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歌的泱泱大国，从有文字记载之时算起，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无数的名篇佳什，至今仍然享誉中外。由于历史上的某些原因，在近代曾有过近半个世纪的沉寂。但是，一自毛泽东诗词流传于世，就陡然地改变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一时间，雄诗唱遍了大江南北，唤醒了三山五岳，引领了千百万诗人大军，造就了中华诗词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高峰。连外国人也由衷地赞叹：“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十年前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美国学者聂华苓、保罗·昂格尔说：在全世界已经售出的毛泽东诗集据说“达7500万册，完全比得上有史以来所有用英语写作的诗人的诗集的总和。”由此，名家们纷纷咏唱，如郭沫若：“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在诗界和政界颇负盛名的诗人柳亚子也为之顶礼膜拜，深情地赞颂道：“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咏雪之作》）
试问：毛泽东诗词为什么会有令“千古词人共折腰”这样的魅力和堪称“泰山北斗”的崇高评价呢？迄今为止，许许多多的毛诗研究者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她出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笔者试列出以下四个方面，供方家们研讨。
民族伟大精神的集中展现
中华民族数千年历久不衰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什么？近几十年来学者们纷有论证。作为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1997年11月访美期间，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讲演时，曾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集中概括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团结统一，二是独立自主，三是爱好和平，四是自强不息。我们看，在毛泽东所有发表的数十首诗词中，不都充满着为民族的团结进步，为国家的独立富强，为人民的解放幸福，而奋斗不懈的顽强精神么！尤其是他以高昂、雄浑的诗句，谱成了激励亿万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幸福而奋勇前进的一曲曲战歌，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精神，为了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誓要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彻底推翻。
“雄关漫道路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精神，誓要冲破革命征途中的一切艰难险阻，是用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谱就的旷代壮志豪情。
“山，剌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精神，充满着勇于承担的历史责任感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精神，不但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涵容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精神，是饱蘸浓墨重彩书就的一个顶天立地、无私奉献的大写的人。
等等。这些精神都是前无古人的。
正如贺敬之同志在《毛泽东诗词——新中国的民族魂》的讲话中说：
“毛泽东诗词之所以被中国人民视为精神上的珍宝，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诗词中，看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看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求解放、求富强、从艰苦奋斗中锤炼出来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人的勤劳勇敢、酷爱自由、不畏强暴、脚踏实地、坚毅不拔的现实奋斗精神和豪迈奔放、求理想、脱略俗尘、雄视高翥、慷慨纵横的浪漫求索雄姿，以风华典雅的诗词语言，最为集中、强烈、优美、典型地表现出来了。读着毛泽东诗词，中国人常会感到自己在精神上被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那种从百年屈辱中终于站起来了的解放感和尊严感，被诗人熔铸成了一个崇高纯净、伟美多娇的诗境，集中地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这篇讲话的最后，贺敬之把上面那一段生动具体的描述，概括为一句话：“这个诗人的诗魂，正是新中国的民族魂。”[2]
彻底为人民的光辉典范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正是坚持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自己一生的行动的，是毛泽东根深蒂固的“人民情结”。
在他的诗词中，工农兵、人民大众是绝对的主角，是他用黄钟大吕、浓墨重彩尽情讴歌的对象：“百万工农齐踊跃”，“十万工农下吉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等等，请看这些历史的主人翁们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才是圣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把六亿人民比作古代两位圣人，这是亘古未有的创说。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贺新郎·读史》）肯定那些农民起义领袖们和他们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体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即使到了晚年，在他一时陷入错误的政治思考之中时，首先想到的依然是人民。在发动“文革”前夕，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3]并写下了他在“文革”前的最后一首诗《有所思》，末二句是：“凭栏静听风吹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实践证明“文革”是错误的，但他对祖国人民前途命运表示无限忧思的感情却是真挚的。
我国历史上，不乏忧国忧民的诗人，例如中唐时代的杜甫和李白，高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大旗，造就了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特别是杜甫，被称为具有“人民性素质”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诚然，他的诗如郭沫若的题辞所云：“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因之历代誉为“诗史”、“诗圣”。但他的诗，仅仅反映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苦难现实，而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实却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认为这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故有很大的局限性。难怪毛泽东也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4]毛泽东不但在诗词中为人民而歌唱，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且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竭尽全力、直接参加为人民的彻底解放的实践斗争，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甚至他的六位亲人都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更是超迈往古任何“人民诗人”之处，堪称是亘古以来第一位真正的伟大的人民诗人！
“两结合”绽放的艺术奇葩
