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1926年9月，北伐军进驻赣州城后，共产党员陈奇涵等人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回到家乡兴国县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他们在公开建立工会、农会的同时，还在县城、城郊及长冈、高兴等乡秘密发展共产党员。钟循仁于1927年春参加了高兴乡农民协会，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中。
1927年春，在中共兴国临时县委的领导下，钟循仁与他的青年伙伴们在家乡组织起第一支农民武装——高兴赤卫队，并积极带领群众开展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息的“五抗”运动。
1930年12月底至1931年9月，国民党军队相继对中央主力红军发动了三次大“围剿”。兴国县作为国民党军进攻红军的战略要地，一次次大兵压境。在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里，位于反“围剿”前哨阵地的高兴区所受到的破坏极为严重。时任区委书记的钟循仁遵照中共上级组织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教导，积极组织全区群众进行坚壁清野，领导各乡游击队与国民党军开展灵活多变的斗争，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与此同时，钟循仁先后在各乡组织起一支支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奔赴前线，支援红军作战。
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一度被撤销的中共兴国县委员会重新组建。钟循仁奉命调县委工作，起初担任巡视员，不久改任组织部部长。由于他工作能力强、作风朴实、团结同志，深得县委书记贺昌的赏识。1932年2月贺昌调中共中央工作时，举荐钟循仁接任县委书记职务。这个时期，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领导下，各项建设事业都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并逐步地予以推行。无论是农业生产、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还是扩大红军、支援前线、拥军优属等群众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尤以扩红参军最为突出。在1932年9月的扩红竞赛中，兴国县用10天时间扩充红军1600余人，超额完成任务，获全省扩红工作的桂冠。紧接着在贯彻中共江西省委3个月（10月、11月、12月）扩红冲锋计划中，兴国县又以2727人参加红军的成绩，再次夺得全省第一名。更为可贵的是，以钟循仁为首的县领导一班人，处处模范带头，言传身教，逐渐在全县干部中培养起至今仍为人传颂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1933年春，中共江西省委在组织10县参观团赴兴国参观时，特别强调要求“各县代表从实际参观中学习兴国这一革命战争动员的模范县的一切工作作风和他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兴国县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县，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毛泽东说：“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协助红军架起五座浮桥，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
1933年4月，中共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受到临时中央的错误批判，并被撤销了职务。钟循仁受命接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但时隔不久，临时中央将他调往福建，接替张鼎丞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9月，钟循仁被任命为中共粤赣省委执行委员，协助省委书记刘晓主持粤赣省的工作。
鉴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率领主力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为适应今后战争及撤退的需要，临时中央于1934年8月作出决定，将原赣南战地委员会所属于都、赣县、杨殷及粤赣省的登贤等4县组成赣南省。钟循仁临危受命，担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省军区政委。
