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教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讲演（节选）

　　于光远，上海人。1915年生，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长期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技管理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82年前，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职务，同年退居二线。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发表的学术著作与政论很多，如：《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我的教育思想》等文集或专著。1993年起开始出版随笔散文。兴趣广泛，关心社会生活中的多方面问题，脑勤、手勤、腿也勤，现年事虽高，仍“坐轮椅，走天下”。

　　讲七个问题：

　　（1）学者和对学者的基本要求

　　（2）求真是治学的根本

　　（3）务实

　　（4）聪明学，学聪明，学学聪明学

　　（5）心中要有很多问号

　　（6）科学态度与治学方法

　　（7）当敬一事师，一理师

　　学者和对学者的基本要求

　　什么叫治学？治学就是研究学问。研，细细研磨也；究，追究源流也。研究的意思就是细致地、深入地探求事物的本质和根源。

　　研究造就学者。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过，“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在于旁征博引”，论据充分。于光远说，“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在于咬文嚼字”，概念清楚。科学与艺术不同，它是一种运用抽象思维而不是运用形象思维的活动。对研究科学的学者来说，概念模糊，偷换概念都是不行的。有一些重要概念术语，因为翻译等缘故，不能望文生义，如“对象”，黑格尔在其德文著作中用的是“Gegenstand”，本义是“站在对面的东西”，并不是“对面的‘象’”。

　　求真是治学的根本

　　先哲和时哲有主真的，也有主善的。我是主张以求真为主的。我认为“真”、“善”、“美”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各有各的领域，但是它们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主真者认为求真是根本。

　　何为“真”？涉及真理标准问题。真理标准问题，一步一步深入下去，不能说已经讲得很清楚。“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比之“两个凡是”前进了一步，但还是以权威人士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标准又前进一步。但是仍没有到底。底在何处？

　　真理的前提是怀疑。“怀疑一切”是治学者的格言。学者拒绝信仰。

　　我有三句话：

　　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要求人们对之膜拜；

　　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要求人们对之服从；

　　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要求人们对之研究；

　　科学不要求去信仰某种看法说法，而是要求先怀疑它然后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可以建立起科学的信念，而非信仰。

　　我还想强调真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黑格尔说过“没有抽象的真理”，列宁也说过“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是辩证法的真髓和活的灵魂”。我反对“一刀切”。

　　务实

　　我在讲治学中所说的务实，就是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写文章就是要发表。务实是受外界条件限制的，因此务实就要争取别人的支持。求真与务实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区别的。

　　聪明学，学聪明，学学聪明学

　　聪，耳朵好；明，眼睛好。现在的意义要比这个本意宽泛。聪明和智慧是同义语。

　　我小时候常问，为什么同样是一个人，别人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我就不能？1939年春我在广东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我去延安。路过桂林时，朋友送给我一个当时来说是“很好”的笔记本，一直不知道怎么用。直到纪念一二·九时在延安听毛泽东的演讲，我把毛泽东的演讲和我在武汉听过的王明的演讲比较了一下，觉得毛泽东讲得要比王明生动得多，也聪明得多。从这天起，我开始在这个笔记本上记日记，每天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那些聪明的事、聪明的话都记到这本笔记本上。我把这本日记叫做“学聪明日记”。从1939年12月到1942年上半年两年中，整个笔记本都记满了。在记的过程中，我自己觉得聪明了很多。但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为了表示对党忠诚老实，把笔记本交给党组织了，一直没再能拿回来。学了两年的聪明，最终却干了件大傻事。

　　人有狡智，表现在人运用工具上。历史唯物论中的工具，也就是中间物，英语中的“MEANS”，德语中的“MITTEL”。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制造和运用工具，是人的狡智即人的聪明。聪明是能学的，当然，不是说学了逻辑学才能思维，但是，学习逻辑、哲学可以使人变得更加聪明。我提出了“聪明学”的概念，聪明是一种学问，也是意识形态，即“智愚观”。我还提出的“真善美，贵智强”，其中的“智”，也就是智愚观。

　　心中要有很多问号

　　工作方法有很多，我主要讲一点：心中要有很多问号。我曾写过一篇超短文，其中说到：“问号在勤于思考的人看来是开启任何一门学问的钥匙。问号形如钩子，可以钩到很多问题的答案，没有问号，即使到了知识的宝库，也会空手而归。”我认为问题是一种财富，没有问题就没有财富的源泉。屈原有一篇“天问”，写的全是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心中有很多问号就是要做“有心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培养注意力。

　　科学态度与治学方法

　　这个题目很大。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严格科学态度。

　　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有一堂课老师专门让我们用尺量一张纸的面积，要求尽可能准确。有的同学毫不犹豫的用“长×宽”的方法，老师就问他，你还没有量，怎么能肯定我给你的纸是长方形的呢？除此以外，老师还考虑了尺子的两端的磨损以及视觉误差等多方面的因素。他告诉我们要注意可靠的数字与不可靠的数字，不可靠的数字只能有一位。数字其实有两个概念，一是大小，二是准确性。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考过我的研究生，都没有给我满意的答案。老师的这堂课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是治学的根本方法。

　　当敬一事师，一理师

　　“三人行必有我师”，但这里所说的老师并不一定是教过你的老师，实际上，告诉你一个事实，一个道理的人，都称得上是你的老师，这样看来，你的老师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