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政治角度对中国初期改革持续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二是渐进改革模式的合理选择，不断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改革是自己的事情，真心拥护改革；三是对原有政治优势的充分利用，通过加强执政党和国家机构的自身建设，保持其先进性和自身的发展动力；四是改革同开放的紧密结合，不断为改革注入外部的动力；五是对改革有效的政治控制，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中国初期改革；渐进改革模式；政治优势；改革开放
“中国初期改革”从时间上说，还未完全形成一个精确的划分，因为改革还在向前发展。一些学者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同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及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和改革方面的具体方案”，“这一套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的改革，为中国经济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吴敬琏：《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报》2012年第4期。）笔者认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以及1993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作为改革的初期阶段，可算作一种依据。
一、中国初期改革之所以能不断向前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
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这套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一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二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手段和目标的关系。“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目标，手段是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374页。）这种手段和目标的关系，既是辩证的，又是统一的。
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的关系。不改革就没有希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但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也搞不好。“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9页。）
四是反右和反“左”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因为“‘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初步解决了中国走向富裕的途径问题。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将中国引向富强，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可是，社会主义如何将中国引向富强，也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首先致力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产生了大规模的经济、政治效益，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这使得毛泽东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更加注重生产关系，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无形中被忽视了。通过生产关系的几次调整，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
但是，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生产效率和发展速度下降，处于国家计划机关附属地位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党中央开始考虑对这一体制作出调整。毛泽东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化的计划经济，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958年，中央开始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与此同时，还搞了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这两大运动和其间刮起的“共产风”，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严重的经济困难。
对于这种挫折，中央很多领导人认为要进行体制调整，特别是在农村可以试行“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9-1230页。），毛泽东却认为主要是没有抓好阶级斗争。这时的毛泽东更加看重“两极分化”的危险（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2页。），认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4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66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想“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7页。），但事与愿违，“文革”使整个中国社会遭受了十年内乱。“文革”结束后，全党上下进行反思，旧体制和方法的弊端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变革的共识。
邓小平认为，贫穷无法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要挽回在“文革”中损失的权威性，重新赢得人民的依赖和支持，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中国要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社会中赢得优势，也必须不断发展本国经济。他根据中国底子薄、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而且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主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支持推行农村体制改革，主张在中国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样，效率就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直接联系起来，公平则是在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发展生产力上并无根本对立，其差异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上。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使中国找到了通向富裕之路。
二、中国初期改革不断向前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渐进改革模式的合理选择
渐进改革模式最本质的特征，是将经济改革作为起点，在此基础上实行目标分解，将宏观目标分解成老百姓能亲身感受到的具体目标，不断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改革是自己的事情，真心拥护改革。邓小平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371页。）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享受改革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逐步提高。从1979年11月开始，为全国40%的职工提升了工资级别。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在大量增加新职工的情况下，仍有很大提高。1980年底达到762元，比1978年的614元增加了24%，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加幅度最大的。1982年，我国的积累率由1978年的36.5%逐步下降到29%，居民平均生活费收入，农民增加了一倍多，城镇职工增加38%。到1984年底，原定“六五”计划主要指标提前完成，居民消费水平原定平均每年增长4.1%，实际增长7.4%，其中农民每年增长9.3%，大大高于1980年前28年平均每年提高2.4%的速度。城乡储蓄存款达1214亿元，超过“六五”计划指标近1倍。（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679、706、740页。） 到1992年末，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400公斤，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79页。）
第二，城镇化稳步推进，人口流动加速。城镇化进程是人们综合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现在即使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如同美国相比，1980-2010年30年来我国城镇人口、城镇化率、占世界城镇人口比重都有了大幅提升。还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城镇化开始加速，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见附表）
