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毛泽东称张闻天是个“明君”。

　　1900年，张闻天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他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地区，又到日、美、苏三国留过学。他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众多中国革命学生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选进入苏联最后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党内很多人都称他为“老教授”。

　　1931年初，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张闻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

　　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三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主要分管党的宣传教育。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主动到东北去，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闻天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遭极“左”势力迫害，他被监护审查并遣送到广东肇庆。在肇庆期间，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

　　毛泽东在“八大”上曾经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因毛泽东对张闻天有过这样的评语，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顾。最后，他以张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苏无锡，1976年7月1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享年76岁。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一起，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闻天不仅在国家、民族和党危急存亡的时候立下了大功，还在于他处于逆境中立下了德和言。在1959年庐山会议形势逆转时，他的忠言直谏；在撤职罢官后，他的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在“文化大革命”狂潮中，他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独自承担责任；在流放生活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在可以推诿的时候，他不推诿，在可以苟且的时候，他不苟且；在明知前途充满风险的情况下，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在人身自由都被剥夺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倦地进行理论创造。

　　张闻天是一个儒雅谦逊的人，一个稳重厚道的人，一个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淡薄名利，公而忘私，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人。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明知前方阴云密布，骤雨狂风，他总是站在真理这一边。张闻天的这种极其崇高的品质令人景仰，让人钦佩，很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