9月初，钟循仁离开粤赣省前往赣南省委驻地于都县城。于都县是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前的主要集结地。为了使这支拥有8万兵力的庞大队伍能在最短时间内渡过于都河，隐蔽而迅速地到达突围地点，从10月12日起，各军团都派出了工兵部队，先后来到于都县架设桥梁。于都河亦称贡江，流经于都县城东门外，江面宽300米至600米，且水深流急。赣南省军区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责成协助造桥的命令后，立即调集了大批地方部队和民工开赴造桥工地，并派人协助红军战士四处寻找木船，筹备各种建桥材料。钟循仁更是忙得马不停蹄，从勘察地形、选择各渡江点到组织建桥所需的人力、物力，甚至造桥部队的日常生活，他都亲自过问。经过造桥军民的日夜奋战，只用了五天时间，于都河上神话般地架起了五条“长虹”，从而保证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按照既定时间顺利渡过了于都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自从各路主力红军于10月份先后来到于都县境集结待命后，红军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消息迅速在赣南省所属各县悄悄传开。“主力红军走了，我们地方干部怎么办？”这是当时摆在赣南省全体干部面前的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为了稳定各级干部的情绪，在钟循仁主持下，中共赣南省委于10月中旬召开了全省白区工作会议和全省三级干部大会。毛泽东参加了10月15日的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使各级干部清楚地认识了当时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以及主力红军这次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恶化，奉命调任闽赣省委书记
中央主力红军离开于都后，为了牵制国民党军，使中央机关能顺利地转移出去，中共赣南省委当即在省直属机关建立起一个独立营，协同于都、赣县等地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开赴赣粤边与国民党军作战。同时组织全省军民进行坚壁清野，做好迎击国民党军的应变工作。
11月初，国民党军兵分数路向于都县城进逼。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赣南军区全部移驻于都的小溪。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指示，钟循仁在小溪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的信（丰）（南）康赣（县）边特委和信康赣边军分区。11月17日，于都县城被国民党军占领。为了适应今后游击战争的需要，赣南省委与省苏维埃政府合并组成赣南工作团，由钟循仁任团长，领导赣南部分地方红军在赣粤边的高山密林中展开游击战。
1934年12月下旬，鉴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日趋恶化，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研究决定，将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第二十四师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中央分局机关除项英、陈毅、贺昌3人外，其他领导均派往各地以加强领导。与此同时，中央分局决定调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委钟循仁前往福建，接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等职务。
1935年1月初，钟循仁动身前往闽赣根据地。由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丢失殆尽，从于都到闽赣省委机关临时驻地彭湃县，沿途敌军重重，碉堡林立，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予以护送。闽赣省委在接到中央分局的电报后，立即委派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带一个连的人到瑞金的隘前接应。钟循仁在赴闽赣根据地的途中几经激战，到达瑞金的隘前时，身边仅剩下几十个人了，幸亏杨道明带队伍及时赶到，才得以安全抵达省委机关。
