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安徽的老百姓也很要这个活菩萨，正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我看就让他去安徽吧”

　　安徽省位于中国东南部，与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6省毗邻，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52年皖南皖北行署合并时，由谁来担任安徽省委书记这个问题，便摆在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前。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则显得胸有成竹，说：“曾希圣跟我漏过风，想在安徽干出点名堂；安徽的老百姓也很要这个活菩萨，正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我看就让他去安徽吧。”毛泽东话音刚落，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异口同声道：“同意！”于是，中央便任命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曾希圣就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主政安徽的生涯。

　　曾希圣能获得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信任，离不开他卓越的工作能力以及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离不开毛泽东和他的相识相知。

　　1931年4月，在党内担任要职的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党在上海的秘密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安排，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紧急疏散。同年12月，曾希圣秘密到达宁都红军总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初见曾希圣，毛泽东和他热情握手，哈哈大笑着说：“无产阶级有人才啊！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了一个希贤，现又来了一个希圣。共产党有圣有贤，国民党可要可怜啰!”见曾希圣不解，毛泽东站起身来解释说：“希圣是你，希贤是邓小平的原名，他现在是我们的京官（这时邓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曾希圣恍然大悟：“邓小平同志，我是久仰大名！广西左右江起义名震全国，邓小平、张云逸谁人不知？他的‘贤’是名副其实，我的‘圣’却愧不敢当！”

　　曾希圣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1932年参与创建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任局长。长征开始后，1934年12 月上旬，二局侦获敌人在湘西、湘南集结重兵，企图围歼红军这一重要情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等人不顾“左”倾路线的高压，力主改变行军路线，得到了中革军委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红军随后进入贵州，占领黎平，党中央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和军事指挥上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对技术侦察工作更加重视和关心，并亲自过问二局的工作。随后，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占娄山关，二取遵义城，俘敌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用兵如神，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不断地调动敌人，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大踏步地机动作战，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成为军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

　后来，敌军发觉红军情报人员可能破译了他们的来往电报密码，决定实行“狡兔三窟”的办法，一天换一种密码，有时一天换三次密码。这虽然增加了军委二局情报工作的难度，但仍然时常被二局破译出来。敌人大为震惊，惊呼道：“共军真是神乎其神，我们的部队赶往作战地点，还在半路，他们就知道了！”为了让二局全面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更好地分析敌情，以便给总部及时提供情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毅然决定，凡中革军委发给各军团的重要电报，均抄送一份给二局。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二局人员的安全和生活关怀备至。红军进入甘南地区时，由于敌情比较复杂，毛泽东亲自向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交代，要保证二局的绝对安全，一个人也不能丢。这样，每天队伍出发时，左权都亲自站在路边，检查队列，清点人数，直到二局人员全部走完了，才动身去追赶部队。在一次休整期间，毛泽东还将他的马匹和担架，让给二局的病号乘坐，他自己则随部队步行前进。曾希圣始终不能忘记，每当部队或群众给毛泽东送来战利品或慰问品时，毛泽东总是惦念着二局，总要分一些给二局的同志。

　　1935 年12 月，中国工农红军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在陕北保安会合。12 月5 日，中央军委决定，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3个技术侦察部门正式合并，成立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12月8日，军委二局和三局在保安举行联欢庆祝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开会之前，毛泽东对曾希圣说：“情报队伍合二而一，你这个当局长的可更加神通广大啰！”曾希圣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报告毛主席，家是大了，可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组合型家庭，这个家长不好当啊！”毛泽东一怔，忙问道：“你这个能识天书的人，又碰到什么问题呀？”“是这样的，有些同志产生了不安于位的情绪，想换换工种……”毛泽东说：“那我得好好讲一讲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帮你排忧解难。”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在讲话时，针对二局和三局一些人在长征结束后产生的不安于位的情绪作了一番开导和教育，并且特别强调了技术侦察和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重要性。

　　在反“围剿”及长征中，曾希圣领导的二局为中央军委制定正确的军事部署、指挥红军作战，提供了许多准确无误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对此，毛泽东作过高度的评价：“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甚至还说过，“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毛泽东还先后两次为红军的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其他领导人对曾希圣领导下的情报工作也给予过高度评价，周恩来称曾希圣是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还说:“搞情报工作，曾希圣同志可以称得上是党内稀有的神人!”长征时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的叶剑英在1975年回忆说：“毛主席指挥英明，机动灵活，多谋善断，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就像放在手中玩那样；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30公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是不容易下这个决心的。”“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并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徐向前也回忆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也了如指掌。”

