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大中，有五次党代会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影，唯独中共二大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后人不禁好奇：中国共产党为何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去莫斯科的空隙，召开二大？翻阅解密的沉睡档案，1922年盛夏的那段党史将逐步揭开神秘的面纱……

陈独秀

1、陈独秀与马林的争论

1921年9月的一个傍晚，一位中年男子手提皮箱步履稳健地走进上海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放下行李。这次，陈独秀从广州教育委员长的职位上辞职回上海，是要专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了。

在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正式代表马林 （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的倡导下，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产党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尽管他当时仍在广州。这次，在马林的强烈要求下，陈独秀来上海亲自布置党的工作。

到达上海的第二天，陈独秀踏着晨曦，怀揣朝日般的热情，去会见马林。始料未及，两人的初次见面就爆发了冲突。马林以“钦差大臣”的姿态自居，要求陈独秀每周均要向他汇报各项事务，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等。陈独秀看着这位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的洋人，怒气直冲头顶，吼道：“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 ”那时的陈独秀刚过不惑之年，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拥趸无数，但他书生本色未改，与人辩论动辄拍桌子、砸茶碗，面红耳赤地发作起来。那时的党中央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办公经费捉襟见肘，陈独秀的生活开支源于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版费。即便创业维艰，陈独秀也不愿共产党因接受外援而成为“卢布党”。直到一个月后，陈独秀在上海被捕，马林全力营救，两人才彼此刮目相看，最终取得谅解。经过多次协商，陈独秀原则上同意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接受其经济援助。事实上，从建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活动经费超过90%是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与共产国际恩恩怨怨、断断续续的交往，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1921年12月，马林由翻译张太雷陪同到中国南方考察并与孙中山会谈。以他的观察，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中国共产党还是个革命的小团体。如果实行国共党内合作，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将大大推进。 1922年2月7日回到上海后，马林便试图说服陈独秀等人接受这一主张，这次，他的主张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抵制。两人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抵牾又出现了。

革命经验丰富的马林深知：基于陈独秀执拗的个性，他不会轻易改变观点。但是，如果共产国际能支持国共合作的方案，那么，中国的局势将向自己设想的方向发展。因为，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为了从共产国际搬得救兵，马林于4月24日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

另一方面，为了统一全党的意见，陈独秀也在积极筹备召开一次中共党代会。

2、独立决策召开中共二大

1922年的李达夫妇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对夫妇文质彬彬，待人诚恳。邻居们谁也不知道这对夫妇的寓所隐蔽着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仅仅一年就有15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由此送到各地党组织。

7月16日傍晚，上海的天气濡湿闷热。李达身着长衫，在一楼客厅忙于准备，他的脸上沁着汗珠，鼻梁上的眼镜也浸满了汗渍。不一会，陈独秀身着西装、打着领带推门进来，“仲甫兄，辛苦了，来时顺利吧？ ”李达快速拉出太师椅，让陈独秀坐下。陈独秀放下文件包，泰然说道：“没发现有人跟踪。我们今天开次全会，后面还是分成小组讨论吧！ ”

事实上，这次会议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第一次全会召开后，又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地点开会。这样，为期8天的会程中，只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

随后，湖南代表蔡和森踏过石板路，推开黑漆的雕花铁门，来到暑气笼罩的李公馆。他是由于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中国的。张国焘、湖北代表许白昊、山东代表王尽美一起来了，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广东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等人陆续进来。这次大会上，中央局代表是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3人，地方组织代表共9人。看到各地代表聚齐，陈独秀郑重宣布会议开始。这一群中国革命的精英聚集在八仙桌前，在昏黄的灯光下畅议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为了会议的安全，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还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

据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显示，对1922年7月要召开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是有所准备的。 1921年11月陈独秀签署的第一号《中央局通告》时，部署二大前的工作：“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这份通告抬头用“同仁大鉴”，落款用“T·S·Chen”的隐蔽方式，邮寄到全国各地方党组织。

中共二大的召开提上议事日程，不仅源于陈独秀与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还与另一件爆炸性的事变有关。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蒋介石的护驾下，匆忙避难于上海莫利哀路29号 （今香山路7号）的寓所。叛变来自最亲信的部下，身心遭受重创的孙中山意识到，缺乏真正的革命力量，仅依靠地方实力派无法实现“三民主义”的目标。几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分别赴见孙中山，讨论重振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至此，双方初步达成国共合作的构想。

历史发展的轨迹不可预设，有时意外事件令人措手不及，又内含转机。

据李达回忆，二大的代表不是各地党支部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指定了部分党的骨干如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部分代表是从莫斯科参会回国后，直接作为该省代表参会的。由于会期紧急，李大钊没有如期赶到而缺席了会议。毛泽东也未出席会议，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时间回忆有误——编者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

