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简介
艾思奇（1910-1966）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1910年他生于云南腾冲，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一中，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与聂耳结为好友。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1937年到延安，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和《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等职。新中国建立后，他担任过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2010年是艾思奇的百年诞辰，夫人王丹一为了纪念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整理出版了《艾思奇图册》。我的父母曾与艾思奇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丹一阿姨特意送给我一本作为纪念。我们这代人对艾思奇了解极少，我上学时学习过《社会发展简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知道了艾思奇这个名字。这本《艾思奇图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一生，看了不禁让我肃然起敬。我想更多地了解他和他的哲学，就找了一些有关的书来阅读。书中的许多故事，让我走近了艾思奇。我们在思想上、世界观上、价值观上虽然与我们的父辈大相径庭，但是在思想的根基中，在骨子里，还承袭老一辈留下来的很多东西，使我们无法忘记这些曾经给予我们影响的前辈。
影响了一代人的《大众哲学》
艾思奇最初写与哲学有关的文章是在《读书生活》出版社期间。1936年，他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哲学讲话》出版，那年他25岁。这是一部用通俗的语言，用讲故事的方法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哲学讲话》出到第三版时被查禁了，第四版更名为《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同样遭到了查禁，但是越查禁，发行量越大。
艾思奇对自己写的《大众哲学》并不满意。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的第10版序言中他说，这是一本“幼稚的读物”，“简陋的入门读物”。即便如此，这本书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方面，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作用是异常深远的。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爱国青年不知到何处寻求中国的出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的语言，生动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唤起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志。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青年们迷茫的心灵。当年我的父母就是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忠实读者，受到它的影响，离开上海到延安去参加革命。1935年，李公朴先生说《大众哲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还是仅有的贡献……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指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据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壁说，蒋介石在溃退到台湾后，不止一次地提到《大众哲学》。他对下属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战士学者——艾思奇》谢本书著）
《大众哲学》不仅对国统区的爱国青年有着巨大影响，在延安也影响了很多革命青年。据老红军莫文骅回忆，“有一天林彪说，毛主席有一本《大众哲学》，很好，要我们一科学员都读一读。”“这天，我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把这本书交给了我，并一再叮嘱我尽早送还。”“我立即找人刻蜡板油印”，大家拿到粗糙的《大众哲学》如获至宝，“通过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使我们有一种别有洞天之感，好似在我们的思想深处点亮了一盏灯”。
解放以后，艾思奇除了给党校的干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到大学里讲，到广播电台给干部和广大市民讲，给工人讲，给农村干部讲，他认为哲学走出书斋和人民结合才是方向。
1953年，艾思奇收到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某部三营文教主任刘伦的来信，信中说他从营教导员那里借了一本《大众哲学》。这本书曾经跟着教导员经历了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现在又来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教导员借书给他时说：这是一本好书，里边有战火，也有真理。刘伦拿到书后连看三遍，越看越感兴趣。他写信给艾思奇，建议结合当时的实际修订重印《大众哲学》。不久，艾思奇回信说：“这本书由于早已过时，三年前就停止出版，以后也不打算再版了。如果要出版，那只能是另外写一本完全新的，但这在短时期还难做到。……我的文章，不值得你那样高的热情来读，我以为，你应该用最大的热情去读毛主席的著作，这算是一个建议。为祖国向你们致敬！”不幸的是，一次完成紧急任务时教导员牺牲了，《大众哲学》竟成了他的陪葬品（《艾思奇同志和读者心连心》刘伦著）。
艾思奇在信中说《大众哲学》“不打算再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当年陈伯达正在整他。陈伯达说艾思奇靠一本书吃饭，《大众哲学》有“教条主义”和“理论联系实际庸俗化”的倾向，“观点混乱，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性”。在此重压之下，艾思奇不仅多次写过书面“检讨”，还违心地表示永不再版。为此陈伯达还幸灾乐祸地对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说：“艾思奇少年得志，大不幸也！”（《难忘的岁月》王丹一著）。
从1936年到1948年12年中，《大众哲学》再版32次。解放后除1949年再版过，50年来没有再版，直到2000年才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再版，为纪念《大众哲学》66周岁。这时艾思奇已经去世34年了。
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三封信
1937年艾思奇到延安时，在欢迎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延安来了这么多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两个杆子结合起来，革命一定会胜利。”“过去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我们把众老虎请来了！”（《战士学者——艾思奇》）此后，艾思奇与毛泽东有过较密切的学术上和理论上的交往，对哲学问题进行过多次探讨。
1937年，艾思奇把在上海《申报》和《读书生活》上写的一些短文汇集成册出版，书名为《哲学与生活》。毛泽东已经认真地读了这本书，并做了19页的长篇摘录。艾思奇到延安后，毛泽东给他写信说：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存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摘抄的手稿开头写着“艾著哲学与生活摘要”，有一段就是信中所提的“有一个问题略存疑点”。艾思奇的文中说“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并举出一些实例，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战士学者——艾思奇》）毛泽东就这个问题，亲自上门与艾思奇商榷和探讨，使艾思奇得到启发和收益。
