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历程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一个重要阶段。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手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此过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得以积累经验、发展壮大。在此期间，许多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担任高级职务。他们的很多活动，都尘封在那发黄的国民党历史档案中。数十年光阴逝去，当我们拂去这些历史档案上的尘埃，重新翻阅这些珍贵的信函手迹时，一些熟悉的名字逐渐浮现出来。本期《党的文献》首次正式公开发表的《海外保存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大革命时期的几封信》，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复制的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保存的档案中选出的。这组珍贵信件，从一个侧面比较清晰地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工作期间的一些片断。
　　一、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宣传、农民三部门的出色工作
　　人们通常认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前，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共产党是一个小党，但在当时的湖南，情况恰恰相反。1921年8月中旬，参加中共一大后的毛泽东，回到长沙即着手组建共产党组织。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人。此后湖南共产党组织迅速发展，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如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夏曦、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共产党的。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而此时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一个人，湖南国民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开展什么像样的活动。
　　毛泽东出色的组织能力获得了中共中央的认可与肯定。1923年1月，陈独秀开始筹备中共三大，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广州，同时把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这年9月，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落实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便于开展工作，国民党本部委任毛泽东为国民党筹备员，这就是本期所发文献《毛泽东关于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致林伯渠、彭素民》中所说的“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
　　在毛泽东回湖南之前，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已经接受他此前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的覃振、邱维震成立筹备组，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但这时，谭延闿开始率军讨伐赵恒惕，湖南战事吃紧，《毛泽东关于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致林伯渠、彭素民》中所讲的“政局忽又变化”即指此事。在战火中，毛泽东回到长沙，与夏曦商定筹建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9月28日，毛泽东向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和副部长林伯渠汇报了他们的计划：“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还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主任。在毛泽东等的努力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支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自此，国共合作进入新阶段，国民革命风起云涌。
　　国民党一大之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作了一段时间。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筹备即将于1926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此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汪精卫政事繁忙，特委派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本期发表的文献《毛泽东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致中央秘书处》中毛泽东所说因病“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州疗养”，说的就是他在代理宣传部长任内的事情。
　　但此时，国共合作形势发生突变。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 “中山舰事件”；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位任国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务的毛泽东将工作重心集中到农民运动上，出任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农讲所）成立于1924年7月，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农讲所先后共举办六届，平均每届学期三至六个月，主要目的是调查广东的形势和派毕业学员作为特派员到农村工作。鉴于前五届学员主要来自广东，毕业后也大都分配在广东开展工作，第六届农讲所扩大了招生规模和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3日正式开学，327名学生来自全国20个省区。因为学员人数大大增加，以广东一省的财力很难再提供大笔经费支持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所以毛泽东于1926年9月17日给农民部秘书陈克文写信，特别提醒：“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但对毕业学员返乡路费不足，则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以保证他们及时回到基层开展工作。
　　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于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后到武汉，又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次年3月，他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随后“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时年34岁的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二、周恩来：留学海外的革命家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有这样一群曾留学海外的人物，他们20岁左右赴法勤工俭学，在欧洲学习、工作，并投身革命运动。他们的名字在中国现代史上熠熠生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陈延年、李立三、李维汉等等。
　　这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是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1915年他们组织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广大青年赴法国半工半读，1916年又联合法国政府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众多渴望学习先进知识的青年人，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梦想，踏上了驶往法国的轮船。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轮前往欧洲。
　　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本地工人尚且大批失业，更何况这些语言不通且缺乏技术的中国学生了。加上主管留学事务的“华法教育会”以经济拮据为由，在1921年1月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们脱离经济关系。生活陷入绝境的中国学生们忍无可忍，几次在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就在此时，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录取勤工俭学学生。为了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留学生们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通过与校方谈判、游行甚至占领校舍等方式奋起抗争。在北洋政府的威胁和法国地方警察局的镇压下，这些抗争均以失败告终，但学生们的革命意志更坚定了。革命潮流在涌动，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青年在悄悄筹划成立革命组织。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在巴黎成立，赵世炎任书记，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成立后的“少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络，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定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选举产生“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