抵达省委机关后，钟循仁不分昼夜地找干部个别谈话、听取汇报。让他焦虑不安的是，军区几个主要领导与省委、省苏维埃负责人之间严重不团结的问题。矛盾的主要症结在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三人身上。他们一向不把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放在眼里，尤其是在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随同军区撤出宁化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
尽管此时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已合并组成闽赣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省委工作团，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从不与省委工作团联系和研究工作。为此，钟循仁决定召开省委工作团与军区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会上，他首先将主力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赣南省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最近对闽赣省委工作的指示作了传达，希望通过对中央领导指示的学习，双方能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统一认识。
宋清泉、彭祜等人根本听不进上级的指示。在讨论闽赣部队今后的行动方针时，他们不顾中央分局关于坚持闽赣地区斗争的部署，提出要把部队带到闽南去，开辟所谓的新游击区，遭到省委工作团的一致反对。这次会议不欢而散。军区几个主要领导从此对钟循仁产生不满。
当时还有一个紧急而棘手的问题，即处理所谓“AB团”分子方志纯。方志纯原是中共闽赣省彭湃县委书记兼城防司令。几个月前由于对省委和军区领导人在工作上提出过批评，被省肃反委员会当做“AB团”分子抓了起来，一再受到审问和严刑拷打。闽赣省党政机关撤出宁化城以来，一路上省保卫局将其与另一个“AB团”分子、省委宣传部原部长刘炳龙监管在一起。
2月中旬，部队在一次转移途中，刘炳龙乘机带枪逃跑，叛变投敌，致使军区所属红十二团连遭国民党军袭击，伤亡很大。于是军区领导人想立即处死方志纯，以免留下后患。
当宋清泉、彭祜向钟循仁提出这个问题时，钟循仁感到非常为难。批准吧，过去党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不能再干那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了。不批准吧，自己对方志纯的过去全不了解，原肃反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不好表态，谁也保证不了不会再发生“刘炳龙事件”。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方志纯本人提出了要求，在处决之前将他的情况给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发个电报。钟循仁也想到应向中央分局汇报，遂答应了方志纯的要求，立即派人发电报告诉项英。项英很快回电，明确指出方志纯是个好同志，不是“AB团”分子。于是钟循仁决定将方志纯释放并重新分配了工作。
■突围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无奈到寺庙栖身剃度成僧
钟循仁来到闽赣根据地后，省委和军区领导所属的红十二、十七、十八团，坚持在清流、宁化、明溪之间辗转进行游击斗争，给当地的反革命势力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和第五十二师卢兴荣部奉命进入宁化、清流一带“围剿”这支队伍。1935年2月，红十七、十八团在明溪的盖洋、夏坊、水口一带与敌第三十六师遭遇。一场激战后，红十七、十八团迅速向黄天岭转移。一直随省委工作团和军区机关行动的红十二团，这时在泰宁的龙安与敌第五十二师交上了火。由于敌强我弱，红十二团被迫撤往将乐、泰宁、明溪之间的垄洒山，后又转移到沙县的夏茂。
3月上旬，当钟循仁率领省级机关干部和红十二团行至将乐县境的一个村庄时，忽然收到中央分局的一份电报，大意是：中央分局今后不再用电报与闽赣联系，闽赣根据地的斗争必须独立自主地坚持下去。希望全体同志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将这场游击战争坚持到最后。面对中央分局这最后一份电文，省委工作团及军区的领导无不忧心忡忡，都为这支队伍的前途担忧。
此时，宋清泉、彭祜、徐江汉等人的思想更为动摇。在这种情况下，钟循仁决定立即召开省级机关和红十二团全体干部战士大会。这次大会开得比较成功，在场的指战员从钟循仁的讲话中受到很大鼓舞。
会后的第二天，为摆脱国民党军第三十六、五十二师的合围，钟循仁决定率部队离开闽赣根据地，开往闽中地区。红十二团进入南平、顺昌附近时，乘敌军在闽中兵力空虚之机，接连攻占了江记、溪口、峡阳、五台、元坑、汉布、郑坊等地，一路上打土豪，筹粮款以充军需，并袭击敌军的汽车，截断顺昌至将乐、南平之间的交通。国民党军指挥机关惊恐万分，急忙调集第五十六师一部、第七十五师一部，兵分几路向顺昌县境猛扑。由于敌军十倍于己，红十二团及省委工作团、军区机关立即转移，于3月底回到将乐的白莲和明溪的御帘等地。
