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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形成探论
日期：2012-09-21 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宗成康
[摘要]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形成经过了三个阶段：1921年7月至1927年8月，是党建思想的产生期，着力于组织建设，其关键词是发展；1927年8月至1935年1月，是党建思想的发展期，思想建设得到重视，但受“左”倾错误影响较深，其关键词是改造；1935年1月至1939年，是党建思想的形成期，扩大和巩固党成了这一阶段的关键词。其中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共产党人》杂志撰写的发刊词，鲜明地提出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建党，这是党的历史上所没有的，应视为党建思想形成之标志。
[关键词]党的建设思想；古田会议；《〈共产党人〉发刊词》；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设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形成时间，目前学术界认识并不一致，一般将古田会议决议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而将党的七大看作是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通过查阅相关史料，笔者认为，党建思想的发展事实上经过三个阶段，到抗战初期，党建思想最终形成。
一、1921年7月至1927年8月，党建思想在发展中产生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任，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需要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尽快发展壮大。所以这一时期党对自身建设关注最多的是组织建设，“发展”成为关键词。党“提出扩大本党的口号，务使本党更加发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各支部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如何去发展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14页。。为此，党提出组织发展和思想教育的任务。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训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1924年11月中央21号通告进一步提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9页。。1925年初党的四大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更认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9页。。
党的组织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完善组织系统。党的一大纲领中提出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党的二大首次提出建立党的支部，规定党的组织系统为五级，即小组、支部、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1927年6月第三次修正党章草案，调整了党的组织系统，在全国、省、市或县、区设立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在生产单位设立支部党员全体大会和支部干事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及代表大会，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为该级党组织最高权力机关。
党在组织发展上十分重视壮大队伍，1925年党的四大指出这“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而“吾党欲达此目的，则有﹝要﹞扩大党的数量”。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80页。党要求，“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81页。入党。在发展党员时，更重视党员的阶级出身，主张加速吸收工人入党，“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3页。。党提出将有觉悟的工人直接吸收入党，“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中国人民普遍都在发展民族的感情，然工人更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不必一定要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然后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3页。，“尤其大产业工人，本是天然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4页。。为便于发展党员，党的四大第二次修正的党章，改“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81页。。
随着党的发展，党提出了建立党的组织原则和加强党的支部的任务。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作出规定；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设立纪律一章，首次规定“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7页。。1927年6月第三次修正的党章，明确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且将以往党章中关于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改为“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152页。
在发展中，党特别关注支部的加强，对支部的地位、计划、活动作了初步阐述，提出了要求。关于支部的地位作用，中央明确指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的组织”、“是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是党在群众中的核心”，“是发展党的工具”，“是党在群众中的耳目手足”，“是党的生活中心”，“是党的战斗的武器”，“是党的实际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11—612页。这说明党对支部的重要性已有深刻认识，为支部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关于支部的计划和活动，党要求“每个支部应有自己的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5页。。党的二大章程规定，党的小组每星期会议一次；支部每月会议一次。并对支部的活动作了规范，同时要求支部提高生活的质量。1927年6月第三次修正的党章草案特别列出“党的建设”一章，还专列 “党的支部”一章，这反映了党在发动群众斗争的同时，意识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及其支部建设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党已经注意到了党员的思想教育。成立之初，党注重于组织发展，对党员教育不够。1923年8月，陈独秀在党的三大报告中承认，“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71页。。为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党提出办党校、办报纸以及开展会议讨论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主张：“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5页。，“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9页。。1925年党的四大正式要求党的支部、党报和党校加强党的政策的宣传与解释：“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7页。党要求加强中央机关报《向导》、《新青年》、《劳农》(或《工农》)以及《党报》的宣传内容；抓紧编译共产主义ABC的书籍。开办两种形式的党校，即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党校的教材及党员教育的大纲，一是《革命常识》，对中国革命中最重要问题作通俗的解释；二是《党务常识》，即各种工作的组织宣传等方法原理之解释和论述，从而“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81页。。同时，计划“于各地开办低级训练班，常用党员大会作政治报告，以后随时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在工作中训练工作的同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83页。。党的五大提出在思想上组织上将党建成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札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87页。党将建设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组织上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并列提了出来，反映了党对思想建设的重视。
但这一时期党尚处幼年时期，党的建设刚刚起步，党提出并着力于党的组织建设，这是必然要求。党已经注意到思想建设，提出了建设思想上组织上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但在实际中并没有将思想建设置于与组织建设同等的地位，更没有注意到党的政治建设。到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党只以协助者的身份发动工农帮助资产阶级革命，不重视军事。192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作出决定，提出“关于军队中党员组织，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60页。。党不能抓住军队，其结果在资产阶级右翼发动叛变革命时，毫无还手之力。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党建思想尚处于产生阶段，处处显示出年幼稚嫩的特征。
二、1927年8月至1935年1月，党建思想在改造中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改造党的任务，“下决心重新造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南京政治学院图书馆藏，第34页。。“改造”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关键词，党在自身改造中发展了党建思想。但这一时期党建思想也受到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
