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煮酒追寻甲午惨败的真相

关注新奥特

微信微博 Qzone

120年前的今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4月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抛却历史的伤痕与痛楚，重新审视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反思其浸透的悲剧和耻辱，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

　　今天，甲午重逢，我们推荐这期图书，希望读者能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历史煮酒，我们真的警醒了吗？

　　A 西北太平洋暗流涌动

　　19世纪70至80年代，中国海军在装备实力上较日本海军略占优势，这刺激了日本朝野拼命发展海军的狂热情绪。例如，中国海军北洋舰队铁甲巨舰曾出访日本，深受刺激的日本海军由此出现一句流行话：“一定要打沉‘定远’”。在军国主义思想蛊惑下，连天真幼稚的孩童和在校读书的小学生们，也时兴玩起了打沉中国“定远”、“镇远”铁甲舰的战斗游戏。

　　可是日本同时并举海防建设和扩张海军舰队，庞大军费预算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财政能力。面临这一大难题，明治天皇率先从宫内经费中下赐御内帑金，支援国家海防建设。全国有志者在天皇恩惠感召下纷纷响应追随，总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元。明治二十年（1887）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全国各要塞装备的海防火炮总数达212门，除两门大炮从外国购入外，其余全部是大阪炮兵工厂用献纳金制造的。　　

　　19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海军互以对方作为自己的假设敌。但中国的目的在于防御。用李鸿章的话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但日本则截然不同，从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的《征讨清国策》，到1893年枢密院长山县有朋提出的《军备意见书》，完全是将中国作为日本的侵略目标来考虑的。

　　1888年，中国海军北洋舰队正式组建成军，此后发展开始转入停滞状态。而此间，日本海军完成了扩张计划。作为日本联合舰队主力战舰的“吉野”号，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制造，使用新型蒸汽机驱动，航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装甲巡洋舰。“吉野”舰原是清国北洋水师预购，后因经费不足被迫放弃。日本一直关注清订购该款新型军舰的动向，终于购得这艘新锐战舰。联合舰队人才济济，大多数舰长是毕业于西洋军事院校的优秀人才。

　　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已拥有30余艘作战军舰和20多艘鱼雷艇，总排水量达6万多吨。致力于追求航速快和火力猛的日本海军，已跃跃欲试要与中国海军庞大的北洋舰队一争高下。

　　B 北洋舰队的差距在哪里？

　　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设立第一所海军军事学校“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北洋水师学堂”在天津开校。至清日战争前，“江南操炮学堂”、“天津武备学堂”、“黄埔水师学堂”等十五所军事院校先后成立。1875—1895年间，清政府派往英、美、法等国的军事留学生达百余人。北洋水师二十余艘舰船皆任用有留洋经历的人才担任管带，形成有西方海军特征的清朝海军。　　

　　1880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大力采购欧洲近代舰船，兴建海防要塞。李鸿章对建设海防体系颇有见地，主张“水陆相依”。在德国和英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洋海军修建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永久炮台群，以及为舰队服务的船坞修理所、鱼雷制造局、栈桥等专用设施。炮台装备德国炮为主的远、近程海岸炮。炮台位置设计互成犄角阵势，能发射穿甲弹、榴霰弹等轻重型弹种，交叉攻击敌舰。

　　在近代军事变革的潮流中，缺少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远见，使清朝在和日本的军备竞赛中逐渐落后。清政府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通过日本在平壤、九连城、缸瓦寨、辽阳等处的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弹药统计可见，清军装备混乱状况十分严重。安徽廪生朱照在给张之洞的《上张香涛制府条陈平倭事宜书》中写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脱郎、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指屈。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

　　此外，从海军舰队来看，日本联合舰队在舰体与排水量上占优势。从航速上看，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军后即再无外购新军舰，舰队普遍存在舰龄长、速度慢的弱点。

　　最要命的还是炮弹问题。当时北洋舰队多使用实心弹（穿甲弹），而日本联合舰队多用爆破弹，两者杀伤力完全不一样。最初，北洋军舰回国时曾随舰带回一批爆破弹，但数量有限，而且存放时间过长，质量堪虞。尽管如此，舰队仍视之若珍宝，因为停购军械令以来，炮弹不能进口，而负责提供舰弹的天津机器局又没有生产舰用爆破弹的能力。

　　对以上种种情况与问题，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及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等海军将领们岂能不知？他们看着对手的急速发展，何尝不是忧心如焚。但朝廷政治的复杂性和腐朽性，连上司李鸿章都搞不定，何况是他们呢？

　　清军不仅枪炮武器装备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后勤、医疗、食品、输送等领域内的战争储备同样存在致命伤。清虽然兴建了亚洲最强大的要塞炮群，但海岸炮台只强调正面攻击力，而忽略后路防御。战争中，日军屡屡从后路迂回夺取炮台，轻易摧毁了李鸿章舰船和炮台相互庇护的作战构想。清军没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在清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经过二百五十年的兴衰起伏，清初的尚武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在军队中设立了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和地位被不断削弱，地方战略决策权掌握在属于文职系统的总督、巡抚手中。战事发生时，各省总督临时任命调动将军参战，文武官员间经常出现作战思维和战法构想相悖的状况。李鸿章身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是政务官员；又是主理北洋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同时还担任对日作战的总司令官，国家政军体制混乱，这样的体制构造对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来说，无疑是有违近代战争规律的致命错误。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在战争中的表现也引起诸多非议，许多细节成为历史悬案。战后日本史学家分析，丁汝昌是农民出身的陆战将领，本无海上作战经验，却被任命为北洋水师最高长官，指挥亚洲最大舰队作战，在世界海战史上实属罕见。李鸿章与丁汝昌乃同乡，丁靠裙带关系被重用在朝廷早有异议。李鸿章对性情温和的丁汝昌斥责不加顾忌，作战指挥亦横加干涉，导致丁汝昌在决策上缩手缩脚，难以实现其外海作战之主见。作为清军舰队的最高长官，实质上已经丧失了独立指挥作战的权力。

　　丁汝昌最终选择了死，或许那是最明智的选择。百年来历史对丁汝昌的评价各有褒贬，论作战能力丁汝昌非称职的舰队最高长官。但工作兢兢业业、品性温良，对上忠于朝廷，对部下及受雇外国军官以礼相待，受到将士的拥戴和尊敬，符合一个忠良军人的形象。丁汝昌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代表人物，充其量只是一个爱大清国的爱国者，这是历史无法选择的政治立场。历史沉重的一页翻了过去，无论降将或爱国者之说多么是非矛盾，丁汝昌毕竟用死的代价换来了数千人的生命。人性的逻辑，让历史再现丁汝昌受人仰慕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