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危机须追根溯源正本清源
——老子无为而治的理解与启示
一、无为而治重在治本。
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中，被誉为道家鼻祖宗师之一的老子在其所著的《老子》（最能体现、代表道家思想的作品之一，唐代以后尊称为《道德经》）中，提出“为无为则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主张无为而治或无为之治。西汉初年，天下方定，人心思安，统治者崇尚黄老道家学说，顺时应变，素朴简化，与民休养生息，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理较好的“文景之治”。唐宋以后至明清时代，道家思想与儒家、佛家思想“三教合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并在国家治理中实际形成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可见，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治国理论实践中，老子无为之治的思想主张具有一定的市场和不小的影响。
许多人理解无为而治是不妄作、不扰民或少作为、少管治。但也有一些人把无为之治解释为不作为、不要治乃至什么都不管、万事不作为。现今的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等也似乎在中国古代道家政治哲学中找到了“知音”、有了“共同语言”，一些人甚至将无为而治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画上了等号。事实上，老子无为之治不是不作为、不要治，而是主张道治，在于强调从虚静自然、混成一体的根本上治理，即无为而治是注重本治，也可以说重在治本。“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三十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老子》第三十二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第六十章）；“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老子》第六十二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六十四章）；等等。将无为之治理解、解释为不作为、不要治是不准确的，把它与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画上等号也是不正确的。
二、关键在于了解老子的道德。
全面准确理解无为而治，核心关键在于了解老子的道德。道德是《老子》的中心议题，《老子》前部分主要论“道”，后部分着重谈“德”，因此又别名《道德经》。（据说早在汉代就有人将《老子》分成道、德两经，但以《道德经》代称《老子》还是自唐代开始的。）在五千言的《老子》中，老子对道与德只有一些抽象的解释、笼统的描述和零碎的比喻，并没有给出严格准确的界定。综合起来看，老子的道既是形而上道，也是人事物道（不完全属于形而下器），它直接被称谓、描述或比喻为一、抱一、无、无为、无有、无极、常、常无、母、始、根、朴、虚静、恍惚、自然等；德既是形而上德如“上德”、“玄德”，也是人事物德（也不完全属于形而下器）如“下德”、“不争之德”，它直接被称谓、描述或比喻为二、有、有事、有为、子、复、归、反、生、长、状象、万物等。显然，老子的德与孔孟“伦理道德”的德是不一样的，跟后人常说的作为善恶评价标准或“仁义道德”的德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老子的道是体（元体、本体），德是用（动用、功用）；道体为无为静定，德用为有为变动。即道是混成无极的无为之道，德是作用变化的有为之德；道体一、德用二，或道体一定、德用二动。
老子对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只作了一些简单的叙述，如“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故失道而后德”（《老子》第三十八章）；“道生之，德畜之”（《老子》第五十一章）等。老子的道与德实质上为同一个东西，两者犹如冰与水，同物而异名；但在名用上是分开的，道归道，德归德。相对而言，道在德先，道为德之母体，乃德之根始；德在道后，德由道之化育，为道之使用。且老子在“尊道而贵德”的同时，认为“物壮则老”，强调“致虚极，守静笃”，“为无为，事无事”，“归根”“复命”，“既知其子，复守其母”，相对更注重道，更崇尚道体。
三、《易经》是《老子》重要思想来源。
无论主体的创造性有多大，任何重大学说思想都有其来龙去脉和重要的继承渊源，都是顺应时代要求、反映社会现实的产物。联系老庄道家思想的源流，结合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有助于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老子的道德，理解其无为之治。《易经》即《周易》，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是一部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据说还有神农时代的《连山易》、黄帝时代的《归藏易》，也统称为《易经》，但本文所说的《易经》是专指《周易》。）老庄道家思想、孔孟儒家思想等几乎都以《易经》思想（这里仅指《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关阴阳、卦爻、卦辞、爻辞、用九、用六等的思想，而不包括其中的彖辞、文言等内容。象辞尤其彖辞、文言等同前者在形成时间、文辞语境等方面存有差异，可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为解说爻辞、卦辞等而作的，故除外）为重要渊源，是在参合、继承《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例如，儒家侧重诠释、继承易的理、质等内容而发展出了一套伦理道德、仁义性理等思想学说，阴阳家（包括堪舆家、星象家即古代天文学家）及其他看相、算命、卜卦的一些杂家偏重参考、发挥易的象、数等智慧而形成了一套天文、历谱、蓍龟、杂占、形法及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方图圆图、十二辟卦等思想智术等等。（顺便指出，一些人只讲易理、易象、易数而不谈易质（或易性）是不完整的，重易理易质而轻易象易数、或重易象易数而轻易理易性也是片面的。）