    毛泽东边看报告边流泪，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1950年6月，皖北地区骤降暴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百年罕见。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写道:“淮河水暴发，水头高丈余，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沿淮群众闻声相率攀树登屋，呼号鸣枪求救，哭声震野。洪水在老观巷、邓郢孜首先漫堤，平地水深丈余，群众将小孩用布包起，牛用绳捆起挂在树上。”在另一份电报里报告：“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九十八人。”毛泽东边看报告边流泪，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并在“被毒蛇咬死者”、“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九十八人”两处划了横杠。8月5日、8月31日、9月21日，毛泽东连续批了3份关于淮北灾情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在最后一份报告上是这样写的：“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政务院随即召开治淮会议，通过《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1月，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为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实际上由曾希圣主持工作。

　　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曾希圣和沿淮各地各级干部广泛动员，先后有1000余万群众投入了当时举国瞩目的治淮工程，形成了治淮热潮。从1950年冬至1953年春，国家用于皖北的治淮经费达7亿公斤粮食之巨，完成土方达2.9亿立方。治淮贯彻“蓄泄兼筹”的方针，从修筑堤防，兴建水库、水闸到开挖新河和各种渠道，形成了相当完整的防洪、蓄水、发电、航运、灌溉等除害兴利的系统和网络。经过连续多年的努力，建成了一批大型骨干工程，如淮河中游干支流分流工程，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大型水库，淠史杭水利灌溉工程等。这些工程至今还发挥着巨大的效益。其中，修建佛子岭水库是治淮的一项重点工程。曾希圣在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治淮方略》后，周恩来郑重地对曾希圣说：“佛子岭担子重，会不会把你曾希圣的肩膀压垮？”曾希圣响亮地回答：“压不垮，共产党人的肩膀是铁打的，请总理放心！”在佛子岭水库建设过程中，曾希圣对施工人员说：“现在条件比较艰苦，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把佛子岭水库建设好。”一次，为解决水库移民问题，曾希圣轻装简从来到佛子岭工地。晚上，他在茶油灯下阅看测量队提供的水库地形图。次日，他又偕地质人员到工地的荆棘中了解坝址地貌与地点。他还在忙碌中接见了不少农民群众，听取他们对建设水库及迁移生产环境的意见。经多方努力最终佛子岭水库工程于1954年11月建成，防洪标准为千年一遇。

　　毛泽东说：“你这个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是农业专家”

　　解放前，安徽是一个灾害频仍的省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生产水平非常落后，人民生活极其贫困，被称为“乞丐之乡”。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有人曾戏称他是“乞丐头子”。曾希圣笑道：“安徽穷，是事实，但穷可以变富，我非要把头上这顶‘乞丐头子’帽摘掉不可。”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曾希圣提出：必须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抓起；抓发展生产力，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多下苦功夫。安徽是个农业大省，要迅速发展农业，必须狠抓治水，兴利除害。曾希圣在主持治淮工程、大抓水利建设的同时，又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反复研究安徽特别是淮北、沿淮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并在1953年9月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改种避灾”的办法，下决心通过改革来发展生产力。曾希圣倡导的“改种避灾”农业生产改革是一项“综合工程”，简言之就是“三改”：改变夏秋两季收成比重，扩大夏季作物面积；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全省各地根据“积极领导，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行“三改”，取得显著效果。1955年，安徽粮食生产获得空前大丰收，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152. 9万吨，超过国家下达计划894. 5万吨的28. 88 %，比历史最高产量的1953年增产244. 5万吨。在工业方面，曾希圣根据安徽工业底子薄、条件差的实际情况，首先抓了煤、电和机械工业，然后一方面积极发展支农工业，兴办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厂、化肥厂；一方面大力开发本省资源，着重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以及轻纺、化工工业。他还抓住大城市疏散的机遇，大胆引进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从1955年开始，用了两年时间，先后两批从上海迁入100余家工厂企业。他重视科技和教育，重视人才。鉴于安徽建设人才十分缺乏，他不惜代价从省外招引各类专业人员，敢于起用确有一技之长的“戴帽”科技人员。他的这种求实精神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安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较快地改变了原先的落后面貌。

