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老街32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着“慈居”两个篆字。不知内情的人，恐怕会想到这里也许是某某达官贵人的豪宅公馆。但从那警卫森严的气势来看，又像是一处阴森的衙门。这地方正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一部分，它的公开名称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实际上却是国防部保密局在西南的公开领导机关。
如果把特务机关的分布比作一只黑色的蜘蛛网，那么，在这座楼房指挥下的特务站、组、台、点，正像密布的蛛网似的，交织成巨大的恐怖之网，每一根看不见的蛛丝，都通向一个秘密的场所。这座阴森的楼房，就是那无数根蛛丝的交点，也是织成毒网的那只巨大的毒蜘蛛的阴暗巢穴。哪怕是一点极小的风吹草动触及了蛛丝，牵动了蛛网，便会立刻引起这座巨大巢穴里的蜘蛛们的倾巢出动。
此时，这个庞大特务机构的主持正面无表情地坐在黑色的皮转椅上，认真地批阅着公文。他是一个身材粗壮，脸色黝黑，显得精明干练，才30岁出头的年轻人，腮帮上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有着两撇浓黑的眉毛和一双不怒而威、让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黄呢军便服的领口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金色梅花。他的官衔太多，简单说来，就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侦防处长。仅仅因为军统的老板戴笠是戴着少将领章死的，所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任何军统人员不能超越戴老板的军衔，如果不是如此，他的领章上完全有资格再添上一颗金色梅花。
他姓徐，名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大冶县，祖上经营实业，家境殷实。年少时，徐远举顽皮却聪慧伶俐，据说还有过目不忘的天赋。1929年，15岁的徐远举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7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陈诚的部队，任副连长，在江西参加过围剿红军。不过，徐远举的野心并不仅限于此。他没什么背景，要想升迁，必须走特殊的方式。
1932年，他从军队脱身，加入国民党力行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直接受戴笠领导。徐远举的特务天赋在受训期间就彰显无疑。在特训班，戴笠对学习拔尖的学员会奖励一支金笔。毕业时，徐远举所有的口袋上全挂满金笔，四处炫耀。刚工作的徐远举得一绰号“徐猛子”——他太傲，开口闭口不离介公（郑介民）、戴老板（戴笠），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说话很冲。当时军统局很多人视其为“瘟神”避而远之。
1935年，西藏班禅大师到南京，蒋介石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戴季陶出面，动员蒙藏委员会的头面人物，成立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徐远举出任行署少校参谋，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39年，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军统西昌站站长。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攀上关系，过往密切。1943年，出任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晋升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1946年1月，调华北出任军统北方区区长。1946年7月，又回到重庆出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于1948年与张笃伦（时为重庆市市长）之养女耿静雯结婚。
他现在肯定还不知道，他的头号敌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下市委由于“左倾”盲动路线，将会很快赐给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包围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迫使全体人员撤回延安。与此同时，在国统区所有中共公开机构和人员也尽遭驱逐。一时间，重庆政治空气沉闷，白色恐怖加剧，中共重庆地下党的活动也陷入了低潮。
1948年2月28日上午，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正踌躇满志地坐在办公桌前。他随意拆开一封朱主任亲启的信件，不料里面掉出来的竟是一份《挺进报》，用油墨印在毛边纸上的一排大字让他目瞪口呆：“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即用电话将徐远举召到办公室。
待徐远举匆匆从隔壁的二处（重庆行辕在老街34号，与“慈居”比肩而立）赶来，朱绍良一反常态地冲他吼道：“徐处长，你看看，这是什么？前几天你不是还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重庆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近期内不可能重建吗？”
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动怒。
徐远举兜头挨了一腔呵斥，自知祸事不小。果然，朱绍良发完火后，扔给他一封信。徐远举赶紧拿起一看，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地说：“公开的共产党被赶走不过才一年时间，地下的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共产党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的一切事务丢开，务必从速将此案侦破。”
徐远举诺诺连声，答应马上去办。朱绍良立即提笔给徐远举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指令。
