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朝鲜名将李舜臣亲笔《崔希亮壬乱捷报》书目。

万历朝鲜战争中，明军援助朝鲜抗击入侵日军的情景图

7月以来，先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引起轩然大波，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中韩关系“秀恩爱”，还有中国首次允许媒体刊登韩国“东海”主张广告、中韩将联手拍摄纪录片《万历朝鲜战争》的消息穿插其间，有关东北亚三国的新闻话题接二连三，让人应接不暇。近日，早报记者采访了复旦历史系韩昇教授，听他解读古代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以及其中的关键人物唐太宗。韩昇认为，中韩关系从新罗时期开始趋于稳定，总的来说，和平友好相安无事一直到清朝的甲午战争。唐朝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东亚各国纳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里，在这个体系里，无论朝鲜半岛怎么变，是新罗、朝鲜还是高丽，它和中国的关系都不会变。

东方早报：古代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之间的关系如何？

韩昇：谈古代东亚中、韩、日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朝鲜半岛，要分开来看。长期以来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是隋唐的盟友，而北部的高丽与隋唐有冲突。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并与唐朝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唐朝允许它独立并统一朝鲜半岛，它则在唐朝的国际关系秩序里作为一个友好的国家而存在。

中韩之间的关系从新罗时期开始趋于稳定，总的来说，和平友好相安无事一直到清朝的甲午战争。所以唐朝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东亚各国纳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里。在这个体系里，无论朝鲜半岛怎么变，是新罗、朝鲜还是高丽，它和中国的关系都不会变，始终是稳定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和平友好关系。朝鲜半岛的国家是独立的，也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保护的属国，任何重大的外来侵略发生时中国都会保护它。这种稳定的关系延续了1400多年，一直到现在。

再看日本。唐朝以后日本逐渐强大，希望在东亚秩序里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征服朝鲜是目标之一，因为需要打通朝鲜半岛作为跳板。在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中可以看到，日本从倭国时代开始就有攻打朝鲜半岛的记录。到了隋唐时期，特别是发生在公元663年的白江海战（现在韩国锦江）一役之后，日本也被纳入了唐朝的国际体系。白江海战是一场东亚世界的大博弈，日本调集27000人、400多条战船——这在古代是不得了的大部队，和唐军决战。决战的结果是日本全军覆没，退回国内修筑工事50年，没有再侵略朝鲜半岛。

直到丰臣秀吉时期，日本出现了大变局。丰臣秀吉是第一个以征服朝鲜半岛、进一步征服中国为目标的日本领导人。他提出了三部曲，先征服朝鲜半岛、再征服中国。后来的甲午战争也是一以贯之的思路。这是日本的战略选择，从来没有变过。

朝鲜半岛是日本打通大陆的第一个跳板，但它又受到中国的保护，因此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中日力量的角逐，爆发点就在朝鲜半岛。

如果丰臣秀吉征服了朝鲜半岛，中国的东北地区就会暴露在一个强大的、极端好战的倭国面前，下一步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展开的争斗，这对明朝有直接的威胁。同时，明朝的国际关系体系会崩溃，因为明朝作为宗主国有保护属国的义务，一旦明朝的国际体系崩溃，东方世界也会大乱。

中、日对朝鲜的政策很不一样。

以唐朝为例。唐朝的对外政策很清楚，它希望和周边邻国有友好稳固的国际关系。当新罗独立并且承认唐朝的国际体系时，唐朝不仅承认它的独立地位，还在经济文化上援助它。新罗对唐朝的承认是通过朝贡来实现的。唐朝在厚赐的同时，也应对方国的要求，把典籍、历法、兵器和技术产品相赠，甚至派遣学者和技术工匠进行文化传播和技术支援。其实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唐朝并不想在朝鲜半岛上获取具体的经济文化利益，相反，唐朝是输出的一方，并且保护朝鲜半岛的独立自主，条件是朝鲜半岛承认这个国际秩序，服从于这个体系。

