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２００７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闵恩泽院士和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获此殊荣。我国已有１２位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２０００年设立以来，以其权威性和高达５００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按照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２名，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出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我搞了一辈子植物科学的研究，今年92岁了，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

　　对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征镒院士，这位中国植物学研究的杰出学者、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谦逊地说，“我的工作是大家齐心协力做的。我个人得到国家如此大的褒奖，更应该尽有生之力，把后学的同志能带多少带多少……”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毕生的衷曲

　　“出生于九江、长于扬州、成人于北京、立业于昆明”，时空变迁，不变的是吴征镒对一草一木的钟爱。

　　孩提时代，他的最大爱好是逗留在家中的后花园芜园，并从父亲的书房里拿出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同眼前花草一一比照，开始“看图识字”亲近植物。17岁中学毕业，吴征镒就执意选择并考取了清华大学生物系。

　　抗战开始，华北容不下一张书桌时，他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期间根据所能收集的模式标本照片、植物学文献，写成近3万张植物卡片。到今天这些卡片还保存于昆明、北京和华南3处，成为编纂植物志的宝贵资料。

　　1958年，怀着对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向往和热爱，吴征镒又举家从北京迁到昆明，从此开始他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生涯。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话被众多植物学研究者奉若圭臬。比吴征镒小16岁、与他共事已半个世纪的周俊院士说，“前人解释为‘陈说山川之原本，尽名草木之所出’。吴先生说我们应遵循这种精神，并且亲笔书写这八个字后刻石于昆明植物所内，他自己同时身体力行。”

　　在中国植物学家中，吴征镒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新种和新属）达1766个。他的学术生涯也被认为是现代植物学在中国本土化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缩影。

　　“吴老80岁高龄时还去台湾考察植物，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市。世界五大洲除了非洲都去过。”周俊院士提起有一次跟吴征镒去云南考察：“在密林里一跌跤坐在地上，突然说，‘唔，这里有个植物，是中国的新记录。’原来他坐在地上时见到一种白色寄生植物，拿在手上一看，就认出了是锡杖兰。”

　　和吴征镒一起主编《中国植物志》英文和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美国Peter H.Raven院士评价说，吴征镒院士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一位对中国，同时对全世界其它地方的植物有着广泛而深入认识的真正的学者。

　　历时45年编纂完成的鸿篇巨制《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共有5000万字、5000余幅图，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工作的结晶，其中2/3的卷册是由吴征镒1987年担任主编后最终完成的。

　　基本摸清中国高等植物的家底之后，吴征镒造诣日深，开始追索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东亚植物区等一系列创新观点。1964年，他在亚非科学讨论会上提出，在北纬20°―40°间的中国南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摇篮，甚至也是北美洲和欧洲等北温带植物区系的发源地。这个论断被广为引用。

　　“博闻强记不足挂齿”，天才也离不开勤奋

　　吴征镒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同事和身边的学生、助手都形容他博闻强记、博古通今。编《中国植物志》时，他脑子里记得文献的出处，在手稿里写个人名注上年代，助手去查对应文献时，往往一丝不差。

　　“他的记忆力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去西宁，一个年轻人采了一大捧植物标本来请教。吴先生有个习惯，凡是有人来请他定学名，都是来者不拒。结果那天他给那些标本写拉丁文名、中文名，整整忙了两个多小时之久。”周俊院士说,“我们问吴老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他却说博闻强记不足挂齿。”

　　“吴先生的勤奋和严谨非常了不起。”长期跟随在吴征镒身边工作的武素功研究员说。吴征镒在北京工作时，40多岁，就担任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任务很重。开会休息时间10分钟，他还去标本室看标本。晚上电话比较多，他有时候就把电话搁一边。“正是他这样不断的积累，基础扎实了，晚年才能继续不断地出大成果。”

　　昆明植物所所长李德铢博士是吴征镒的23名弟子之一。他记得有一段时间吴征镒住在医院没办法工作，非常着急。“他还经常批评我们有点事务主义，做了行政工作不能浮在上面，而要沉下来多点时间做学问……他是那种沉得下来的人。”

　　“80岁后，吴先生的眼、耳渐不如前，但他在2000年后出的4本著作都是亲自执笔。有些著作本来一年能完成，结果花了三四年时间，因为他随时会把新的文献插到稿子里去。”做过吴征镒学术秘书的昆明植物所生物地理与生态学研究室副主任彭华说。

　　“有一分力发一分力”，更多的工作需要大家做

　　“人生有限，我要在我有限的时间里，有一分力发一分力，有一分光发一分光。”这或许可以作为吴征镒对众多评价的回答。他说，“我的能力有限，尽可能几十年如一日向前。”

　　2007年1月，年届九旬高龄的吴征镒被力邀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我的工作过去主要靠观察，现在青光眼后期，不能再做新的工作了，能够把现在承担的中华大典任务承担到底，我就心满意足了，更多的工作需要大家做。”

　　之前，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竣工并投入使用，他提出的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变为现实。

　　往前追溯，解放初当国家急需橡胶，他就参加和领导了海南和云南的橡胶宜林地考察，又同其他科学家一道发起了建立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倡议……从科学救国到科技兴国，吴征镒爱国之心拳拳。

　　“总之我的能力有限，人生不过几十年，诸位还要获得比我们更长的时间，取得更大的成就。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在比我们还要艰难的路上去攀登，我愿意提供肩膀做垫脚石。”这是吴征镒对青年人的寄语。

　　现在，这位九旬老人，每天还要坚持工作3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