3月2日，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朱绍良亲自莅会，一开口就提到《挺进报》事件，沉着脸把大家全都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宪特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重庆就平安无事了，从《挺进报》事件看，地下党还猖獗得很呐！然后，他指令徐远举牵头，与有关机关会商，拿出限期破案的措施来。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一定积极配合。
三天后，徐远举拿出了破案计划。他的计划得到了朱绍良的支持，并要求徐远举统一协调军、警、宪、特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从《挺进报》入手，务必将《挺进报》摧毁，彻底打掉中共重庆地下党。徐远举手捧尚方宝剑，亲自指挥，要求各方面每天要将搜集到的情报及时上报，试图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促下，特务们四下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徐远举这一次可谓大获全胜，而为他立下头功的，便是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的组长李克昌。
此人面相和善，生就一脸憨厚相，衣着朴素，长年穿着蓝布长衫，从不西装革履，只在背街小巷的茶馆、小酒店出入，从不在舞厅、西餐馆露面。他在街上行走，人们满以为这是个十足的乡巴佬，顶多是个乡村小学的先生。而实际上，李克昌算得上是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是个极善伪装、工于心计、善于打入内线的老手。
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聪明又能吃苦，长期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重庆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情报人员。”
李克昌手下8名组员、14名利用员（即眼线），社会职业有大学生、中学教员、报馆经理、电影院舞厅的交际花，以至民主党派成员、基督教徒，可谓三教九流的人都收入网内，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他掌握的这些眼线都善于利用同乡、同行、知己、亲密者的关系，使其不知不觉落入圈套，招来杀身之祸。
早在1942年9月，李克昌就加入了军统黔江组当组员，7个月后，便晋升组长。他领导二十余名特工，四处活动，各方搜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报，致使以乡村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翁志和与匡世中被逮捕并遭杀害。1944年4月，他调任军统重庆特区情报股编辑，因编辑情报及时，第二年1月，渝特区保送他到磁器口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渝训班高干系第三期深造。毕业后升任助理督察，负责渝特区内部的防奸保密和纪律督察。1946年9月，他又升任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指挥手下二十多名特工，除参加逮捕《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公开特务活动外，主要是秘密搜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情报，先后开列黑名单，使65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相继遭到逮捕和杀害。
1947年8月里的一天，李克昌接到利用员、草堂学校学生姚仿恒密报：“江北盘溪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新近来了一个借住的青年，名叫陈柏林，他以前是邹容路民联书店的店员，书店被查封后到草堂暂住，带有许多“左倾”书籍，还有《挺进报》。此人谈话中对政府极其不满，估计是共党分子。”
李克昌马上派特务曾纪纲以失业青年面目前往江北，由姚仿恒牵线住进学校食宿，并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李克昌在给曾纪纲布置这一任务时还特意叮嘱他：“接近陈柏林后，切莫东问西问的，你要先和他建立感情，取得他的信任，有了感情后，他自然会向你吐露真情的。”
曾纪纲认识陈柏林后，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向陈推心置腹交谈，他谈苦闷、谈志向、谈追求、怒形于色地发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陈柏林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对曾纪纲有相见恨晚之感，对曾表现出极大的信任。他看到曾纪纲居无定所，为给曾节省一点开销，还主动邀请曾纪纲搬到书店里去与他挤住一室。果然，没过多久，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陈柏林开始向对国民党政权极度不满、渴望追求进步的失业青年曾纪纲吐露真情了。由此，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吕世锟的手中。
“《挺进报》是用铁笔磨尖后刻的，所以笔画很精细。油印时不用滚筒，是用竹片在蜡纸上刮，每划必显。”
“今天向先生到书店里来，翻翻书就走了。他走后陈柏林就拿出《挺进报》给王经理、潘星海和我看。《挺进报》是刚出的。重庆共产党由顾先生负责，电台安装在市政府里，《挺进报》上的一切消息，都是顾先生的电台提供的。”
“陈柏林很想与人合股开家书店，这样晚上好在书店内办报纸。消息由顾先生提供。”
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探明《挺进报》的内情，得促成陈柏林把书店和报纸办起来。你去向陈柏林表示，自己愿意把大衣、被盖卖掉，再向老乡借点钱，反正，你要表现得是尽了一切努力来帮助他。”同时，李克昌还报请吕世锟从特务活动经费里拨出500万元法币交给曾纪纲使用。
很快，民生路胜利大厦（现重庆宾馆）对面文城出版社书店换了主人，经理是王维诗，店员是潘星海和陈柏林（陈柏林也是股东之一）。由于曾纪纲是陈柏林的好朋友，也经常到书店里来，不久，便和王维诗、潘星海熟悉了。
一天，曾纪纲对王维诗说：“王经理，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在城里无亲无故，想到书店里寄食寄宿，这样好在城里找个工作。”
陈柏林也在旁边敲边鼓，要王维诗答应。王维诗虽心里不情愿，但为了照顾陈柏林的面子，只好勉强答应了。