　　对曾希圣在安徽取得的成绩，毛泽东深表赞许与支持。1956年1月，毛泽东听取曾希圣关于安徽生产情况汇报后，说：“你这个曾希圣是抓生产力的，是农业专家。如果我们国家的省委书记都像曾希圣一样抓生产力，那么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就大有希望了。”并鼓励曾希圣“要继续坚持从实际出发，抓下去，抓出成效来”。同年9月，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又一次表扬了曾希圣，并安排他作专题发言。八大上，曾希圣当选为97名中央委员之一，这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中也是不多见的。1960年9月，中央下设6个中央局，曾希圣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二书记。10月，由于山东饥荒问题严重，为了扭转山东局面，中央任命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委。在中共历史上，一身而兼两省第一书记的领导人是极少见的，此举显示了当时毛泽东对曾希圣的充分信任。

　  毛泽东风趣地说：“讲自由嘛，你可比我自由多了。我到哪里都要受限制呀”

　　对于部下与战友，毛泽东向来是十分关心与爱护的；同时，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角度出发，也会进行真诚的批评。

　　曾希圣秉性刚烈，脾气火暴，他任军委二局局长时，工作一丝不苟，对部下要求很严，尤其是在任务紧迫的情况下，容不得半点懈怠和马虎，工作出了差错，他训起人来毫不讲情面，弄得人下不来台是常有之事。尽管他对革命贡献大，但别人对他的意见也大。1938年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军委二局的人对他提了不少意见，其中，难免有些掺杂着个人意气和片面不实之词。曾希圣有点沉不住气了，思想上结了一个大疙瘩。他一肚子委屈无处发泄，便径直去见毛泽东。曾希圣向毛泽东诉说了大家提的意见有许多不实之词，毛泽东吸着烟，微笑着倾听，不说什么。最后，曾希圣提出要求调动工作，毛泽东问道：“这是为什么呀？”曾希圣回答：“自己在二局工作时间久了，长期搞这项工作很不自由，想换个地方干干，自由些。”毛泽东笑了笑，风趣地说：“讲自由嘛，你可比我自由多了。我到哪里都要受限制呀。”说笑之间气氛和谐多了。接着，毛泽东教育他要能听取不同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番话使曾希圣解开了思想疙瘩，愉快地回去了。

　　“大跃进”中，曾希圣也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在1958年的抗旱工作中，曾希圣提出的口号更是过了头，《安徽日报》刊出的通栏标题写道：“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毛泽东看到后，批评曾希圣：“搞经济事业跟做诗是两回事。什么‘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我就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是端过的，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

　　曾希圣：“我们要让老百姓吃肉，才有脸把这官当下去”

　　20世纪50年代末，在曾希圣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安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另外，在曾希圣错误的影响下，安徽省继“反右派”严重扩大化之后，又进行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党内民主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曾希圣开始醒悟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安徽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我对人民犯了罪，我要戴罪立功。”他总结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恢复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松绑，解放他们被压抑着的积极性。他从工业生产计件工资和高级社时期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中得到启示，决心闯出一条适合恢复农村经济的新路来。在山东救灾形势略有好转后，听说安徽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他毅然辞去兼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回安徽扭转危局。

　　1961年2月，曾希圣在蚌埠主持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中午的会议餐桌上，只摆着两碗萝卜、两碗白菜、两小碟酸菜、每人3两米饭。望着桌上的饭菜，曾希圣感慨万千地说:“同志们啊！我们大家也都是大官了，却吃着这样的伙食！老百姓呢？他们恐怕连糠粑粑都难吃上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让老百姓吃肉，才有脸把这官当下去！”在这次会议上，曾希圣正式提出思索已久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他说：“工业的生产责任制是非常严格的。工厂是把生产任务分配到车间，车间又把任务分配到每台机床，实行按件计酬，超产奖励。这种责任制的办法为什么不能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呢？”2月中旬，曾希圣召集安徽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决定由他们先搞一个包产责任制的试点。2月下旬，安徽省委工作组选择合肥市郊区的一个生产队作为试点，试行包产责任制。3月初，曾希圣主持召开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扩大试行责任制范围。随后，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在当时的环境下，率先搞“责任田”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曾希圣却义无反顾。他对省里其他领导人说：“你们不必担心，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3月10日，曾希圣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会上，介绍了安徽实行“责任田”的情况，大家表示“试验可以，推广值得考虑”。3月15、16日，他把试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这时，毛泽东了解到全国农村出现严重灾情，正为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而寝食难安，当得知实行“责任田”可以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时，便对曾希圣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立即给安徽省委打电话，兴奋地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然而，正当全省各地广泛推行“责任田”的时候，毛泽东又让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这与3月15日毛泽东直接对曾希圣说的话含意有所不同，它限制了“责任田”的试验面。为此，曾希圣于3月20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泽东对这封信未表态。

