生了怒气，致使医患关系危机四伏。随着社会对医生越来越多的拷问，有些医生的形象已经变得越来越丑陋。

事实上，医学面对的是人类健康与安全，比其它任何科学都更强调人文关怀。所以，要求医务工作者要具有完善的人性修养和高尚的人文情怀。“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医乃仁术”，为医者最重要的是应有仁爱之心。晋·杨泉《物理论·论医》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仁爱”、“达理”是“医者”的必备条件，而“医者”必须是医疗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典范。

宋代药学家寇宗奭说，“医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驰，于病何益？由是言之，医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则招非；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则招祸。惟贤者洞达物情，各就安乐，亦治病之一说（悦）耳。”由此可见，医者对患者要仁慈，患者对医者要信任。“若能如此，则医患和谐，两者都快乐，得益；不能如此，则医患不和谐，两败俱伤，招非招祸。”

吴合医生说，“看病救人，是我的生活！”她退休后不久，就主动要求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医院对吴合进行返聘，这一干又是30多年。医院也曾劝说吴合在家安享晚年，但都被她拒绝了。去年初，吴合开始义务坐诊，不拿任何津贴和补助。因为身体原因，她在无法下楼的情况下就在家里进行义诊，为方便患者就医她还通过电话把家里的住址“广而告之”。为了医治和挽救患者的疾病与生命，她曾3次献血、一次献骨髓，并申请登记了捐献角膜和遗体。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 “医生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他在2000多年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说，“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医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古已有之，无论是古今中外。它既需要传承、弘扬，更需要用心践行，切实做到慎独、慎欲、慎微，真正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始终保持高尚的人文情怀与社会责任。从吴合医生的一言一行之中，我们看到，道德是医者的必备条件，而这种道德修养又集中体现在她以患者为核心的职业精神上。吴合医生把这种道德和精神化为持久的信念，她把“仁心”、“仁术”细致入微地贯穿到每一次医疗实践的全过程，体现出对患者个体的尊重和对人的生命的敬畏。

什么样的医生是好医生？什么样的医生是患者所需要的？吴合医生已经给出了答案。切实改善和提升医患关系，并非是无解之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医生必须“检点吾身”。我们呼唤和需要更多的像吴合一样有仁心、懂仁术、一切为了患者的好医生。医生，不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旁观者。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好医生的衡量标准永远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