第三，贫困人口减少，贫困发生率下降。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减贫”的效果也是明显的。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2.5亿人，到1993年，已减少到80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8.87%。（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940页。）
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要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尤其是在改革的初期，利益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党中央抓住这个关键的问题，边改革，边让人们得到实际的利益。这一方面可以消除人们认识上的差别，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拥护改革，这是改革发展最基本的动力。
诚然，也有人主张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不妨采用激进的办法，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迅速解决改革路上遇到的关键问题。这种做法一是不公平，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以牺牲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下一代人的利益，既违背了机会公平的原则，也违背了结果公平的原则；二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并不能达到“闯关”的目的。如俄罗斯1992年实施的“休克疗法”，以放开物价为先导、私有化为核心，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几乎蒸发掉了老百姓所有的存款，同时冒出来一批新贵，引起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三、中国初期改革不断推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原有政治优势的充分利用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这些政治优势作了高度的概括：
首先，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优势。“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还要抓好干部队伍建设，“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还要反对形式主义，“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382、381页。）
其次，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动员、资源整合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党和政府能够成为社会动员的引导者和组织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使得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和争论；各个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愿望能够得到充分反映和尊重。这种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模式，决定了可以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把一切经济政治社会资源都组织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上下贯通，统一行动，重点攻关解决难题，快速高效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再次，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有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光荣传统。“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我们也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通过这些优秀的思想教育资源，“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78页。）
最后，是善于总结经验的优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实用理性”。理性务实是其基本的内涵，总结经验是这种内涵的外在表现。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邓小平的话实际上反映了制度形成的一般规律，即试验、总结、逐步推广；再试验、再总结，然后全面推广；在全面推广的基础上再总结，形成完整制度。
这些优势概括起来，就是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自律机制，即通过加强执政党和国家机构的自身建设，保持其先进性和自身的发展动力。在其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执政党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促使改革健康发展。这种强调自身建设的传统和优势，也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自律机制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社会是理想与现实合一的一元性社会，不同于西方理想与现实分开的二元社会，即在现实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宗教的世界。中国社会既要保持理想，又要允许现实利益的合理性。以理想为主导，将精神追求和物质享受有机地统一起来，建立系统的自律体系，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总体原则。
四、改革同开放的紧密结合，不断为改革注入外部的动力，是中国初期改革不断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他曾多次谈及日本、南朝鲜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目的是探讨中国的发展速度和阶段等问题，具有一种宽广的世界眼光。
改革和开放相结合，会产生四方面的积极效果：
一是开放能为改革注入动力。动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信仰、理想、利益，都是改革发展的动力。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更是改革发展的动力。人们通过开放，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能够发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差距和不足，从而产生出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伴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信息大量输入后，虽然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不满情绪、崇洋心态、自我抱怨等等，但随之而来的，是要求改变、奋发图强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越是开放，这种外在的动力越足，成为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之一。
二是开放能开阔人们的视野。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引入市场机制，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开放，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无疑是有帮助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建立特区、利用国外资金、重视科学和教育，都是受到国外经验的影响而实施的。中国改革起步的197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了以谷牧为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到西欧五国考察，西方国家有效利用国外资金和创办经济特区的经验使一些领导受到启发，成为中国引进外资和创办经济特区的先导。（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三是开放能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在资源十分丰富。改革要想深入发展，一定要有先进的文化加以支持。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建立新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开放是有效途径之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和“去”的标准，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最终能够形成新型的文化。