万万想不到这是引狼入室。李克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在书店里安上了卧底。
不久，李克昌便收到了曾纪纲送回的一份情报：“陈柏林告诉我，他已经向顾先生汇报了我的情况，说我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希望组织上发展我。老顾的警惕性很高，叫他不要轻信人，陈柏林就很坚决地替我打包票。这样，顾先生就决定安排时间亲自和我见面，对我进行考察。听陈柏林说，顾先生住在红球坝山顶的铁工厂。”
当李克昌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站长吕世琨后，吕指示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但是，急于破案的徐远举却等不及了，他把吕世锟和李克昌叫到他的办公室，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已经查到綦江有一个人的笔迹，与刻《挺进报》的人笔迹完全吻合，把那人抓来，就不难查出编、印、发行《挺进报》的人来。不过，为了怕影响你们查《挺进报》，所以找你们来谈谈，通报一下情况。”
听完吕世锟与李克昌的汇报，徐远举沉默了片刻后又说：“我们先抓陈柏林、顾先生、向先生，然后再抓綦江那个刻钢板的。你们马上回去布置，曾纪纲掌握顾先生什么时候在家，就什么时候抓人。”
此后几天时间里，吕世锟每晚都去和平路姜海清裱褙铺渝组刚刚迁入的新地址，商议如何找到顾先生和向先生的住址。最后决定派利用员小龙坎教员陈桂荣和南泉新闻专科学校学生陶蜀屏去盯梢。陈桂荣紧跟陈柏林，弄清和证实了向先生的家。陶蜀屏却因神情紧张，举止不大方，差点被陈柏林识破，李克昌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派职业特务渝组副组长李芳信、组员盛登科去跟踪。很快便弄清了顾先生在红球坝家的具体位置，并且确定了抓捕方案。
“由我假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马上要离开书店，为感谢他们平素对我的好意，我决定买点酒菜在书店里办上一桌，托陈柏林请顾先生、向先生也来，如两人都来，就一并抓住，如只来一人，抓住一人后也可探出另一人的确切情况。”这是曾纪纲的建议。徐远举认为这办法好，进能攻，退能守，不会把事情搞砸。
4月1日中午，曾纪纲备好了酒菜，再三催促陈柏林去请顾先生和向先生光临吃水酒。起初，陈柏林不愿意去，经再三恳求后才答应去请客。
陈柏林一出门，曾纪纲马上把瓶子里剩下的酱油全部倒进了阴沟里，然后用水冲洗干净。
稍顷，曾纪纲见陈柏森却单独回来了，问他：“怎么，他们一个都不来么？”
陈柏林说：“算你运气好，我去时顾先生正在写帐，向先生正巧也在他那里。我一说，他们都答应了，不过，得等顾先生写完帐才能来。”
曾纪纲心中暗喜，借口上街去打酱油，马上将这一重要情报送给了装扮成修鞋匠正候在附近等消息的盛登科。盛得到这一情报后又立即转报给李克昌。这时，吕世锟、李克昌和徐远举派来的二处上校情报科科长雷天元率领的特务早已集中在附近的警察所准备行动。
吕世锟对雷天元说：“雷科长，夜长梦多，我们马上行动为好。还有，演戏就要演得像一点，曾纪纲的身份不能暴露，我们抓人时要连他一起抓。”特务们在吕世锟的统一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直扑书店抓陈柏林和曾纪纲，另一路直扑红球坝铁工厂。正在写账的顾先生被逮捕了，睡在床上的向先生被盛登科指认，也遭逮捕。特务们接着从顾先生的房内搜出进步书籍十多本，共产党支部组织纲领一本，印《挺进报》的纸一大卷，没有搜到电台，但却发现了无线电灯管两只。年仅18岁的陈柏林和向先生（向先生即中共地下党员向成义，在地下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领导下传送《挺进报》的人员）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坚强地咬紧牙关，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企图（两人均于“11·27”大屠杀中在渣滓洞殉难）。
问题出在顾先生身上。顾先生的真实姓名叫任达哉，又名任达伦。此人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工人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李答应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吸引下，任达哉成为军统渝组的利用员，李克昌将他安插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领导成员的活动情况。参加工作后，任达哉向李克昌密报过诸如《民主报》经费困难，工人闹嚷，范朴斋（川盟负责人）到重庆处理等无甚价值的情报。以后李克昌见任达哉成绩平平，便予以疏远。不久，任达哉给李克昌写来一信，说：《民主报》已停刊，我失业了。津贴不足以生活，我即日到万县另谋职业。自此后便和李克昌中断了联系。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先在四川省委工运组，后在许建业领导下做工运工作。
任达哉被捕的当晚，由徐远举和侦防课课长陆坚如亲自审讯。
当徐远举喝令特务用刑不久，任达哉开始还咬牙挺住，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招供。可是，快到天亮时，他受不了残酷的折磨，终于交待了1947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供出他的领导人是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杨清，以及《挺进报》在他手里的发行情况，和掌握的地下党员的情况，都合盘倒出。同时，任达哉还交待了4月4日要与上级杨清联络接头的重要情况。
4月4日是个星期天，下午，按照惯常的约会时间，已经叛变的任达哉在二处渝组组长季缕等特务的暗控下，早早来到了保安路（今八一路）升平电影院东邻的嘉阳茶馆。这时电影已经开演，茶客稀落。一会儿，杨清进茶馆坐下，任达哉就以打招呼的方式给特务们点水，季缕等特务从左右两边一拥而上，把杨清挟持进南面两百米处的老街32号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慈居”。
“慈居”进门是一间堂屋，堂屋左侧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为特务的行刑室；堂屋后面是楼梯，二三楼是徐远举等特务的办公地。楼梯左侧外面是天井，天井南侧是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拘留室和一道石梯，石梯坎左下侧的地下室是监狱，用于羁押刚逮捕来和从渣滓洞看守所提押来此审讯的政治犯，人们称之谓二处看守所，由二处警卫组人员负责看押。后门有一条小路可通相隔很近的重庆行辕。
