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问题座谈会继续召开，直到2月25日结束。
在25日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有一个发言提纲，系统地揭露和分析了高岗的问题。周恩来说：
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高岗
关于高岗的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有如下事实：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因而：(一)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二)企图以这种荒谬理论来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高岗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盖着自己的宗派活动，以便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诬蔑中央领导同志不赞成某同志担任中央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等等，以挑起党内的不和。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成各种流言，广为挑拨。他利用他已有的权位，寻找矛盾，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高岗的干部政策是无原则的有派别性的，他常常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企图在党内造成派别，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他私自许愿，说要提某某同志为候补中委，提某某同志为政治局委员，说某某同志可为部长等等，实为党章党纪所不许。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做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书记时，对工作报喜不报忧，不愿意检讨，受不得批评。他来中央工作认为是调虎离山，后来仍兼东北局书记才放了心。高岗历来不愿中央及中央各部门对东北工作进行检查，一遇检查即利用检查人员的某些弱点大肆攻击，企图使人望而却步。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高岗对于中央政治生活做了许多曲解，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己，因而也影响了一些同志对他发生错觉，破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岗为了便于夺取权力，就处心积虑装潢自己，卖弄自己，其办法不是自己努力学习，却是冒人之功，以为己功。高岗在讨论马林科夫报告时有关商业问题的发言，完全是别人的发言文稿，竟窃为己有，以之蒙蔽中央。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许多发言提纲，不但是由别人代笔，而且并非都由其本人授意起稿，亦非都由其本人仔细研究后才提出的，但高岗却企图以此来骗取中央信任。高岗对马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常宣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
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播弄是非的话，并借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是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活动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同志们最近的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应当指出，这种私生活的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的表现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并坚决地抵制这种腐蚀。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看来，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党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四中全会，向全党敲起警钟，并向高岗提出他的错误的严重性，要其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
尽管四中全会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尽管高岗在四中全会上及在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进行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在实际上，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终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叛变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利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做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高岗至今仍企图蒙混过关，在他的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检讨中，妄想以仅仅承认反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宗派活动和非法活动及错误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的说法，来掩盖他的分裂党以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全部阴谋活动，并避重就轻地以一时思想糊涂企图毁灭自己为词，诡辩他在阴谋活动暴露后更加仇恨党、仇恨同志的绝望的自杀行为。因此，对高岗目前的似乎有些悔罪的谈话，不能轻易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如高岗现在真有愧悔的念头，就必须听候党的管教，沉痛认罪，彻底交代。没有长期的考验，决不会相信他会丢掉他的长期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高岗的事件的发展证明中央及时召开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直至高岗自杀前一直耐心地说服教育他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中央决定把他的罪恶向全党高级干部宣布，将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向全党公布，并将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在报纸上公布，以便使党的高级干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分别地了解所需要了解的情况，以便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以便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加强自己的斗争。
从高岗的事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自满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送交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让胡乔木、陈伯达做了修改，里面这段话是他自己亲笔加上去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随后，毛泽东写了下面一封信：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做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3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全党高级干部传达高岗问题的依据。
3月4日，毛泽东在一篇有关中国领导人的电讯稿中做了批示。这篇合众社1954年2月26日发自东京的电讯稿，对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及继承人问题做了推测，其中谈到对高岗的评价，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毛泽东把电讯稿批给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传阅，并批道：“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无疑，毛泽东对高岗的憎恶，又增添了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