而日本对朝鲜的政策始终是掠夺性的战争，要获取具体的利益。比如丰臣秀吉就很明显，出兵朝鲜就是要征服朝鲜。朝鲜国家的历史书《三国史记》（高丽史家金富轼在1145年以汉文写成的正史,记载朝鲜三国时代的历史）、《三国遗事》（高丽时代僧侣一然所编撰，以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为记述对象的史书）最好的版本，都在日本。

东方早报：唐朝所要建立的东亚秩序是怎么样的？它如何能够结束长时间以来的战乱纷争，实现东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

韩昇：唐朝始终想建立一个稳定的以唐朝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把唐朝力量所能及的地方都纳入其中。但唐朝并不想把开拓的土地并进唐朝作为直属领地。唐朝采取羁縻政策——这是一个比喻，就像给牛马套上缰绳一样，有所约束，能够驾驭。羁縻政策承认国家民族自治独立，唐朝不派官也不派兵，只要求你承认这个国际体系。唐朝版图三分之二是羁縻州，三分之一是直属州县。新罗是在羁縻体制下独立的。唐朝在新罗是设置了鸡林州都督府（注：唐朝在新罗领土上设立的羁縻都督府,都督由新罗王担任）的。羁縻体制建立以后，建立了稳固的、和平的、世界性的国家关系。

维护这个国家关系的成本都是由唐朝来承担的。唐朝对于臣服的国家，很多时候不但不收税，反过来在经济文化上去支援它。经常来朝贡的国家都是周边国家。中国的王朝的回赠常常高于贡品。中国古代王朝以此向属国显示自己的富有和强大，第一让归属国有好处可拿，第二让他们不会有异心。这是维持和平的重要手段，后来的统治者，一直到清朝都在沿用这种办法。

唐朝为了建立这个秩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它要承担的是世界义务。举个例子，吐鲁番出现动乱，唐朝去平息动乱，在军事上只需要5000人的军队，但是为了维持这5000军人的战斗力，需要有10万人的后勤部队。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需要有人把粮食和水运去，一车的粮食，可能只有一袋是士兵吃的，其他的让后勤运输人员吃掉了。成本非常高。

但是领导国际体系的国家确实有利益。对于唐朝来说，光是军费就省下一大块。如果周边不安宁，需要养几百万军队来防守。而且军队养多了，内政也会成为问题，军人跋扈，国内政治不稳，形成恶性循环。唐朝前期军费开支一直不大。到唐玄宗控制力弱了，周边国家乱了，才出了财政问题。

在今天的新疆库车这个地方当年有个小国，向唐太宗“请求内附”——请唐做宗主国，他们做臣属国。唐太宗拒绝了。他讲了一个道理：如果我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一定会接受。因为我可以昭告天下，看，远不可及的地方国家都主动来归附我。但为什么要拒绝他呢？因为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地方为臣属国，我们就要承担起保护它的义务。从唐朝派一支军队到库车这个地方去保护，这个成本是唐朝承受不起的。

东方早报：你在新著《唐太宗治国风云录》中讨论了唐朝的国家向心力所在，唐太宗在对法制的推崇之外是否还在思想方面有所强调？

韩昇：法制化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法律只是底线，还要讲道德。作为一个国家，要有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唐太宗执政23年，国家工程一项都没有，和隋朝截然不同。藏富于民，工程让老百姓做，这就有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国家要做的是建立核心价值观。公平正义，就是唐朝的核心价值观。

唐太宗认为国家的核心工作不是工程，而是把社会的诚信建立起来，把社会的国家认同做起来，把道德准则、依法守法的观念建立起来。通过恢复儒学、文化传统，把国家向心力凝聚起来。比如唐朝办的学校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从中央到乡都有学校；也是当时国际上最好的，唐朝的大学里一大半学生是外国人，可以留下工作，日本人都当了秘书监——那是唐朝宰相级别的官职。唐朝大量用外国人。

这样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到国家文化三个方面，我希望能从唐太宗治国的经验中看到唐朝的盛世是如何奠定的。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中国佛教史，著有《东亚世界形成史论》、《隋文帝传》等。新著《唐太宗治国风云录》将于2014年7月由方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