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他在论述党的建设部分时又特别强调指出：“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上述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1991的苏东剧变标志着世界格局的激烈变动，从而催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这一突出矛盾，从而加剧了在世界范围内穷人愈来愈穷愈来愈多、富人愈来愈富愈来愈少的收入和财产占有的贫富两极分化。从一定意义上说，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1991年苏东剧变的必然产物。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也必然进一步推动世界格局激烈而又深刻的变动。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主要大国政府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相互间更加密切合作，探讨拓展原有或新建立不同层次的大国集团协商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以寻求共渡国际金融危机的“良方”。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美国相关人士先后提出“中美国”和中美“两国集团论”即“G2”的概念。“中美国”意指世界上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G2”意指中国是一个逃避经济责任的超级经济强国，有必要通过G2这样的双边机制，规范中国的经济行为。无论是“中美国”还是“G2”，都并非是指美国与中国分享共同治理世界的权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性质与本质决定，我国不能谋求世界霸权。2012年5月3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表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调”C2。这既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表示了反对，又表明了我国不谋求霸权的原则立场，还传递了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合作的意愿。此后，美国与英国相关人士又提出了G3，即美国有军力和购买力，中国有资本即巨大的外汇储备和便宜劳动力，欧洲有规则和技术，三者合作以共同拯救国际金融危机。G2、G3的提出，从一个侧面诠释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战略，也明白无误道出其对我国的需求之处。G2、G3的提法虽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这并不影响实质性的相关协调与合作。原有的G7、G20都在发挥着既定的特有作用。不过，G7将继续力图主导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并承担起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的一些重要使命。而在G20中，以美国为首的G7则希望其中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今后更多地承担起做替G7负责任的国家的角色。金砖五国将会继续合作，但这五国特别是其中的印度将会被G7强烈牵制和分化。G7还有着虚化东盟10＋3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强烈意愿。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可能被不断赋予实质内容，在特定条件下，亦有可能担当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北约”角色。现在国际国内都有人担心出现G0这样一个“无极”的“四分五裂的世界”，认为这是一个“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新的黑暗时代”，这个时代将“更加危险和动荡”。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二三十年内，还看不到G0这一世界格局的出现。之所以作出这一估测，主要是现在处于并可能在相当一段时日内仍会处于“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
这不仅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着较为强大的经济（包括金融）及军事等硬实力，而在国际规则制定、意识形态操纵等所谓的软实力上目前也没有出现能够真正与之抗衡的强大对手。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且在向纵深发展，从其所欠的国际债务看，美国政府已经破产，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有很多和很大的调控空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将会运用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直至包括政治的最高手段战争来为其经济服务。因此，一般来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不会很快衰落。即使衰落，亦可能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但作为帝国的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有明显的衰落，并更多地需求欧洲、日本等诸国的配合才能延缓其衰落的进程。随着世界各种各类基本矛盾的积累与发展，2050年前后，极有可能出现与美国为首的整体西方世界相比肩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个世界，如果能真正出现G0，这才是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复兴的大好时机。当然，我们也要高度警惕在特定条件下几个新帝国同时出现而独缺社会主义大国强国这一极的“多极化”，进而由新帝国主义国家来重新瓜分世界，重演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和平、发展、合作无疑仍是当今各国的普遍愿望并在当下是实际存在的主要潮流。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一是和平、发展与合作，这三者在一定条件下有着内在的高度统一性，但又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三者之间不是并列关系。战争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平与发展也有着不同的性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力图实现它们治下的和平，以求得它们在和平条件下的发展，以保障资本主义制度万古长存。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定条件下的和平是一定主体希望达到的状态，一定条件下的合作是一定主体采取的手段，而特定的发展才是一定主体希望达到的目的。在人类社会达到大同世界之前，和平与合作，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讲，都应有特定的内涵，都不会为和平合作而和平合作，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发展这一根本目的的。
二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南北各大国之间，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增强，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主流。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有48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以及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非合作论坛。这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的重要成果。中非各个层面的合作正在深化。2012年7月19—20日，我国和50个非洲国家的外长和负责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在北京又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据统计数据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中非贸易额从1950年的1200万美元跃升至2010年的1296亿美元，2011年更突破了16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可以预言，只要战略制定及实施正确，中国与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的合作一定会出现我们所期待的新局面。这必将继续为我国在新世纪经济的加速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逐步地不断削弱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逐步地把我国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落到实处。