《易经》可能是根据寒暑冷热、昼夜白黑（明暗、明晦）、生长老死（收藏）等最基本的天地宇宙自然现象与人物变化情况，通过对太阳、月亮（包括星辰）、地球等时空相参而建立起来的（如八卦可能是主要相参太阳的产物，六爻可能是主要相参月亮的结果。诚然，《系辞传》、《说卦传》中早已解说六爻是“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不过，这种解说明显导往“人文”方向，故可作参考却未必就是定论或结论），其思想内容广博幽深，概括起来大体分有两部分：一是本体论（或宇宙论、形而上论等）思想，如“不易”之易、日月为易和乾元太极等代表、反映了自在一体的宇宙时空与人类世界；二是辩证法思想（朴素辩证法思想），如“变易”（包括“简易”）之易、生生之易、阴阳爻变、错综交互、元亨利贞、吉凶悔吝咎等揭示、体现了对立统一、区别联系、量变质变、肯定否定等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作用情况与变化过程。
比较而言，《老子》道体思想主要继承和发扬了《易经》的本体论思想。老子的道犹如《易经》的易、乾元、太极等，也可以说就是“不易”（有规律、规则含意）之道。正如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所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第六》）老子的道无极其实就是易太极，“道生一，一生二”同“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实为一回事。
《老子》德用思想借鉴和发展了《易经》的辩证法思想。可以看出，《老子》全文尤其是论“德”的部分，叙述、揭示了诸如主客、进退、上下、先后、大小、多少、难易、祸福、正奇、亲疏、利害、贵贱、出入、生死、母子、损益、阴阳、歙张、强弱、兴废、与夺、刚柔等众多矛盾关系，以及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将欲歙之，必固张之”，相互渗透、相反相成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区别对立、联系统一如“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量变质变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否定之否定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大量辩证思想。老子的德如同《易经》的阴阳、爻变卦变、元亨利贞、吉凶（无）悔吝（无）咎等，实际上就相当于“变易”（阴阳作用变化）之德。
综上所述，第一，老子的道是无为之道，为“不易”之太极，《易经》的太极一元、阴阳中和、统一均衡的本体论思想发展、演变为《老子》的道体思想。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无为道治或无极道治，是效法自然、注重从元始根本上按规律行事。第二，老子的德由道生，是“变易”之阴阳，《易经》的辩证法思想衍变、浓缩在《老子》的德用思想中。无为道治就是有为德用，或无极道治就是阴阳德用，在人事物（如政治、军事、人生等）层面表现为阴阳对立，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转化、相反相成等。
四、老子思想必然打上时代烙印。
老子及庄子、孔孟等先秦诸子都生活在周室既衰、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秩序紊乱、诸侯割据纷争、天下分裂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且当时华夏已基本进入了传统农业社会。老庄道家思想、孔孟儒家思想等不论是在参合前人文化成果尤其继承《易经》思想上，还是在其自身的形成发展中，都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打上时代的深刻烙印。老子的道德及无为之治自然要结合和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表达自己的“创意”，赋有自己的“新解”。
其一，老子的道（甚至整个儒道两家之道）已基本摆脱了宗教神秘的外衣，老子的无为之治赋予了更多人文关怀属性。《易经》的“忧患”意识是一种人们开始萌生责任感的表现，反映了那时开始有了人文自觉的现象。春秋战国时代的血雨腥风又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理性，增长了人们的理智，使老子等的道、天（道）在发展《易经》之易、乾元、太极等的过程中，更加远离了上帝、鬼神、超人主宰等，并赋予了更多人格化、世俗化和伦理性、自然性的涵义。老庄道家政治思想、孔孟儒家政治哲学等因而具有了更多的人文情怀和人本意识，不妄作、少扰民当作老子无为而治的本意内容应是合乎逻辑的。可以说，老子、孔孟等大家的人文理性和人道思想，对整个中华文化较少有鬼神迷信、上帝信仰，使文明古国没有成为宗教主导的国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有一些杂家特别是秦汉以后的一些阴阳家或方士、道士等在侧重发挥《易经》象数与变通的基础上，赋予易、阴阳、八卦等宗教神秘意义，堕落、臆造出一套诡异玄虚、谶纬符命等旁门左道或迷信文化。但也正因为老子、孔孟等的作用贡献，它们才始终没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主流。）