党特别是毛泽东对党的建设路径继续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明显进展。这一时期，中央的主要注意力还在党的组织建设，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于他的组织，全在于他有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中央检讨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很明显的显露出革命营垒里组织上的弱点和缺点”。组织上的改造成为党当时最紧急最严重的问题，组织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现时第一等主要的任务”。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68—469页。中央将组织改造放在第一等位置，但在斗争实践中也意识到，革命斗争任务完成需要“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上的一致，组织上的强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为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性，中央“要求提高全党的理论程度和政治水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16页。。根据党员文化水平低的实际情况，提出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要求。中央的这些认识，对党探索自身建设的路径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指导。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对党的建设的路径认识更为深刻，进一步认识到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早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论断。所谓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也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毛泽东认为，党的农民成分居多及受各种思想的影响，决定了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红四军党内争论及思想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反映了党建思想的明显进步。决议将党的教育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作为两大问题并列提出来，成为党的建设的两个主要方面，从而突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地位。关于党的教育，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毛泽东在这里将党的教育视为党内最迫切的问题，作为党肩负重任的前提，再次强调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决议还提出了纠正红军党内的八个错误思想，以及加强党内教育的具体材料和方法。古田会议决议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为党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改造中，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大革命失败后，党总结了失败教训，认为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主要在于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好，对于陈独秀右倾错误缺乏应有的抵制，“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39页。，“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87页。。所以中央提出，“建立党的民主集权制”和“党内的民权主义”，“激发党员群众对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60页。 “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分工，打破家长制，命令制的遗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52页。。但是提倡这种做法，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导致极端民主化或“原始的民主主义化”发生。反对集权，主张党员群众不满意的政策便要改，群众不满意的人，上级要立刻撤换。这一错误倾向引起党的警觉，党的六大就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讨论，明确提出实行党内民主和反对极端民主化，认为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损害了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会议指出，“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20页。。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作出决定，“党内生活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这是民主集中制科学的解释，是党的认识的发展。8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进一步指出：“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不过讨论时要更有集中的指导、敏捷的结论，……绝对不是说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中央九月来信又说，“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86页。。这一认识是对过去错误认识的纠正，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正是在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极端民主化现象，作出了“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决定。决议从理论上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产生的来源，指出它“在于小资产阶级（小农生产及城市小资本）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339页。，并指出了它的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为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极端民主化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这一时期的党建思想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左”倾领导者对党的建设的主要注意力是在组织建设上，而将党的其他建设包含在组织建设中。认为“党的组织工作应当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代重要千倍万倍，而党的成分的改造，党员思想的改造，指导机关的改造，一切工作方法的改造，党与群众组织关系的改造，党内干部之形成，尤其成了党的组织的最严重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76—77页。。将党的思想改造作为组织改造的一项内容，降低党的思想改造的地位。在组织改造上，“左”倾领导者最为关注的是党的组织成分的改变。中国革命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民党员的增加是正常现象，但这在“左”倾领导者看来，“农民的成分突然在党内占重要地位”，“整个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手里”，这使“党的组织显然有离开无产阶级的危险”。那么怎样创造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呢？“左”倾领导者提出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中，“所谓工作中心，主要的是指产业区域和重要城市”，“以最大力量建立产业支部”，表现了浓厚的城市中心思想。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39—643页。 “左”倾领导者不是大力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而着力从组织成分上保障党的性质，显然是片面的。从唯成分论出发，“左”倾领导者要求大力吸收工人入党，主张在产业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不要经过候补期。而对要求革命的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采取排斥态度。提出“在党的发展当中，必须特别要执行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的路线，地主富农分子完全不能容许入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808页。，“对党内的富农分子乃至地主残余，一刻也不应停留的将他们洗刷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711页。，表现了对其他阶级阶层的关门主义。“左”倾领导者这些思想主张，是“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在党的建设上的反映。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2页。，从而导致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强调党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化”。这也说明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政治路线的错误必然带来党的建设偏差，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党主要是毛泽东已经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并重的基本思想，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得到了加强；但党的思想建设地位还没有为全党所把握，而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因此不能说这一阶段的党建思想初步或已经形成。
三、1935年1月至1939年，党建思想在扩大和巩固中形成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党走上正确的建党道路。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总结了18年建党的经验教训，明确号召“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扩大和巩固党，成了这一阶段的关键词。1939年毛泽东为《共产党人》杂志撰写的发刊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形成。