在“慈居”审刑室里，任凭徐远举、陆坚如搬出老虎凳等刑具，杨清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叫杨清，邻水人，做小本生意为生，住过街楼旅馆。搜查杨清身上，无片纸只字；派特务到过街楼查询，根本没有杨清所说的那家旅馆。
歌乐山烈士纪念馆保存的B类档136卷中有徐远举解放后的交待：
“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人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待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待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间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如果落到特务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满门心思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
二处警卫组上士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想从犯人身上捞些好处。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远德的假象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请陈远德赶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收信人会给他四千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四千万法币，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
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
“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一面派出左志良率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科科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大墉、周则洵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派雷天元率特务到兵工厂、铅笔厂按图索骥，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17人。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尤其是当他看到刘德惠也被捕后，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复兴关被公开枪杀，赴刑场路上，许建业面对两侧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走在前面，一进门便被守候在此的左志良和特务队长曾庆回等扣住。刘国定情知不好，强作镇定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这人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此时跟在刘国定后面的涂绪勋也探身进门，马上被埋伏的特务扣住。涂绪勋非常机智，见刘国定正被戴上手铐，马上大声问左志良：“先生，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要不要？”曾庆回掀了他一把，瞪眼喝道：“滚！给老子滚出去！”涂绪勋继续纠缠着：“你不要吼嘛。实话告诉你，我这轮胎是偷来的，随便你给几个钱就打发了。”曾庆回大怒：“你他妈的再不滚，老子把你这小偷抓起来！”特务一听便放了手，涂绪勋装出害怕的样子，回头就跑，遂得以脱险。
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装出十分害怕的样子，一进审讯室就主动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的故事。徐远举见他吓得战战兢兢的样子，叫他写《自白书》，他又规规矩矩地写了，还供出了李量平，以为此人是个软骨头，当晚便没有深究。而刘国定此举实是想弃芝麻保西瓜之计。他供出李忠良，是想到李系一般党员，且家中有钱，被捕后可以靠社会关系保释出去。
据B类档案34卷记载：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后叛变……
4月8日晚，徐远举派雷天元率领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南岸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回渝的李忠良、余天，和掩护重庆大学女生、共产党员宋廉嗣到华蓥山参加游击队的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李忠良的父亲李量平。
李忠良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4月9日下午1时，经刘国定对质，李忠良的身份无法再隐瞒。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的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三十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余永安等人。但也有所保留，并没有供出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李忠良，化名李庄，重庆南坪乡人，1927年生，1947年由女友倪俊英介绍认识刘国誌，12月25日，由刘国誌介绍入党。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他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大。”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他于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时，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里看到过《挺进报》。还供出，本月15日，老张要来找他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永安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