四是开放可以推进制度建设向前发展。制度变革过程中，狭义的制度更新和观念变革两者之间孰先孰后，哪个更为重要？实际上，制度更新较之观念变革要迅捷和容易，同时两者又有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制度法律变化不能过于迅速和频繁，应使人们心理有一个适应过程；另一方面，又不能墨守成规，消极地等到文化观念变化之后，再去变革制度，还要充分看到制度对于观念变化过程的推进作用。要把握其中的度，最重要的就是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鉴别能力，广泛开展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文化的相互交流，为制度变革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五、对改革有效的政治控制，是中国初期改革不断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邓小平对这种政治控制的内涵作了集中的论述：
一是不争论，埋头苦干。邓小平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这其中的“不争论”，并不是说要抹杀人们之间的分歧，而是说当没有深入实践的情况下，还找不到对和错的客观标准时，一味地争论就不可能达成统一。争论到一定程度，还会产生思想路线上的分歧，最终影响到国家的有效控制。而有了实践结果，让事实说话，人们就容易信服和统一思想，从而也有利于国家对改革的控制力。
二是加强社会管理。邓小平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对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对于治理和整顿问题，邓小平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379、377页。）中国是一个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基础和自然环境差别比较大；中国的人口也比较多，人口内部综合素质的差异也很大。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相对增多。加强社会管理，及时解决社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保证中央政权有很强的调控能力。保持和提高中央的控制能力，这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首先是政治控制能力。中央通过其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党员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掌控改革的进程，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次是财政控制能力，这是政治控制的经济基础。中央要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其他必要的支出，以支持改革的发展。1980年以来，国家的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中央对地方的分配关系，先后实行过“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大包干”三种体制。这些以包为主的财政体制，对激励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制约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1992年，中央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26.7%下降为16.6%；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38.4%下降到28.1%。中央财政的赤字加大，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国家财政的协调功能减弱。对此，中央果断决定，从1993年开始实行分税制，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统一按税种划分收入。1994年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就由1992年的28%上升到55.7%。（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第870页。）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六、启示
通过对中国初期改革持续发展原因的政治分析，使我们得到进一步的启示，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要深入持久推进，应做到“五个统一”：
第一，坚持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的统一。这是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主要途径。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内部差别大，人们的要求也千差万别，只有用理论统一人们的思想，才能步调一致，实现既定方针。理论创新，就是将理论同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尊重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用实践来检验、丰富、完善我们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影响理论创新的因素有二：一是认识不端正，脱离实际，看不到理论创新的重要；二是主观不愿创新，主要是受既得利益的牵制，希望维持现状。为此，一方面，要坚持系统的学习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另一方面，要完善制度，防止利益集团阻碍创新，为创新注入动力源泉。
第二，坚持思想教育和满足物质需要的统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人们过于贫穷、需求旺盛等特点，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当经济发展了，防止“精神懈怠的危险”（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其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加强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对“德”加以发扬和改造，最重要的德，就是认真遵守法律和制度。二是处理好优良传统和现实需要的关系。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度，兼爱、仁政、重德、崇孝、尚情、追均，都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本质是和谐，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光荣传统，包括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等等。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全球化使这种竞争近乎白热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崇高的精神追求，显得更为珍贵。
第三，坚持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的统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具有很强的协调和动员能力，可以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办大事，有着极高的发展效率。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监督和制衡机制不够健全，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衡是个薄弱环节。因此，在自律机制的基础上，要强化他律机制。他律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等。“把党内监督与各方面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实效。”（《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71页。）建立和加强专门监督机构的建设，完善专门监督机构的职权，提高专门监督机构人员的素质等，都是完善他律机制的重要途径。
第四，坚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统一。改革同开放的紧密结合，自然涉及到如何对待其他国家的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江泽民强调：“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8页。）例如，较之西方的选举制度，中国虽然缺少西方大选举的传统，但却有着自己的优势：一是深厚的协商传统，中国人“选举不用投票，而是用社会慢慢赞同的程序”；二是深厚的平等观念，中国人“明白公平，不趋于极端。这些性质，在民治国家中都是很重要”（﹝美﹞保罗?S?芮恩施：《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3页。）；三是深厚的秩序传统，中国人“更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所形成的秩序”（张维为：《中国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将协商、平等、秩序等观念同选举有机地结合，符合我们现在的国情。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程度，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促进这种结合的有效途径。
第五，坚持国家控制和尊重个人、团体、地方权利的统一。我国的改革是由党和政府启动的，保持党和政府对改革的有效控制，是改革发展的基本保证。但同时必须保障个人、团体、地方的权利。一是可以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改革的发展注入活力，有利于持续发展；二是可以保证改革不出现大的挫折；三是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尊重个人、团体、地方的利益，最主要的工具就是法律。以法律形式将各方面权利明确下来，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是我们应遵循的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