其二，老子总体上相对全面尊道而片面贵德，无为之治与“大一统”、“崇本轻末（如重农抑商）”、“天人合一”等有质的共同性。天下四分五裂、动荡不已，加之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使老子更加推崇、欣赏无极未分、混成统一的道，强调注重根本治理的无为道治，而相对轻忽阴阳分开、交互作用变化的德或有为德用。因为，道体为一（抱一、合一）才有定，而“一定”才会无为不争，表现出清静无事。即在老子看来，只有天下统一（一统、混一）和无为而治，才能无为而为、不争而争、无事取天下。而阴阳二分、交互作用、不断变化之德，折射出有为有事有争，即天下分裂不一就会纷争动荡。“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第三十九章）因此，老子不仅崇尚上德无为、贵德常自然，挫锐解纷、和光同尘、见素抱朴，而且即使在人事物层面的有为德用，也主张“弱者，道之用”，知雄守雌、知荣守辱，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不敢为天下先，复归于朴等。无为之治因而偏向了守柔弱、守虚缺的阴柔之治，而阴柔之治其实既是主张少事少为不争的典型简单化的德用，又是强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片面极端性的本治或治本。
其三，《老子》朴素辩证思想即德用思想大大简化了《易经》的辩证法内容，尤其在阴阳作用变化上只注重矛盾性而忽略关系性。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民生凋敝，矛盾激化，人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这就使得势不两立、对立对抗的军事学说、诡道逻辑等超常发达，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矛盾哲学、极端思想等异常兴盛。老子等的思想植根于当时离乱社会的土壤中，自然要反映和折射天下四分五裂、对抗纷争的现实，因而势必注重揭示阴阳的对立两极及其作用过程的矛盾两端。例如，《老子》的辩证思想体现在诸如有无、荣辱、刚柔、强弱、有为无为、有事无事、敢与不敢、争与不争等众多矛盾范畴上，充满了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对立对抗性内容。而《易经》的阴阳思想不仅有对立统一的矛盾性，也有区别联系的关系性；卦变过程呈现了从初爻到上爻逐个环节、（至少或大于）六个阶段的渐变情形，反映了元、亨、利、贞的多种状况，而不是仅仅只有非白即黑、正反两端的简易情形和物极则反、两极直通的激变（或突变）过程；爻变作用具有吉、凶、（无）悔、吝、（无）咎等多种复杂结果，而不是只有吉凶、非吉即凶的两种简单结果；等等。辩证法内容是《易经》中最为丰富、极具价值的思想内容，而针对时代的现实性和基于社会的局限性，《老子》将既有矛盾性又有关系性的《易经》辩证思想，“缩写”、“简易”成对立统一的矛盾哲学和对抗冲突的军事学说等，老子无为而治及德用思想甚至也随之偏向了愚民政治和“小国寡民”主张。
综合以上分析所述，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尤其是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条件，老子无为道治或阴阳德用带有明显的缺陷和时代局限性。可以看出，重治本轻治标（而非标本兼治），肯定统一、崇尚一统而贬低分化、否定竞争（而非统分结合、均衡作用），注重矛盾而简略关系（而非既讲对立统一也谈区别联系），守柔弱、守虚缺的阴柔之治（而非刚柔并举、虚实结合）乃至愚民政治、小国寡民思想等，是老子无为而治中的片面保守内容。它跟中华文化中的其它类同思想结合一起，对中国两千多年郡县制农业社会形成超稳定的治理结构及治乱循环、治少乱多的局面，确实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
五、对应治经济危机有启示作用。
但毫无疑问，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具有时代必然性，无为道治或阴阳德用思想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当今的国家治理如破解国家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等，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应治经济危机方面，老子无为而治及整部《老子》的思想智慧，对大家至少能有以下宝贵的借鉴价值和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是应对经济危机要不妄作少折腾。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就要急则治标，迅速应对干预，以阻止危机蔓延恶化，控制危机局面进一步扩大。这一点现在人们已有基本共识，以刺激需求、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相应货币政策为主的凯恩斯主义已为许多人所认可和采纳。但是，治标未治本至多只能遏制危机蔓延恶化，限制危机局面扩大，而不可能解决经济危机。况且，标与本、治标与治本既是联系统一的，也是区别对立的。治标往往以“反动”治本、影响乃至背离治本为代价，是以更大危机风险来换取缓冲时空的。“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因此，如果过分干预、过度治标，就是瞎折腾，就会适得其反。“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尤其是应对当今的虚拟经济危机，过期过滥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相应的货币政策等，不仅不能减少经济泡沫、缓和虚实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反而会助推投机炒作，助长经济泡沫并使之转移到其它更多领域，有可能使国家经济陷入反复动荡或持续低迷的困境中。
二是治理经济危机务必正本清源。应治经济危机既要在政策管理层面扬汤止沸，又要在制度结构层面釜底抽薪，总体上要标本兼治。但具体而言，应对危机急则治标，治理危机必须治本。治病需除根，不治理根本源头问题，就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自1825年英国爆发首次经济危机以来，世界上就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且范围越来越大、危害程度越来越重，现在似乎已成了一个常态化、世界性的疑难杂症或不治之症。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大家应治经济危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会治标而不能成功治本。任何问题本身都是阴阳矛盾，是二律背反的两难问题。囿于问题自身解决问题，根本不正、源头不清，并且本源差之毫厘，往往末流失之千里，结果必然会“按下葫芦浮起瓢”，或南辕北辙、或“死灰复燃”，经济危机反复出现或周期性爆发也就势所难免。凡是经济危机爆发期间，都是矛盾尖锐突出、利益博弈激烈和问题暴露、乱象丛生之时，只有深入源头根本，既治标更治本，辩证施治，正本清源，才没有什么危机问题不可解决消除的。“为无为，则无不为。”（《老子》第三章）
