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主旨是概括总结党在前一阶段的工作，向全体党员阐明今后党的工作方针，并对未来进行展望。它通常是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是夺取新胜利的思想武器，是继续开创伟大事业新局面的行动纲领，是新阶段党的自身建设的行动指南。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笔者对此前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进行了一些梳理和研究，旨在帮助读者加深对党的政治报告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更好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努力奋斗。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发展

    在党的历史上，被冠以“政治报告”的文献屈指可数。

    1926年10月11日中局会议的文件被冠名为《中央政治报告》，这是一份介绍全国政局、通报党的对策的文件。该文件最早由1926年10月13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刊印。

    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在中央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被冠名为《政治报告》，报告指出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存在的各种危险倾向和几项挽救的策略。

    1927年1月8日，一份副题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的文件被冠名为《中央政治报告》，该报告被刊印在《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仅有两个在标题中有“政治报告”的字眼。八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报告这个环节，有的是工作报告，有的是修改党章的报告，有的是军事报告，有的是组织问题的报告，等等。通常，这些报告中有一个主要的、重要的报告，被党史理论界称为政治报告，但不是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报告都称被为政治报告。

    一大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会议第一天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作报告，大意是：1.国际形势；2.第三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3.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马林很善于言辞，报告的时间很长。马林的报告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作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政治主张的报告，这个报告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1923年6月，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第一天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他着重谈了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这个报告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四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陈独秀在四大、五大上的报告都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这是第一份被党史研究界称为政治报告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报告。此后，各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报告都被称为政治报告。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会中的主报告，有时也被称为政治报告。例如，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中有许多报告：9月30日上午，项英作关于新四军工作报告；9月30日下午，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10月2日至3日，朱德作八路军工作报告；10月4日，贺龙作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10月7日，罗荣桓作关于晋西工作报告；10月8日，杨尚昆作关于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以及晋西南工作的报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10月15日，张闻天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11月1日，康生作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11月6日，刘少奇作党规党法的报告。这诸多报告中，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被称为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分为8个部分：1.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2.抗战15个月的总结；3.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4.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5.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6.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7.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8.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报告是这次会议所有报告中最重要最全面的一个，称为政治报告，当之无愧。

    六大、七大的政治报告不但有书面报告，还有口头报告的部分。1928年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早在4月间，他已写成一个书面报告。在口头报告中，他只就书面报告未展开的意思，加以阐述和补充，分为5个问题：1．中国革命问题；2．过去的教训；3．现在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4．革命形势；5．党的任务。口头报告长约7万字，讲了9个小时。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向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后，无一例外地出版了单行本。六大政治报告单行本与报告原稿略有出入，题目作了一些改动，文字也作了删改。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建议六大决议的通俗化宜从速进行，由一些同志做些通俗地宣传六大决议的工作。他自己也动笔，撰写宣传六大精神的小册子。不久，一本6万字的通俗读物写出来了，书名叫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由中央出版局1928年出版。这本书开门见山，第一段文字就把读者紧紧抓住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倒清朝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便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痛苦。辛亥革命，并没有打倒官僚军阀，平民仍旧是受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更加剥削中国的工农。这是为什么？说起来，原因很多呢！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出版单行本时，仅署报告人的名字。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撰写

    由于战争年代的限制，六大、七大政治报告多是领导者个人智慧的体现。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对大会代表的选举进行部署，六大的筹备工作启动。1928年4月，瞿秋白写成一个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约10万字，分为3章：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

    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为这个报告费了很长时间，对文章中的措辞都进行了仔细推敲。对国民党如何措辞，毛泽东曾考虑半年之久。“是否采取绅士腔调如同招待新闻记者那样?那时我们的名誉很好，可是斯坦因、福尔曼对我的谈话就很不满意，那种腔调有一很大缺点，即不能说透问题，不能揭破蒋介石。或者如同苏联的态度那样?这也不适当……那末，是否像《解放日报》那样?也不好，《解放日报》可以那样说，但也并非天天说，我们的负责人就不宜于那样说。我在这个报告里面批评了他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有希望，虽然只占一分不足。这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会犯错误。对国民党抗战成绩我没有多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的独立性更强了，但对蒋介石仍留有余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多地融入了集体智慧，有的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委员会，有的成立了报告起草小组。无论是报告起草委员会，还是报告起草小组，都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例如，195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名单。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起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起草都是由起草组（或起草小组）完成的。例如，2006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十七大报告起草组。12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胡锦涛总书记担任起草组组长，刘云山、曾培炎担任副组长。起草组的成员，有来自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军队的负责同志，有地方领导干部，也有专家学者。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把起草过程变成广开言路、集中智慧、凝聚共识的过程，这是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重要经验。例如十七大政治报告稿在10个多月的起草过程中，胡锦涛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6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2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报告，审议修改报告稿。主题、框架、初稿；调研、讨论、修改……在近10个月的时间里，起草组共召开10次全体会议、40多次工作班子会议，连同小组会议在内，各类会议总计100多次，对报告稿反复讨论、认真推敲、精心修改，先后正式改稿50多遍。中共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就党的十七大报告议题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但有的政治报告中的内容并不能达成一致，例如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时，是应当以全面推进改革还是以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中心内容，就存在分歧。胡耀邦认为，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的形势下，必须在经济体制方面已经进行初步改革的基础上，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开创新局面，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政治报告以此为核心，予以强调，是适宜的。但是，报告组主持人却要强调调整，坚持要在政治报告上写明：“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他只把胡耀邦的上述重要观点附带在后面，以“同时”连缀起来。胡耀邦对这种表述是不满意的，但是他的意见被拒绝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召开了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1969年召开的九大和1973年召开的十大。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充满了斗争。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九大政治报告）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很深，他是不会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合作的，更不会与张、姚二人共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因为经毛泽东提议，由中央正式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起草人的名单中，陈伯达名列第一位，毛泽东后来又指定他当起草小组组长，因此，陈伯达下决心自己干。他把张、姚二人甩在一边，自己找了几个助手，由他自己构思，自己写作。由于张、姚是被列入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名单的人，他们当然不甘被冷落，于是，他们多次主动找陈伯达，要陈伯达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起研究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陈伯达干脆向他们挑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最终，九大选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政治报告稿。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报告人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由谁来作，是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的。政治报告通常是由时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来作，有时是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党内职务高、威望高的人来作。六大的政治报告是瞿秋白作的。1927年5月瞿秋白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6月增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议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中央的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1927年11月后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不久即被制止。