4月初的一天，当部队行进到明溪的沙溪宿营时，遭到敌第五十二师三一一团的突然袭击。时已夜晚，红十二团与省委工作团及军区机关正分别宿营在溪流的两岸。战斗打响后，由于国民党军炮火异常猛烈，加上夜间看不清，彼此无法联系，只能各自为战。为保存实力，省委工作团及军区机关连忙撤出阵地，但红十二团去向不明。天亮后，钟循仁派人四处寻找，毫无结果。为避敌锋芒，不得不自行北撤至龙湖。考虑到红十七、十八团在此之前已分散行动，而且已被国民党军分割，一时难以集结，红十二团又失去联系等情况，为便于指挥和加强队伍的战斗力，省委工作团与军区主要领导人研究决定，将军区直属队与各机关工作人员合编，组成赣南省新编第一团，下辖3个营，由军区司令员宋清泉兼任团长。整编工作就绪后，钟循仁等即带着队伍向沙县方向行进。队伍来到沙县尤溪镇渡河南进时，遭到敌第五十二师特务营的伏击，队伍被打散了。经过一番努力，将冲散的指战员集拢，但行进到德化水口时，又先后与德化的地主武装和敌军第九师一部遭遇。红军部队已无法继续南进，只好在永泰县伏口就近渡过大樟溪，登上紫山。
紫山位于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的戴云山区，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队伍上山后，钟循仁立即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由于国民党军第九师、五十二师已尾追而来，而仙游等地的反动民军也对紫山形成了包围态势，因此，钟循仁主张转移到闽西坚持斗争，而宋清泉等则表示反对。
会后，宋清泉等人策划了以一个团的名义投敌的行动。他们先派指导员杨良生去仙游县民军司令部谈判。省委扩大会议的第二天，仙游县民军司令部派了一个姓陈的人到山上去，声称要见军区负责人。宋清泉等背着省委与其进行了密谈。此人下山时，碰巧被杨道明看见，他立即将情况报告了钟循仁。钟循仁一边找宋清泉等人开会，一边让队伍向山顶转移。
5月7日，宋清泉派杨良生下山与仙游县民军谈判的当天下午，仙游县民军一名军官带着两个士兵，抬了一头大肥猪到山上来。钟循仁见此心急如焚，马上找到宋清泉等人，并通知杨道明和保卫局局长陈常青，召开紧急会议。
为制止这一即将公开的叛变行径，钟循仁对宋清泉等人作了苦口婆心的劝导和义正词严的批评，敦促他们悬崖勒马。杨道明、陈常青等也相继在会上发了言，表明自己的立场，规劝三人尊重并执行省委的决议。
晚上，宋清泉等人把队伍拉下山叛变投敌。山上只剩下省委工作团的二三十人。钟循仁急忙找到杨道明商量，决定派一个人往永泰方向了解一下情况，以便从永泰突围。当天晚上乘天黑摸下山，刚过了大樟溪，队伍就被永泰保安团打散了。只有钟循仁、杨道明、陈常青等七人突围出来。
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亟待决定的问题是，到哪里去。陈常青和另外四人提出回老家赣东北去，钟循仁表示同意，并督促他们立即动身。但是，他和杨道明家是不能回的，因为他们都是出了名的“共匪”，此时回去只能是自投罗网。他们原准备寻找党组织，可是从3月初就已与上级失去了联系，连中央分局现在何方也不知道。当时杨道明正患肺病，无法长途跋涉。紫山也不能久留，敌人很可能在叛徒的带领下正在搜捕他们。
钟循仁和杨道明鉴于身份的特殊性，在寻找党组织未果的情况下，两个人便先到秋垄九座寺栖身。钟循仁改名黄家法，杨道明改名谢长生。后经方丈妙智法师介绍，他们到远离永泰县百里之遥的闇亭寺剃度当了和尚。钟循仁法号妙圆，杨道明法号馨扬。
■组织寻找未果，一封家信解开了一个重大历史疑团
1935年春，陶铸听归队的同志报告钟循仁、杨道明没有死，曾派人到闇亭寺一带寻找钟循仁。恰巧，杨道明因肺病外出就医，寺中和尚以“无钟姓和杨姓外地人”为由打发他们走了。杨道明得知消息后说：“这真是天大的遗憾。失之交臂，错过这次机会再也无法和组织联系上了！”
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因病医治无效，在闇亭寺去世。
1985年，南京军区原顾问钟国楚少将（曾任闽赣军区第十八团政委），曾专程驱车看望杨道明。杨道明对这位阔别了半个世纪的老部下说：“岁月流逝，人世沧桑，但我一直没有忘记苏区的斗争历史，经常夜里梦醒，秉烛独坐，怀念那些朝同事、夜同床、情同手足而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同志，常常泪湿枕巾，彻夜难眠。”
1990年1月3日，杨道明对钟循仁的下落作了证实：“……我交代太迟了。我年逾80岁，如不向组织交代，我死后就没有人知道钟循仁就是黄家法，出家当和尚，法号妙圆。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死的前一天，还告诫我不要向他家里通信，也不要向上级反映。今天我把他的两张照片、一封家信，他写的一本书和诗词，原物交给组织保管。”此信被交给了福建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一个重大历史疑团从此解开。
1999年5月14日下午2点30分，杨道明在福建永泰下傺寺病故，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