三是和平、发展与合作的背后是竞争、博弈直至较量。因此，以斗争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则和平、发展、合作存，以妥协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则和平、发展、合作亡。我国宜充分利用当前前所未有大好机遇，通过最大限度的合作，正确应对世所罕见的严峻挑战，以实现我国的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但也决不能排除采用果断的其他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反侵略战争来坚决维护我国神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局面。有此决心、信心特别是充分的思想、物质和军事准备，才能真正维护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与此同时，也要充分看到，在未来二三十年，世界各个大国、各个战略集团相互合作、竞争、博弈、较量的结果还很难说一定是什么结果，各种可能性都有，极有可能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巍然屹立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较大复兴，当然也不排除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的发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难，世界社会主义跌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不管上述哪一种前景出现，目前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这就是历史的车轮已开始驶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前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
这是因为：
第一，世界经济已经步入较长时期的衰退期。随着苏联亡党亡国，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始于撒切尔和里根时期的“全球私有化”浪潮正将世界经济引入绝境。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近1/4的国民收入。全球范围内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几乎都是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的根本标志就是主权债务和财政赤字都在急剧增多。2011年美国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分别逼近100%和达到11％。而2011年欧元区17国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平均值分别超过87%和6%。至2012年财年底，日本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32%和超过10%，都远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和3%的红线。全世界范围内广大民众的有效需求都在急剧减少。随着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和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根本矛盾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必然将进一步衰退，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将进一步复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根本制度之间的竞争、博弈和较量，将是十分长期的、激烈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残酷的。
第二，更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后头。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应对危机的主要举措从财政货币政策上看，要么紧缩财政开支，要么实行货币扩张；从直接增加临时性财政收入上看，出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为政府还债筹款或减少必要的政府补贴。以上举措，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可以局部、暂时缓和矛盾，但均是在较长时段内在为全球爆发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准备条件。从紧缩财政开支看，其直接后果是减少社会有限消费，进而加重社会失业，导致更多的企业倒闭，从而进一步推高失业率，引发社会动荡。如希腊、日本等国目前采取了直接削减公务员工资等。从实行货币扩张看，在采取几轮货币扩张政策之后再大幅货币扩张，其直接后果是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普通民众积累的有限财富锐减，同样是更多的企业倒闭，进而推高失业率，引发社会动荡。从出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为政府还债筹款或减少必要的政府补贴看，其直接后果是私有资本或外资资本更多地掌握原来国家掌控的事关国计民生的水暖电气公共交通等战略企业和土地、矿山等资源。贪婪是资本的本性和生命且无孔不入。等资本控制这些企业和资源后，将会设法从普通民众那里榨取更多的劳动和财富，进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如在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正在加快私有化进程，拟在2012年9月底之前，将国有天然气公司和气体供应网私有化。希腊政府制订的逾90%的私有化计划包括国家土地和基础设施的租用和销售。所谓正在经济转型的波兰，2012年上半年执行了159个私有化项目，其中60个已成功私有化，政府上半年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37.6亿兹罗（约合11.45亿美元）。这将进一步加剧其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从高新技术创新实现经济转型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同样是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劳动收入、增加资本收入，进而加剧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这一突出矛盾。比如，2011年富士康生产线仅有1万台机器人，2012年达30万台，2014年则高达100万台，相当于其目前工人的总数。等到全球主要产业工人都被机器所替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民众则失去工薪来源，由谁来购买和消费充斥市场乃至全球的商品？上述种种举措，非但不能解决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亟待解决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一根本问题，反而又进一步将社会上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推向赤贫，导致极少数人的暴富。当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生活濒于死亡边缘，反抗倒可能是一条生路之时，社会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了。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在陨落，但其较为强大的经济其中包括金融及军事等硬实力，国际规则制定、意识形态操纵等所谓的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仍占着统治或垄断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尽管有明显的衰败迹象，但也应充分认识其较为强大的经济其中包括金融及军事等硬实力，国际规则制定、意识形态操纵等所谓的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仍占着统治或垄断地位，其拥有多种多样的“调节”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挽救经济颓势，在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竞争、博弈中，当然会首先采用其所谓的软实力或软硬力量并用。然而，一旦采用常规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决不排除其采用非常规手段以达到最终目的。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竞争、博弈背后围绕能源、粮食、金融、互联网乃至领土、海域等各方面的较量将会出现十分激烈的局面。