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似巨岩碎大涛”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约”。中方早就提出了恢复邦交三原则，即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田中上台后，甘冒政治与生命的危险，优先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他派自民党老资格议员小坂善太郎率各派议员访华，以最终协调统一党内意见；同时派执政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去台湾安抚、摸底；然后自己来华谈判，最后解决问题。田中首相承认，谋求复交，就只能取消同台湾的官方关系，可是不愿造成混乱，不愿视与台湾“建交、缔约”并宣布双方“战争状态的结束”从一开始即为非法。田中还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现实困难，并予以照顾。大平外相也表明对复交三原则并无任何异议，但日本政府是“日台条约”的当事国，负有责任，如果完全接受中方见解，等于多年来一直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方希望找到符合其立场的表达以维护日本在台利益与人身安全（当时日台年度贸易额有十几亿美元，日赴台每年18万人次，台赴日每年5万人次，在台日本公民共3800人）。随后，在两国外长谈判时，代表日方做主旨发言的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还从法律的角度讲述了所谓“日台条约”以及“战争状态结束”、“赔款已经处理完毕”的“合法性”。
　　有鉴于此，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表达方式、内容，就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最大难点，谈判的气氛也一度趋于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密切关注谈判进程的周总理，把握大局，有刚有柔，表现出了原则上的无比坚定和具体方式上的灵活性，推动着谈判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针对谈判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难，周总理在与田中首相会谈中首先肯定、称赞田中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与勇气，对田中表示理解我复交三原则以及一旦和中国建交即与台湾“断交”、“日台条约”也随之失效的说法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对日方面临的困难予以照顾，而不是相反。周总理指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而不是拘泥于法律条文来处理问题才是正确的。
　　接着，周总理极为严肃地批驳了日方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在发言中死抠条文不放，把“旧金山条约”、“日台条约”都拿出来作为依据的错误说法：“显然是无视事实的，本末倒置，也不符合田中、大平对复交的意愿和精神。”
　　联系到日本对华赔偿问题，周总理说，遭受日本侵略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大陆。我们是从友好大局出发，也不想使日本人民负担赔偿之苦才主动放弃赔款要求，而已经被中国人民推翻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当时就已无任何资格代表全中国，他所谓的“放弃”只是慷他人之慨。日方如今还死抱着“蒋介石已经处理完毕”，因而认为不必再提、也不领情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惊诧和愤慨，完全不可容忍”。
　　周总理的发言，义正词严，有据有利，令日方无言以对，也让我们这些参与谈判工作的人深受教育。
　　听了周总理的话，田中首相当场表示，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方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田中表示愿意继续考虑中方的意见并同意由外长继续开动脑筋，磋商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合适措辞。
　　针对周总理的严肃批评，在双方会谈结束后，一回到钓鱼台宾馆，田中便把外务省官员叫到自己的房间，严肃地对他们讲道：你们受过高等教育，都是很有学问的，不要钻牛角尖，靠你们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和办法，责任由我来负。
　　众所周知，田中首相曾经多次对人讲过对周总理的深刻印象和钦佩之情。此次来华，在与周总理直接对话、接触以后，他曾在宾馆白纸上写出了如下评价周总理的诗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对周总理发自内心的由衷敬佩跃然纸上。
　　在中日最后一轮首脑会谈时，田中告诉周总理，他已经明确指示大平：《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立即对外宣布中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日台条约”也随之废弃。他还向周总理保证：日本不支持“台独”，对台湾无领土野心，日后如对台有什么举动，愿向中方打招呼。双方还同意暂时搁置钓鱼岛的争议。
　　周总理称赞田中为实现中日复交所作的贡献。他说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此次田中首相来华已经体现了中国古语“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周总理特地把《论语》中的这六个大字题赠田中，以示中日新关系从“言必信”开始，日方要吸取过去半个世纪的教训，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开拓两国关系。田中深为感动，也以东方人特有的方式做了回赠，挥笔题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六个大字。这是出自日本飞鸟时代当政者圣德太子之口、曾经载入日本旧宪法的一句话。田中以此表达他恪守信义、履行承诺的心愿。

    绞尽脑汁“苦汗泉”
　　9月27日上午，田中首相在姬外长陪同下游览长城，大平外相随行。两位外长在往返长城的路上也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一直在就《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表达等进行商谈。大平谈了在前言中加入理解复交三原则和关于“结束战争状态”以及两国“尽快”交换大使等问题，并表示当晚提交日方最后对案。此次赴长城途中两国外长的对话，成为日程之外追加的外长非正式会谈。
　　9月27日夜，中日两国外长举行第三次正式会议，在两国首脑会谈达成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敲定符合双方立场的联合声明。双方谈判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两位外长就“结束战争状态”、复交三原则和台湾问题的表述进行最后的商定。
　　对于几个关键问题，经过对双方所提方案、对案的讨论和比较，中日双方基本达成协议：“我方同意在日方表述理解与接受复交三原则的前提下，联合声明中可不提及‘日台条约’、避开‘确认战争状态结束’字样。”
　　鉴于此，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双方同意在正文中以“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取代“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表述。而在前言里写明“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原来我方方案正文里“不正常状态”前还有一个“极”字，大平认为“极不正常状态结束，容易造成尚有某种程度上不正常的误解，莫如换成‘迄今为止’”。我方接受了这一提议。
　　关于台湾问题，日方认为：日本是《波茨坦公告》的当事国，在台湾问题上接受和签署的是这一公告。对于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日方认为自己并不是当事国。最后经过协商，双方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达成妥协：首先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写明：“日方在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邦交正常化。”然后在正文里写道：“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充分理解与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该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款，必须完全实施”，而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应归属中国”。日方就这样以间接的方式，接受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关于我方原来所提的有关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即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日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自台湾撤销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自日本撤馆；解放台湾时，对战后在台日本团体和个人投资与企业予以适当照顾），日方认为，实质性内容已写入《中日联合声明》，因此双方没必要再搞默契与口头谅解，也免得日本国会审查，怀疑其中有什么秘密协议，反而造成日本内阁被动。
　　两国外长的午夜会谈还在紧张地继续，而周总理也一直等在办公室，随时听取进展情况和最后信息。会谈中间，姬外长两次要我出去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同意会谈最后商定的内容和文字，并指示立即把它打印成文件呈毛主席。至此，经过两国外长和有关官员的彻夜奋战，双方已经就所有的重大问题取得一致，并字斟句酌地敲定了《中日联合声明》的措辞。
　　为周总理把签
　　《中日联合声明》全部达成协议后，姬外长又当面向周总理做了扼要的汇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接着报告了签字仪式的安排。当时我们谈判班子也在场，谈到何人出任我方把签人时，周总理环视大家说：找一个年轻人嘛！而在谈判和接待班子里，我算是最年轻的了，于是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这历史性时刻，我荣幸地站在周总理身旁，与大家一起目睹、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的历史性瞬间。（摘自《别样风雨》张兵主编 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