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我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推陈出新的研究成果及最新档案资料的披露，中共八大召开的许多秘闻不断揭示出来，现撷取其中几则，以飨读者。
毛泽东为何让田家英代写开幕词？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隆重召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走上主席台。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开幕词，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毛泽东的开幕词，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阵阵喝彩。整个会场，洋溢着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的开幕词很短，不过两千多字。根据当时记录，毛泽东致开幕词时，曾34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其中有5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足见开幕词在代表们心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不仅如此，而且开幕词中的“华彩段落”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比如，“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谁都以为，这篇充满“毛泽东风格”的开幕词，一定出自毛泽东手笔。可是，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泽东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如果不是毛泽东说出“底细”，那开幕词完全是“毛派”笔调，谁也未曾想到是别人代笔。因为毛泽东是一位才高八斗的著作巨匠。
田家英由于工作一丝不苟，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得到不断的提拔。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由于田家英熟知毛泽东的著作，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从选定文章，到写作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不分巨细，他都身体力行，不差丝毫。他还是《毛泽东选集》四卷987条注释的主编。他意识到，这不是一套普通的书，是一部影响亿万人民思想的著作，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是一部传世之作。
在编辑委员会（田家英是其中一员）的努力之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二卷在1952年4月10日出版，第三卷在1953年4月10日出版，第四卷在1960年9月29日出版。田家英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这本书虽然直至1977年4月15日才正式出版，但是实际上在1964年就已经编好，并排出清样。他作为毛泽东的助手，曾帮助编辑了那本在1955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还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37首）。
毛泽东对将由自己致辞的开幕词是十分重视的。他自己的确也亲自动笔起草了两个开幕词的草稿，可是总觉得不太满意。加上在筹备八大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工作千头万绪，特别繁忙，他便委托他的大秘书陈伯达重新起草开幕词。按毛泽东的要求，开幕词要力求简短一些，简明扼要说明问题即可。文章虽短，但实际动起笔来并不好写。陈伯达为此费了不少脑筋，最后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他起草完后让他的秘书誊抄清楚，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一看便摇头，认为写得太长、扯得太远了。
可是，这时已经是9月中旬，离开幕之日只剩下几天时间了。
毛泽东把起草开幕词的任务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你来写吧。写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聚精会神写了两天时间，他把初稿抄清后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一看，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比较满意，又亲自动笔在初稿的个别地方作了几处修改和补充，然后让杨尚昆送给胡乔木、陈伯达和田家英作进一步的修改。这时，已经是9月14日清晨了，离八大开幕只有一天的时间了。田家英按大家的修改意见集中改定后，立即交给文印室打印，再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很满意，随即装进衣袋里，然后拍了拍衣袋说道：“开幕词落实了，我放心了！”
据李雪峰回忆，“主席对开幕词很满意，会议期间他曾兴奋地告诉我们：开幕词最先是陈伯达写的，我看了不行，就自己动手写了一篇，写好拿给田家英看，他说尽是标语口号，也不行。现在的开幕词是田家英写的。毛主席历来注重发挥青年人的作用，赞赏青年人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敢想敢干的精神，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个”。
八大的指导思想如何有所改变并日臻确定？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指导思想的确立，经历了不断思考、逐步明确的过程。
在确定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初步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在今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主要是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大约在1955年11月、12月间，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15年完成，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不久，他又向全党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刘少奇从1955年12月开始准备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他的准备，首先从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开始。
不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此时一直在不断深入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道路。为了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个全面的了解，毛泽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一次系统深入的大型调查研究，即开始于1955年9月、基本完成于同年底的毛泽东对新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1955年12月5日至1956年3月8日的刘少奇对32个部委的调查研究，1955年12月21日至1956年1月12日的毛泽东乘火车先南下、后北上外出沿途巡视的调查研究，1956年3月下旬开始的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向中央作情况汇报，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对工业交通各类企业的调查研究和对34个部委的系统调查研究，4月下旬至5月2日毛泽东还邀请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的党委负责人开了四次座谈会。
1956年初，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不久，听薄一波说，刘少奇在为八大的政治报告做准备，正在逐个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便兴致勃勃地建议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于是，薄一波就召集了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开始先后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34个部委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调查开始之日，正好是苏共二十大开幕之时，这两件事情碰巧赶在了一起，有几分偶然，也不免存在几分必然。
从这年2月14日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毛泽东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他几乎每天都是一起床就到颐年堂去听汇报，听汇报之前或者听完之后还要把有关材料看完，进行一番研究。在听取汇报时，他不断地思考着并随时插话和适时评论一下。
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做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
为了具体分析和综合判断，此次调查的大致程序是“先总后分，系统推进”：先由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5个办公室分别作综合汇报，然后再对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委做更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再回归全局、综合判断。
这次井然有序的调查大体上分为六段：第一段，2月14日至29日，首先是重工业口及其所属13个部门；第二段，3月1日至4日，轻工业口及其所属4个部门；第三段，3月5日至9日，交通口及其所属的铁路、交通、民航、邮电4个部门；第四段，3月13日至17日，农、林、水口及其所属的农业、林业、水利等4个部门；第五段，3月19日至4月10日，财、金、贸口及其所属的财政、商业、外贸、银行等5个部门；第六段，4月18日至22日，国家计委连续4天作了综合性总体汇报。
此外，政府文教口7个部门即文化部、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在3月7日至14日这段时间里，向中央提交了书面汇报提纲。
毛泽东当时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身体并不好，但是，他在长达8个月的连续调查研究中，特别是最后数十天的“连续作战”中，确实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工作精神。他每天起床之后就听汇报，一直听到上床休息，中间只有很少的一点闲暇时间休息。连续汇报和不断插话，使他十分疲劳，但是，他却十分幽默诙谐地自称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43个日日夜夜。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不时地插话，发表意见。各部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在这个深入系统调查研究和深层次分析思考总结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路变了，改变了过去决定的八大主要是反对右倾保守的想法，逐步形成了对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些新见解和比较系统的看法。毛泽东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确立了振聋发聩的《论十大关系》这一文章的基本思路，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也更加明确。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贯穿于《论十大关系》之中的基本思想，即是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思考，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中国自己的情况办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篇讲话，还明确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基本思想和基本方针，也就是指导八大召开的基本调子和纲。
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性文献，是毛泽东深入调查研究和深层次思考的结果。它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正当毛泽东集中精力听取各部委汇报时，传来了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会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1956年3月3日，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他们是下午1点半到达北京，毛泽东下午4点半就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取邓小平关于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3月1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讲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他在会上对苏共二十大做了基本评论。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娄子，就是讲，赫鲁晓夫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3月2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等问题。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提议，我们要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因为苏共还没有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事态仍然在发展中，我们发表声明或者作决议，就显得过于正式，因此，这篇文章要用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表明我们的态度。毛泽东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要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