但是，15日这一天老张并没有来找余永安。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迎面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永安点头向特务示意，众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在兴江旅馆，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供出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誌及刘与未婚妻曾紫霞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分配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教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永安不是党员，不应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4月18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
刘国定最初想以沉默来反抗，几个特务把他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淋，他痛得大声惨叫，仍不承认。可是，当他看到特务们把烙铁烧红，要往他身上按时，他吓坏了，大叫道：“不要烫了，我说，我什么都说。”冉益智、刘国定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誌、李文祥等130多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特务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徐远举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徐远举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监狱。在狱中李文祥与陈然同囚一室，他同样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却放心不下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突然哭了，感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的脆弱，熊泳晖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害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陈然讲：“我入党已经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我能做到，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精神准备。可是，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了……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
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徐远举掌握了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不仅指示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仍然定期派特务押他到渣滓洞与熊泳晖见面，而且有意地安排他俩过夫妻生活。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离开白公馆前，陆景清把李文祥叫到办公室去，恶狠狠对他说道：“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你对我们还有点用处。”
“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的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回到白公馆，他对陈然说：“我太爱熊泳晖了，为了救她的命，我决定去自首！”
陈然大吃一惊，竭力阻止他，并告诉他这不过是敌人的阴谋，甚至威胁他：“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革命眼看就要胜利了，我死了对革命不会有什么影响，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重庆的地下组织基本上完了，你们就当我已经死了一样，我现在必须为熊泳晖、为我的四个孩子打算了！”
1948年12月22日，已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其中6人殉难。
李文祥也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成了一名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押往珊瑚坝执行。
由于叛徒的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据统计，在这次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的重创中，有133人被捕，55人被杀害。
《挺进报》事件给重庆地下党造成的灾难是不可估量的。许多年后，渣滓洞脱险志士刘德彬一针见血地总结道：“‘左倾’盲动主义带来的危害极大，进步人士有的被捕入狱，有的牺牲，当地群众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党员和游击队员不能在当地立足。因起义失败，华蓥山区群众逃往重庆及其他地方避难的人不少。在城市工作方面，也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突出的例子便是重庆地下党出的《挺进报》，在重庆到处乱投乱发，有的张贴在街上，甚至把报纸寄给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朱绍良，因而引起敌人的重视，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限期破案。由于《挺进报》事件，导致重庆市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惨痛的后果。”