这种较量将可能极其残酷。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说，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存在这个战争根源不消除，战争就不会自行消失，和平也不会覆盖全球和持久。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不同阶级、民族和国家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仍在不断滋生新的战争条件，引发新的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战争。在世界格局中，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最危险：一是世界大国力量过分悬殊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讲的是此时情势。二是超级大国处境极端困难时，“困兽犹斗”的“垂死挣扎”讲的是这种情况。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危机。而战争则是政治的最高手段。必要之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必然会乞求于战争，这是它们企图摆脱危机的最后也可能是最高最有效的途径。当然，寻找恰当的代理人的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最佳选择。在当下的亚洲，其最佳的企图就是利用中国与越南、朝鲜与韩国以及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将来是中日、中印之间等，美国甚至可以重演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头卖军火来发战争财的故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应对，才能维护自己的经济政治权益，保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我们必须坚定地捍卫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能有半点的含糊和动摇，否则，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但是，在当前极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也必须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精心运筹，纵横捭阖。
第四，美国盲目自大已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保罗·克雷格·罗伯茨最近撰文说：“事实再清楚不过，华盛顿的两个政党，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只是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目的是摧毁这两个国家，还是仅仅使其无力反抗华盛顿的世界霸权”。（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世界能够在华盛顿的盲目自大下幸存吗？》，西班牙《世界报》2012年7月1日）人们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常常也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先生关于华盛顿的两个政党，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一判断，笔者深以为是。至于美国的目的是摧毁这两个国家，还是仅仅使其无力反抗华盛顿的世界霸权，这要看三方的各自实力与应对互动的战略。使俄罗斯和中国无力反抗是美国的阶段性目的，而摧毁两个国家则是美国最为理想的目标。美国为了拯救自己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有可能步入较长时期衰退的经济，如果没有全球的大战略，这几乎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乌托邦。美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其主因是俄罗斯有着无比丰饶的资源和强大的军事工业，而中国则有着无比广阔的市场和正在崛起的经济实力。另外，在美国眼里，俄罗斯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正在恢复民族主义的所谓“专制”，而在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这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对美国都是致命的威胁。当然，也要防止在特定的条件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成功离间中俄关系，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首先把主要矛头集中围剿中国，然后挥师北上再进而肢解俄罗斯，以达到称霸全世界的目的。笔者深信，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绝对不会束手就擒。这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对美国这一战略目标的反抗也将会是波澜壮阔的。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终是势不两立的，二者之间决不可能实现战略目标上的共赢与和谐；两者之间的利益最大交汇与交融只是在实现我们根本目标时的合作方法和策略手段。
第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收获期可能还有3至5年最多10年左右时间。苏东剧变后，全球经济进入高速经济发展期，这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推行的结果，并有着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厚廉价的各种物质资源、十分便宜的劳动力其中包括高科技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以及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一些高污染的外资项目以推高国内GDP总量，从而增加税收、解决就业的经济发展冲动。而发达国家一方面正好把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高劳动力成本的企业大规模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其国内加速科技和产业产品创新，以不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在全球在更高层次领先经济发展潮流准备了新的战略与具体条件。从眼下看，这种对投资与被投资的双方各自都有利的合作方式还可能要持续几年时间，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特别是新兴国家的收获期可能还会有3—5年甚至10年左右。正因如此，许多有见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都在十分猛烈地抨击着新自由主义，强烈要求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壮士断腕式的改良。从一定意义上讲，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这种合作，往往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赢得眼前一时利益为代价的。一旦这一眼前利益“共赢”的收获期结束，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其实，在当下的所谓主要的新兴国家，物质资源已开始有所匮乏，劳动力成本已有所提高，投资的环境成本也在加大，部分外资已开始携带赚取的丰厚利润从这些新兴国家撤出，并向成本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外资大规模撤资之时，也将是新兴国家困难到来之时。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的所谓“经济失衡”，带来更多的全球性动荡。
第六，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世界上各种各类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将进一步暴露与激化。一些固有的民族、宗教矛盾，一些国家间的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纷争等问题都有可能激化。
在世界正处于这样一个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的前夜，会随时发生我们可以预料甚至大量难以预料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具体的战略应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情况突然发生之际，及时、正确地抓住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应对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