　　在曾希圣的精心指导下，责任制在安徽推行得十分顺利。7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到南方视察，途经蚌埠时，召见了曾希圣。曾希圣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试行“责任田”的情况，并对“责任田”和评工记分这两种办法作了对比，强调“责任田”较之评工记分更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有利于增产。他具体说道：“过去搞包产的办法，只有生产队长一个人关心，社员就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试行‘责任田’的做法，不仅队长关心粮食产量，社员也关心产量。社员们的生产热情很高，干劲也大，今年午季粮食大幅度增产，夏季田间农作物也长势喜人。”

　　听了曾希圣的汇报，毛泽东虽然更倾向以评工记分来克服平均主义，但由于此时全国形势相当严峻，大部分地区农业的夏季产量持续下降，工业产品严重不足，财政赤字达到历年最高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徽及少数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农业生产却有很大改观，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因此，毛泽东继续表示了对“责任田”的支持。他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并叮嘱道：“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

　　此后，对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争论暂时停了下来，“责任田”的推行速度大大加快。1961年8月中旬，安徽全省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猛增到占全省总数的70.8%，到年底已达90.1％。1961年安徽全省粮食总产量实际上达到900多万吨。由于粮食丰收，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农村非正常死亡得到有效遏制，大批外流人员也纷纷回家种“责任田”，“责任田”由此被农民称为“救命田”。

　　12月，毛泽东到苏州视察，打电话叫来曾希圣，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安徽省委认为毛泽东既然没有明确说不让搞“责任田”，就可以继续实行。可不久风云突变，曾希圣搞的“责任田”遭到灭顶之灾。

　　1962年初，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因安徽在“大跃进”中刮“五风”严重而受到批判。会上也把实行“责任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进行批判，说他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当时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曾希圣连座位都没有，只好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听批判。曾希圣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深刻反思了自己的“左”倾错误及其后果，同时表明自己对“责任田”、农业“三改”和“河网化”三大举措所持的保留态度。尤其是对于“责任田”，他坚持认为，方向没有错，将来由历史作结论。于是，会上有的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有人提出要杀他的头。这时，毛泽东发话了：“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杀头之议，不要再提了!”此后，中央决定免去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专任华东局第二书记，但这是名义上的，既不让他出席会议，也没安排他担负工作任务，实际上是“赋闲”在家。曾希圣受到批判，牵连到下面的一批干部，对此，他多次向中央和华东局表示：“责任田”是我提出推行的，责任由我个人承担，不要涉及其他干部。这体现了曾希圣勇于承担责任和爱护干部的优良品德。

　　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此时已经赋闲的曾希圣也到了会。毛泽东问及他的工作情况，他缄默不语，面色凄然。目视曾希圣良久，毛泽东缓缓地说：“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你们这些长征过来的同志，为什么不给曾希圣分配工作？不要忘本，应当‘得人点滴恩，必当涌泉报’啊！”8月，因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经毛泽东的批准，曾希圣转赴成都出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被毛泽东、周恩来派人接到北京京西宾馆保护起来。1968年7月，曾希圣在北京病逝，时隔十年后获得平反昭雪。

　　1988年7月，宋任穷、陈丕显、叶飞为纪念曾希圣逝世20周年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在安徽率先起步，迅速推开，与希圣同志当年所倡导推行‘责任田’的实践也是有内在联系的。”而曾希圣能成为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把火的先驱，是与毛泽东起初对曾希圣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所以，责任田虽然最终夭折，但后人对于那段历史及相关的人物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