而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密切合作，以《挺进报》为突破口，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踌躇满志的徐远举也拨出法币两千万元奖励李克昌等有功之臣。李克昌为破坏《挺进报》、打掉重庆地下党立下了头功，除分得奖金七百万元外，重庆站又特奖给他一套美国卡其制服。曾纪纲也因功勋卓著，除分得奖金外，由准尉提升为中尉。
最让李克昌受宠若惊的是，毛人凤局长到重庆后，听了徐远举的汇报，在召集保密局特务头目们开会布置潜伏和游击工作的会上，破格通知他也参加。会前毛人凤还亲自接见了他，给他打气说：“要准备熬过漫长的黑夜，迎接光明，我们要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和共产党对抗到底。”会后，毛人凤又提议与所有参会人员结成金兰之交，成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拜把兄弟。他们一共19名特务在大同路照相馆排好座次照罢相后，又前往稽查处副处长杨蜀农家中客厅内，在蒋介石、戴笠的像前进行团结反共宣誓，煞有介事地喝血酒，写生庚，共表反共之决心。
进入1949年，在国民党节节败退、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李克昌奉已被提拔为西南特区副区长的吕世锟之命，于5月上旬去黔江县任潜伏组组长，策划布置游击和潜伏工作。曾纪纲也随他前往。到黔江后，李克昌组织起三百多人枪的地主武装的同时，还指使曾纪纲网罗了一批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建立了黔江潜伏组。他的出色工作，受到了毛人凤、徐远举的通报表扬。7月初，李克昌到重庆向西南特区汇报联络黔江游击武装和潜伏布置的进展情况，并要求增拨活动经费、拨给枪支弹药。
李克昌返回黔江，继续抓紧扩大反动武装时，11月7日秀山解放，相距几十里的黔江县城顿时乱得像挨了颗炸弹的蜂巢。李克昌眼见拜把兄弟们纷纷只顾逃命，自己也只好带着家眷离城出逃，准备到彭水郁山镇打电话，与保密局西南特区取得联系。哪知道他还在半路上，便听说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郁山镇。他只好转头向涪陵高家镇逃窜，打算把妻小安顿在万县娘家，自己则独自坐船上重庆找特务机关接头。在路上，李克昌一家两次遭土匪洗劫，又听说高家镇也解放了，逃重庆的水陆路已断。晚上，他在火塘里烧掉了随身携带的特务证件，准备就地潜伏下来等待时机。12月20日，李克昌逃到万县，在万县河边沙嘴开起了一家日杂铺作掩护，潜伏了下来。
1950年6月25日，美国侵朝战争爆发，这无疑给蛰伏的李克昌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一改深居简出的生活习惯，天天上街去看《万县日报》，从中寻找他的好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支持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台湾成立中美合作所；秀山土匪暴乱。
看着报纸上的这些消息，李克昌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会爆发，蒋介石就要回来了！
7月19日，李克昌假借到彭水县收账，找街道上开了一张通行证。在丰都县的一家路边店里，他混进彭水县一帮桐油贩子之中，从中打探到上个月间，黔江各县闹反共救国军，谢剑安、陈运仪、陈邦奠、杨德滋、姚风平几股最为强大。龚云龙部原先只有几十支枪，现在已发展到机枪几十挺，步枪上千支，还血洗过酉阳龚滩乡公所等等，这些都是令他心花怒放的好消息。8月3日他赶到石槽投奔龚云龙部。
就在李克昌决定和共产党大干一场的时候，龚云龙派出去的探子送来了一个个令土匪们大为沮丧的消息。解放军剿匪部队已到金溪坝，大批解放军正向黔江县集中，谢剑安被打死，陈邦奠寨硐被包围，杨德滋已败逃贵州。股匪接连被歼，令龚云龙魂飞魄散、一筹莫展，但听了李克昌添油加醋地渲染《万县日报》上的消息和重庆潜伏组织的强大后，又满以为找到了救命菩萨，当即封李克昌为军师。哪知第二天夜里龚云龙匪部就被解放军围歼，李克昌随残部逃入深山老林躲藏。13日，残部被解放军围歼缴械，李克昌只身漏网，跌破了腿，差点被活捉。
14日天亮后，他终于追上了龚云龙和仅存的十多名土匪。逃跑的路上，他们听到了陈邦奠寨硐已被解放军攻破，陈被打死，另一匪首姚风平被活捉的消息。
中午时分，残匪们进入一户农民家中，正准备弄饭填肚皮，忽听得枪声骤响，解放军已追了上来。土匪们四散逃命，龚云龙被击毙。李克昌侥幸漏网，风餐露宿，沿路乞讨十多天后，才于9月5日潜回万县家中，又干起了贩运营生，妄图重新等待时机。9月25日，李克昌从西沱搞贩运回万县，刚下船就被万县市公安局的几名侦察员戴上了手铐。
在审讯室里，自知罪孽深重的李克昌说道：“我只要求政府枪毙我，不要剥我的皮就是了。”
1951年春，未等宣判大会召开，李克昌就在川东公安厅北碚看守所牢房中主动了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两名大叛徒的命运也与李克昌无异。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家中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先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2月2日，冉益智躲躲藏藏地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想找罗广斌解释，结果罗广斌不在。13日他又去江北，进城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也未找到人。18日，冉益智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不料碰见了已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正苦找不到将功赎罪的机会，见了冉益智大喜，立即冲上前去将冉益智紧紧抓住，口中大呼：“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在群众的帮助下，李修凯把冉益智扭送到早些时候徐远举的老巢“慈居”（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关押。结果，冉益智被判处死刑，临刑前，留言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刘国定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
1950年1月16日，已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