没有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掣肘，陈独秀对党的工作踌躇满志，他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根据从苏联带回来的英文打字宣传品，分析了国际局势，报告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年轻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4月底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大会的重要任务是起草一个政治宣言。这由谁来执笔呢？经杨明斋提议，代表们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全面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了初稿，随后的几次讨论中，蔡和森又提出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当9000余字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呈现在代表面前时，大家不禁惊呼起来。因为这份宣言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都做了论断，并且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在民主革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

翻阅这份决议案，你会发现这段文字穿越时光的隧道，仍然熠熠生辉：“无产阶级一方面应该联合民主派，但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共产党需要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在中共成立一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认定要保持政治独立性，这彰显了共产党人的理论高度和政治远见。

这次大会通过了9大决议案，创造了共产党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制定了第一个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制定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任务；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时一般的中国人不知道帝国主义为何物，连胡适也认为“反对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这次会议后，经过中共的宣传和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才走进大众视野，广为人知。

这次会议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在大会结束的23日，陈独秀已然忘记这是秘密会议，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如同演讲般，高声宣读大会通过的文件。

1922年盛夏的石库门秘密会议结出了累累硕果。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这两次秘密的代表大会，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任务。

1922年，直奉军阀的战争导致国内狼烟四起。胡适正奔波于各路军阀要人之间，兜售“好人政府”主张。几乎没人关注到一群共产主义的精英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建设性纲领。是年，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做了一次“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孙中山位居榜首，军阀吴佩孚和阎锡山等赫然有名，居然无一位共产党人在列——成立一年的共产党还未走进大众的视野。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才让世人逐渐洞察到这个共产主义组织的力量。

那一年，鲁迅孤独地振臂呐喊：“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初出茅庐的共产党人已经为改变中国面貌行动了！

3、二大的补充会议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能否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中共二大闭幕后的第7天即7月30日，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就有了答案。不出意外，结论是否定的。

马林回到莫斯科后，带去了中国国内情况的详细报告，并提出共产党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的建议，这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采纳了马林的建议，并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求共产党人与马林保持工作的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

7月30日，共产国际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决议，采纳了马林的意见，批评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推行“宗派主义政策”，断定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政党对工人阶级有着明显的影响，可是共产党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同一天，《真理报》摘要还发表了这篇文章。有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支持，马林信心百倍，将7月18日的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自己的丝质衬衣上，于8月初返回上海。

当得知中共二大已经结束，马林展现出雄辩家的口才，要求召开一次补充会议，以执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其时，李大钊这位中共的重要创始人，于8月初来到上海，大家认为李大钊和马林都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现在马林又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决定在杭州的西湖举行一次特别会议。

1922年8月29、30日的中共西湖特别会议，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和蔡和森等7人专门就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进行了两天的辩论。马林坚持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案，并且拿出丝衬衣上的“尚方宝剑”，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决斗。虽然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极力反对但最后还是通过了此项决定，这实际上修改了中共二大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陈独秀在会上发言甚多，最后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所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屈服了。可以说，以党内联合的方式加入国民党并非共产党人的本意，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多年后也承认，共产党人根本不想投奔国民党，是共产国际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

国共合作问题是中共二大前后争论的焦点，这一争论以西湖会议通过的决议暂告结束。历史的发展证明：西湖会议是中共二大和三大之间的一次重要会议，且初步决定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命运——中共的重大发展始于此，中共1927年的重大失败也源于此。

围绕国共合作问题，李达这位为中共一大、二大做了大量工作，理论修养深厚的共产党人，渐渐淡出了历史。李达当时反对国共合作，这本来与陈独秀的意见一致。但西湖会议后，陈独秀认为李达再持此主张，已显得不合时宜了，两人为此争吵起来。陈大发雷霆地骂李达：“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 ”李达是个学者，秉性直率，通常不轻易与人争辩，何况这次是他敬重的陈独秀。两年前的1920年，李达与王会悟的婚礼就是在陈独秀寓所举办的，于公于私，都不宜争论，但这次他冲动了：“为保住无产者的革命政党，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决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 ”李达退党了，为这个鲁莽的决定他一直后悔不已。直到1949年，饱经风雨的他毅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的入党介绍人是刘少奇，历史证明人则是毛泽东。

西湖会议虽然平息了马林和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争论，但两人都为这个国共合作议案付出了代价。1923年8月，就在马林成功地推动了国共合作，还在上海购置房子准备长期在华工作时，他却被意外地调离了中国，1928年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固执己见的个性，对中国革命充满错误的“情报”是重要原因。而陈独秀独断专行的家长制作风，暴躁的脾气也难以让人容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位领导人身负革命失败的责任，黯然地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但是拨开历史的薄雾，人们还是给了他一个公允客观的历史定位，“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样的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今天，辅德里625号的石库门建筑静卧于成都路高架下，无声地诉说1922年那段风云叱咤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探索；从这里出发，中国共产党迈向了更广阔的历史时空，抒写了从建党到执政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