与会者一致赞成毛泽东的这一提议。于是，会议决定，文章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还专门对陈伯达提出要求：一周内写出文章的初稿，交中央讨论。陈伯达领受任务之后，立即找了几个助手动笔写作。文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仔细审阅了初稿。他临时决定：不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动手，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4月5日，这篇文章最后隆重推出见报。文章刊登后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比较满意，但他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通过这个过程吸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他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在认真思索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问题。这年9月，他对前来出席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表示，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是思想仍停留在旧的时代。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但是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在此之前，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还说过：“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指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在八大前后，毛泽东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作出直接的、正面的表述，这或许表明他自认为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最后考虑成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同八大的决议，在当时是基本一致的。
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团结的盛会、第一次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会载入了史册。
何以说毛泽东是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思想原创者？
中共八大政治决议是在审议和讨论八大政治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从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宣布将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八大的决定以后，各项准备工作就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开始了。在各项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名单，成员包括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刘少奇负责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由毛泽东确定的。起初，他为政治报告提出的指导思想是：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并且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1955年12月，刘少奇还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农业合作化运动全面高涨以后，毛泽东信心大增，进而断言：“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回事情，并对我国顺利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关口充满信心。他说：“过去几个月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因此，他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全面来临之际，全党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积极迎接伟大的社会变革。他要求：“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毛泽东提出将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以后，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产生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对于苏共可能开展的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毛泽东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然而在对苏共的做法和赫鲁晓夫的报告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评估之后，毛泽东深感很有必要发表文章，就斯大林问题表明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起初，毛泽东是让陈伯达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计划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予以发表。到了发表前夕，毛泽东又将文章署名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并且特别强调指出：“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为了修改这篇文章，毛泽东花费大量的心血，加写了很多重要的文字。他强调指出：“有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毛泽东认为，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做法和观点很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但是只要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深刻分析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此，他提出：“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见贤思齐，闻恶自警。”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全党引以为戒，以苏为鉴，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斯大林问题，引发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一系列新的认识和思考。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揭开了全党从“以俄为师”向“以苏为鉴”伟大思想转变的序幕，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告诫全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为了肯定正确的，批评错误的，毛泽东在讲话过程中处处把中国与苏联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并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景充满信心。他提醒全党：“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能否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这时，在斯大林问题上，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吸取教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能够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光明前景。
此后，刘少奇在主持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初稿的过程中开始明确地以《论十大关系》作为指导思想。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也明确地谈到：“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八大政治报告的重点。从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主要重点和基本方针的形成过程来看，毛泽东是八大政治报告当之无愧的思想原创者。
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多次逐字逐句地认真推敲和反复修改。根据有关专家对现有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情况的统计：“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事实上，从1956年7月初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写出第一稿之后，毛泽东就开始直接主持对八大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从7月6日到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15日和19日他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7月23日以后，中央主要领导移往北戴河继续商讨修改政治报告。
尽管这样，到8月22日时，刘少奇提交给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讨论修改的政治报告文稿仍然长达9万多字，距离毛泽东提出的将政治报告缩减到3万字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此后，虽然继续经过反复的修改，毛泽东仍然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很不满意，仍然要求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再作修改。八大开幕的前一天，即9月14日凌晨6点，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版出来的政治报告文稿，并且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
尽管毛泽东对最后提交给八大的政治报告文稿不是很满意，但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和观点都在报告中得到了比较准确的反映。八大政治报告在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和汇集了党内党外各方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全党在认识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上取得的最高认识水平。
为何增设副主席和书记处并力推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关于这一问题，1956年8月22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作了说明。毛泽东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有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这个书记处是一个机关，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会，常委会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过去只有主席，没有副主席，没有总书记。现在设总书记，又设副主席。我们这么一个大国，6亿人口，1100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过去的几位书记（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都当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把两个打死了，还有两个，把三个打死了，还有一个，统统打死了，还有个总书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此外还在必要时设名誉主席。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同志为总书记。因为他已经是总书记了。秘书长是什么呢？按照外国字，就是总书记。
在9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就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等问题再次讲话：“我在这里还谈一下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为好。”这样做的“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接着，毛泽东连着用了七个“比较”，宣传邓小平的优点，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而且“这个人也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在讨论中，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讲了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这就是“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关于中央领导机构，之所以要增设副主席、设立书记处，除了以上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鉴于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对此，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作了进一步说明：“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在八大闭幕的第二天，即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其中，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由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和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