　　这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合作，共同建立民主主义联合阵线。以周恩来为首的“旅欧共青团”积极贯彻该项政策，与负责在法国组建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取得联系。1923年6月，周恩来率领“旅欧共青团”代表来到里昂，与国民党总部代表商谈国共合作事宜。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王京岐当选为旅欧支部执行部部长，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科主任。在王京岐回国期间，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
　　由于中共旅欧党、团员的加入，国民党旅欧支部人数急增，党员分布于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地，绝大部分居住在法国。为了更好地管理留法的国民党员，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巴黎成立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相当于国民党在法国的支部，任命周恩来为通讯处筹备员。1924年1月17日，周恩来出席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大会，并报告筹备经过。次日，周恩来致函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报告了通讯处筹备与建立的情况，这就是本期所发表的文献《周恩来关于中国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事致彭素民》的主要内容。
　　由于国内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广东革命政府急需大批干部，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结束近四年的海外留学生活，奉调回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之中。
　　三、刘少奇：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工人运动领袖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10月攻占武汉。全国革命重心开始由广州转移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迁都武汉。武汉的工人运动基础本来就比较好，北伐军占领后，工人运动形势迅猛发展。
　　1926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决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李立三任办事处主任，刘少奇兼任办事处秘书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10月，刘少奇抵达武汉，为全总迁址武汉做准备。1927年2月，全总由广州迁到武汉。在全总领导成员未到齐之前，由刘少奇、项英、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由此，武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北伐前夕，武汉地区有13个工会组织，到1927年初，工会组织发展到300多个，会员发展到30万余人。从1926年10月起的半年时间里，武汉工人举行了300多次罢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同一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华商总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月3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组织报告时指出：湖北尤其是武汉各工会及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同时，工会要有自己很严密的组织。就在这一天，汉口发生了一起革命群众与帝国主义势力严重冲突的事件，即“一三”惨案。
　　从1927年1月1日起，连续3天，武汉各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3时左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钟楼旁讲演，宣讲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听众越聚越多，英国租界当局十分恐慌。突然，全副武装的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来，当场打死码头工人1人，打伤群众30多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刘少奇得到紧急报告后，立刻赶往现场领导民众开展反帝斗争。当晚，在李立三和刘少奇主持下，全总汉口办事处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要求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要求赔偿死伤损失；要求将凶手即移送我政府惩办，等等。
　　1月4日上午，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前往国民政府商谈，要求政府立即与英方交涉，通过外交途径收回英租界。中午，刘少奇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限其在72小时内答复。会后，国民政府表示接受，并与英方交涉。
　　1月5日下午，30万武汉市民从四面八方向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汇集，举行追悼“一三”惨案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刘少奇站在队伍前列，和各界群众一起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向英租界行进。刘少奇带领工人纠察队奋勇在前，冲入租界，在英国巡捕房的屋顶上很快升起了中国国旗。被英国强占了几十年的中国领土，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本期发表的刘少奇致李立三、陈群的信中描述的紧急状况，即指此时的局面。
　　革命群众与帝国主义的冲突并没有结束。1927年4月3日下午，日本水兵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付车钱，反而打伤车夫，又将闻讯前来救助的另一位工友刺死。附近群众闻讯赶来，同日本水兵搏斗，当场捉住几名肇事者。这时，停泊在长江的日本军舰水兵大批登岸，对中国民众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民众数十人。这就是本期发表的文献《刘少奇关于呈请发资安葬“四三”惨案烈士致薛修》中所说的“四三”惨案。
　　4月4日下午3时，武汉各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代表全总在会上报告了“四三”惨案的情况。晚7时，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刘少奇报告了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的有关情况。会议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团结起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同胞的惨杀，取消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4月9日，全总再次召集代表大会，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杀，反对妥协。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行为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
　　四、殊途同归：青年革命家汇聚
　　国民革命洪流中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最年长的代表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只有19岁，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恰巧的是，毛泽东那一年刚好28岁。以后改变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些青年革命家组建起来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刚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分别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部门工作过，各项工作均开展得有声有色。到大革命失败时的1927年，毛泽东34岁，此时，他已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者，成为中国革命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1920年，周恩来远涉重洋。在欧洲，他度过了从22岁到26岁近四年的岁月。当他去欧洲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到他踏上归国征途的时候，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1927年，周恩来只有29岁，等待他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洪流。
　　1922年，24岁的刘少奇开始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与工人运动的不解之缘。不久，他到江西安源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后来又在上海、广州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到1926、1927年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时，刘少奇已成长为赫赫有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革命潮流，浩浩荡荡，吸引着各个方面的革命精英投身其中。在这些青年革命家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朝着光明而胜利的方向不断前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10 & ZD047）《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在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茹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馆员，北京 1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