所谓“两结合”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文艺创作方法，是革命的现实和革命的理想的辩证的统一，并以他的创作实践，使我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艺创作方法，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具有代表性的，有以现实主义为主的《诗经》和以浪漫主义为主的《楚辞》，其后代不乏人。但是毛泽东却比以往任何诗人站得更高，“结合”得更好，从而使他的诗词作品能够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反响。
“两结合”在毛泽东诗词中，虽然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来看，他是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主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最具代表性。这首词是为纪念杨、柳二位烈士而作的。无庸讳言，共产主义革命是极其伟大也是极其悲壮的事业。但通篇没有因牺牲表露出一丝一毫的感伤情调，而是将人神化了，将神人化了，他们共同为壮丽的革命事业而举杯、而献舞，最后化作倾盆大雨般的喜泪洒满天上人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情愫。吟咏着这首词，歌唱着为这首词谱写的歌曲，谁不为献身革命事业而感到无限的欣慰和骄傲呢！谁不陶醉于“两结合”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呢！
中国毛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吴欢章教授所作的主题发言中指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实际上是深刻地概括了艺术和生活的辩证法……毛泽东说过：‘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诗作为主观性更强、个性更突出、生活容量更集中的艺术样式，理应站得更高，写得更美，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这才是诗意的所在。”“尽管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统一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但毛泽东诗词所显示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谛，却具有普遍意义，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尤其是，毛泽东坚持“两结合”创作方法，把他的“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创作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感天动地。
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人民革命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丝毫的怯懦，他总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鲁迅有一句名言：“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5]毛泽东同样也有一句名言：“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正是这种理念、这种精神，支撑着这两位伟人坚持着毫不退缩的伟大斗争。
反映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是一种什么风格呢？他概言自己创作的兴趣是“偏于毫放，不废婉约”，并对身边一位同志说：“你看过我的诗词吗？我喜欢有英雄豪气的，你们应当有雄心大志，不要儿女情长。”[6]“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柳亚子词）通观毛泽东诗词，那种雄强、豪迈、奇崛、瑰丽的诗句，不正是充满着字里行间吗！甚至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举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不尽有多少艰难险阻的万里长征，而毛泽东在《长征》诗中却轻松地吟唱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试问古往今来又有何人能够与之比拟的呢？令古代那些以豪放名世的诗人如苏轼、辛弃疾也为之逊色三分。苏东坡《念奴娇》开头一声“大江东去”，是何等豪迈，而却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作为结束。辛稼轩《破阵子》以“醉里挑灯看剑”的首句，展示自己当年抗金斗争是何等气概，最后却以“可怜白发生”而慨叹壮志难酬。所以柳亚子在盛赞毛泽东咏雪词中写道：“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岂能与毛词相比肩！著名学者高亨更以一首《水调歌头·读毛主席诗词》热烈地歌颂道：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雄奇。携卷登山唱，流咏壮东风。”
这首烩炙人口的词，把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达观情性，用充满激情和光昌流丽的诗语一览无余地表达出来了！
崇高壮美的精神境界
“诗言志”被称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朱自清语）。毛泽东于1945年给一个文艺刊物也写了“诗言志”的题词，表明对这个“开山纲领”的认定。他抱定的“志”并成为他诗词创作的核心价值观。
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的学识，斯有第一等的真诗。”[7]“襟抱”者，即人生志向或现代所谓人生观、价值观是也。至于“第一等学识”，毛泽东既深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更能破读万卷，已为人们所公认。由此我们不难探索出毛泽东诗词出于传统而更高于传统的真谛。
那么，毛泽东的“第一等襟抱”是什么呢？就是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8]这就是毛泽东高于以往任何诗人的“诗魂”之所在。
在井冈山时期，当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时，毛泽东十分形象地以诗的语言说明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9]在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之时，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高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着：“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如此乐观，自信，坚忍不拔，靠的是什么？就是时刻悬在他心中的最终目标。战争年代他在“马背上哼成的”数十首诗词，背后不都隐藏着这个“第一等襟抱”吗？！
毛泽东的“第一等襟抱”使他从不满足于现状，而总是高瞻远瞩，着眼于发展。即以传统诗来说，他历来喜好有加，而且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但他却说：“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东西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0]转而大力呼唤新体诗。怎么理解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呢？要是没有为国为民、面向未来的开阔眼界和胸襟，岂可去做违逆自己喜好而又熟谙的事。
他的“襟抱”，不仅襟抱着全中国，同时襟抱着全世界，全人类。“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1935年《念奴娇·昆仑》）“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1961年《卜算子·咏梅》）“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1963年《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等。这些词章，无不生动地展现了他博大的共产主义胸怀、无私的奉献精神、最高的人生追求。读着他一篇篇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诗作，一个崇高、伟岸的身影便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因此，毛泽东的诗是当代“第一等的真诗”，并成就了数千年中华诗词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