三是无法追根溯源为最大症结。应治经济危机不能治本，除了利益调整或“行”的障碍以外，最大最主要的问题还在思想认识或“知”的方面，是大家对经济危机至今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或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然”就是自然之然，也就相当于老子的道；“所以然”就是本体原因，就是根源。不知道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或根源，自然也就不能对症下药、彻底根除经济危机。正本清源必须首先追根溯源。人类社会从狩猎经济到农耕经济、商业经济、工业经济，再到金融经济、知识经济等，现今众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越来越纷繁交织，经济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经济问题及其原因越来越远离源头根本。大道至简，大道无形。缺少有效方法，没有过河的船或桥，对经济危机问题及其原因就无法追根溯源。现今治理经济危机之所以还在盲目试错，在治本方面实际上仍找不着北而茫然不知所措，就因为不能追根溯源，搞不清造成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而老子“为道日损”的原始还本即追根溯源方法，能为今人探求经济危机根源提供宝贵借鉴和有益启迪。反求诸己、返璞归真，就能透过危机表象，如经济衰退、需求不足或产能过剩、泡沫凸显、企业倒闭、通货紧缩、大量人员失业、财政恶化、政局动荡、社会恐慌、国际摩擦增多等，在乱象丛生的众多两难问题中逐步深入了解到危机的根源。“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
四是自由放任主义等为理念祸首。经济危机是现代工业社会（包括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社会）和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治国理念不正确、国家体制机制不合理尤其是现代国家管理不完善，存在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伴随生产过剩或泡沫过大（包括两者兼有）、经济严重失衡，直接因市场机制基本失灵，国家调控部分乃至全部失效，而首先或主要爆发于经济领域的一种社会危机。其核心实质是国家经济严重失衡，如生产供求严重失衡、经济收支严重失衡、虚实经济严重失衡、国际经贸严重失衡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和”或“冲和”、“中和”、“协和”、“和谐”就是阴阳平衡、阴阳均衡。任何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如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户企业乃至社会经济系统、国家系统等，都可看成是一个阴阳统一的道体，体现在德用上都需要保持阴阳平衡（相对平衡、动态平衡）。只要阴阳平衡、尤其是保持结构性平衡，无论怎样运行变动，都不会出问题；反之，如果阴阳失衡，就会出毛病，发生危机。但平衡不等同于平等，有的平等代表着平衡，有的平等则并不平衡。换言之，有些平衡意味着平等，而有些平衡并不平等。
欧美自由放任主义（包括一些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自然法学派理论、古典自由主义与欧美新自由主义等）对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推进现代法制建设和国家发展等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其反映在国家经济政治主张上，却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分注重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而相对否定政府调控（“看得见的手”），过度强调自由放任而忽视必要的集中监管，把争取和维护平等当作是建设现代法制与解决社会问题本身，甚至为最高目标价值等（在这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可谓两极相通，具有实质上的殊途同归、异曲同工）。结果片面自由放任破坏了必要的集中统一，盲求平等则以国家经济不断失衡为代价，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自由放任主义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自由、民主、平等、法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或标志；但自由、民主也好，平等、法制也罢，都应以阴阳抱一的道体为基本，都不能同平衡、协和的德用相冲突，不应一味地为了民主而民主、为了平等而平等，可以有秩序缺自由，而不可有自由少秩序。当今的经济危机越来越趋向无解化常态化，当今的思想理念正处于“五百年大变局”中，谁能最先扬弃人治、发展法治（法治的致命弱点在于用权利义务的规范“道体”，去实现利益格局自身的调整“德用”，犹如“自己举起自己”），建设文治（即“以人为本、创建改协进、法理情并举、人文化成、文明治国”）国家，谁才能彻底消灭经济危机，就能对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做出新的贡献。由此也进一步说明，自由、平等不等于和谐、平衡，无为而治与自由放任主义有实质性差异、不可画等号。（北京市国资委 汤英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