    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9月下旬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决定，中央及时电告了常驻武汉同国民党上层搞统一战线工作的王明。王明权力欲望极高，他致电中央说准备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不过政治报告要由他来作。王明深知，谁作会议的政治报告，就意味着谁是第一把手。王明很懂得这一套，非力争不可。中央电复王明：你来延安开会极好，谁作政治报告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你先准备也无妨。这样，王明才离开武汉，乘火车到西安。到达西安又停了下来，觉得作政治报告之事尚未敲定，即电告中央，提出政治报告由他作才能来延安，否则就回武汉去。中央电复王明还是到延安后再商量，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告内容后再定。就这样，王明才勉强来到延安。

    七大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作的。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7年写出《实践论》《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193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938年写出《论持久战》等著作，为党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1940年5月开始主持中央工作。1943年3月被推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为书记处主席。194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年在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军委主席。

    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作的。1939年8月，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它与后来撰写的《论党内斗争》等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1943年3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1945年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49年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5年9月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

    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扩大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刘少奇、邓小平。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2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取得了中央常委第二号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以后即不再提及。1969年，林彪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副主席，并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进党章。

    十大的政治报告是周恩来作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5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1971年9月，林彪出逃死亡。1973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销林彪、陈伯达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这样，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剩下3人，毛泽东、周恩来、康生。

    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华国锋作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自1976年2月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任国务院代总理；1976年4月7日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继任国务院总理。

    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胡耀邦作的。1980年12月，胡耀邦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工作，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华国锋请求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未获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赵紫阳作的。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推选赵紫阳代理该职。1987年11月，赵紫阳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政治报告均是江泽民作的。江泽民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最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11月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任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当选为国家主席，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1997年9月继续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任中央军委主席。1998年3月继续当选为国家主席，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2002年11月继续任中央军委主席。2003年3月继续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2004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十七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作的，这是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的首份政治报告。胡锦涛在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2003年3月，当选为国家主席。2004年9月，兼任中央军委主席。2007年10月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任中央军委主席。

    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内容

    作角度来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具有一定的模式化的特点，所以通过分析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使用词语的变化，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特征与变化趋势。

    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进行了自我批评，也希望代表们批评自己。在批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时候，瞿秋白提出了“共产党内的枪杆子主义”的问题。瞿秋白痛感于自己以及党的一些领导人既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又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对于革命造成的损害。报告指出，一个党，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只有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胜利和成功，而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革命理论将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更好地指导革命运动的前进。

    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共分为5个部分，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党必须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为此，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完整地制定了现阶段的具体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强调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同时提出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报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党要保持和发扬这些作风，更好地团结和率领全国人民，完成党的战略任务。

    六大、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前召开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七大则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日战争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党的八大于1956年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报告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报告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69年召开的九大，林彪作《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1973年召开的十大，周恩来作《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报告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等，这就全面肯定和继承了九大的错误，使“左”倾思潮延续下去。

    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华国锋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政治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一，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第二，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第三，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报告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8项主要任务，要求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年内初见成效，3年内大见成效。

    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在改革开放前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八大的正确路线很快被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并且在九大、十大、十一大上得到确认，得以延续，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题目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报告共分为6个部分，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新取得的经验，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报告从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

    十三大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是政治报告的题目。报告共分为7个部分，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指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根据这个理论，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据此，报告分别提出了发展经济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中的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诸方面的基本方针。

    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江泽民向大会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十五大于1997年召开，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政治报告共分为10个部分，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为10个部分，报告号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胡锦涛作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共分为12个部分。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报告提出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整个报告的主题也就是大会的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过6次全国代表大会。6次大会的共同的主题词有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建设。对比新中国成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召开的3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时代主题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