这一阶段，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克服了“左”的错误影响，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在组织发展上，党要求同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认为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党，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加入党是错误的。提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主张“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20—621页。指出干部问题在党组织建设中应有的地位，认为“正确的挑选干部，配置干部将决定党路线之能否实现的命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提出在斗争实践中锻炼干部、培养干部和考察干部，并确定了考察干部的标准，即“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党要求爱护干部，信任干部，分配干部以适当工作，充分发挥干部主动性和积极性。反对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付干部，以及采取打击干部的党内斗争方式。进一步阐发了民主集中制思想，提出民主选举领导机关，常委会应该是集体的工作。“重要问题应该民主决定，但工作的执行则应个人负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党的委员会必须按期开会，一切会议必须有事前的准备，会议上应该保证讨论的自由，一切重要的问题必须经过全会之讨论和决定。会议一成决定便要坚决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反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认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2页。。这就将执行纪律的强制性和自觉性结合起来。党还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认为“自我批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是改善工作的最有效的武器。它可以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警觉性，可以在错误中教育干部，可以使党内生气勃发，而不是暮气沉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54页。。可以起到“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2页。。并阐述了实行党内民主的目的，即“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这就从理论上系统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的开展方式和民主的目的。
在党的思想建设上，不仅阐述了思想建设的地位和内容，还确立了思想建设的方法和原则。党深刻认识到，“在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而思想上的一致，是通过思想教育实现的。尽管党的成分复杂，思想水平不平衡，但党的思想教育能够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21页。这就是说，“在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57页。。中央对教育的内容作出规定，“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在党的教育中，要求注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党应该注意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而与之斗争。在斗争中锻炼我们同志的政治警觉性，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他们真能拿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论去解决一切问题。只有政治警觉性与政治水平的提高，马列主义的武器的取得，我们才能征服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而保障党内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与团结”。从而在思想斗争中达到提高党的思想水平，提高政治敏锐性的目的。但同时强调，思想斗争必须注意方法，“思想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说服与教育，而不是打击”。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63页。 “对于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的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轻易的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免不了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争中求锻炼，是改正错误的最好方法。”党认为过去“左”倾错误统治时期过火的思想斗争倾向是错误的，以思想斗争为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用教育与说服去推动工作，在斗争中带着浓厚的宗派主义成分和成见，党内没有相互平等讨论的自由，这种倾向必须坚决克服。对那些无法进行思想教育的人作出组织处理是必要的，但组织处理并不是目的，处理是手段，“一切必要的党内斗争与组织结论，仍然是带着对于本人与全党的教育性质”。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21—622页。通过组织处理，达到教育自己，教育全党的目的。党确立的思想建设的地位、作用、内容方法和原则，是我们党进行思想建设的科学遵循。
党在这一时期已经认识和把握政治建党的规律。所谓政治建党，即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并运用路线和政策去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党已经深刻认识到政治路线的正确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21页。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团结的保证，“团结的基本条件……一致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21页。。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凝聚人心，团结一致去奋斗。
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共产党人》杂志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毛泽东总结了党18年的历史，认为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党成功与否的关键。“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页。大革命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因此获得了大革命的阶段性胜利。而这一时期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使大革命遭到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有了大革命时期的经验，由于对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进一步了解，由于党的干部更多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党胜利进行了10年土地革命斗争。然而，这一时期党犯了三次“左”倾错误，这些错误“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正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教训，“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从政治上建党，“以上这些教训与成功，给了我们在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一致”。鲜明地提出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建党，这是党的历史上所没有的。毛泽东号召，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13页。。《〈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标志党建思想已经形成。
在这一时期形成党建思想不是偶然的。遵义会议后，随着新的形势发展，党逐步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党的思想。1937年5月，刘少奇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党的“政治上原则上思想上真正的一致”《刘少奇选集》上卷，第68页。的要求。1939年5月，罗瑞卿在《抗大工作的检查总结与今后方针》一文中主张，“必须坚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第546页。。1939年8月，中央根据党组织发展的问题及面临的形势，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56页。。遵义会议后，党吸取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建设，经过三年的建设，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宣布：“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3页。由于当时“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3页。，党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党的问题，如果没有明确而正确的党建思想，提出和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想象的。党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初，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是30年代后期的抗战初期。但不管怎样，将40年代中期党的七大作为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形成的标志，是怎么也说不通的。
〔作者宗成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