毛泽东给艾思奇的第二封信是在1938年1月12日。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从信中可以看出，艾思奇曾向毛泽东提出过写军事问题文章的事。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会见毛泽东，谈话中有些不同看法，毛泽东选中艾思奇和梁漱溟再会面，希望凭着艾思奇的学识、亲和力与这位国学先辈沟通，让他能够理解中共的战略。艾思奇应约与梁先生见面，交谈十分融洽。
毛泽东给艾思奇写的第三封信内容是：
思奇同志：
瞿惠文（医生），郭化若（军事编辑部主任）两同志各提出了一点哲学问题，付你一阅，阅后还我。
兴国调查如看完了请还我，如未，放在你处，只不要失掉了。
敬礼！
从这三封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艾思奇朋友般的友谊与交往，以及对艾思奇的尊重和信任。但是艾思奇从未跟别人提起这些事，对夫人王丹一也没有详细讲过。党中央撤离延安时，艾思奇把这些信和手稿交给王丹一保存，王丹一一直珍藏着。解放后，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信件和文稿，王丹一把它们拿到荣宝斋装帧，取回时刚巧碰到了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她看后说：“毛主席给老艾写了这么多信啊！我去找郭老、伯达、陈老总，当然也有康老咯，他们都是名人，既是书法家又会写诗，在空白的地方题诗写跋多好啊！”王丹一推脱说要回去和艾思奇商量。艾思奇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严肃地说：“不要让她拿去招摇，快收起来。”从此再未示人。
“文革”期间，王丹一怕这些资料丢失，把艾思奇的信件和其他资料放在一个木箱里，转交给了张雷平少将，张将军把资料箱空运至大西北。“文革”结束后虽然张将军已去世，但托他保存的资料原封未动地交还给了王丹一。中央党校复校时，时任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提出要抓紧时间抢救党史资料，王丹一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正式交给了党中央，现保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难忘的岁月》）
与艾思奇有关的哲学论战
1953年，“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在一次哲学课上，艾思奇讲“必然性与偶然性”，提到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所进行的伟大革命，“产生自己的革命领袖是必然的”，“但这个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则具有偶然性”。在一次讲有关矛盾的问题时，艾思奇说：“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也有矛盾，因为两者尽管都是暴力革命，但道路是不同的。”这些观点触动了陈伯达等人的敏感神经，被批判为“非常荒谬的错误”；在讲到对“上层建筑”的理解时，艾思奇说，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革新的宗教和资产阶级进步的思想也是新中国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也被某些人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由此引发了对艾思奇的全面批判。马列学院党委向党中央呈交了《关于艾思奇同志过去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检查报告》，报告中还以大量篇幅批判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而导致《大众哲学》修订本被枪毙（《战士学者——艾思奇》）。艾思奇在检讨中承认自己工作中有很多错误，但对上述的学术观点，仍保留自己的意见。
1955年，在党校学生中开展了一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艾思奇写了《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两篇文章，被某些人认为是在“宣扬唯心主义”。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康生把艾思奇的这一观点，上纲到“反马克思主义”，说艾思奇是“反党集团的头头”，并把这个问题作为划分右派的标准（《〈艾思奇全书〉评价》，卢国英著）。他们组织发动了200余张大字报和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批判艾思奇的理论和思想，后因搜集不到有力的材料，又考虑艾思奇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影响，没有直接打成右派，被内定为“中右”，迫使病中的艾思奇下放到河南封登县劳动锻炼。
1958年到1959年下放锻炼期间，艾思奇对“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不赞成“泼冷水”、“唱反调”，他认为应从正面总结经验教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观察分析问题，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他曾给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写信说：“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此后他发表了《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一文，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但又是有穷有尽的，批评了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等不正之风。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另一种声音，“是一服清醒剂”（《〈艾思奇全书〉评价》）。当年艾思奇在对河南的干部讲话中指出，大跃进的缺点错误，“首先就是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冲天干劲没有跟具体的分析、科学的精神结合起来”。他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口号。当时有些干部怕被戴右倾帽子，不敢讲实话，艾思奇恳切地说：“做工作的时候，真正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自己经过研究，的的确确应该这样工作，按照唯物论来办事情，别人如何说你右倾保守，那你不要怕，要敢于顶住。”艾思奇回到北京后，在总结下放工作时指出：“下面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问题很严重，如果不认真纠正，农民就要打扁担。”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战士学者——艾思奇》）
1963年到1965年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学术争论聚变为政治批判运动。1957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是辩证法。1964年，中央党校杨献珍在讲课中说：“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肯定了“合二而一”的学术观点。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吧！”还说，“有人搞‘合二而一’来反对我。”康生、陈伯达积极组织对“合二而一”的全面批判，将原本的学术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中央党校组成了由艾思奇领导的写作组，成员包括《人民日报》的理论负责人沙英、王若水，党校哲学教师马清健、卢国英和李振霞。写作组成立了几个月，没有开过一次讨论会，也没有写出过一篇文章。艾思奇要求写作组在理论上要好好研究，为什么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对立的？为什么不能说“对立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团结、批评究竟能不能‘合二而一’？”他感到这种批判有说不通的地方，他对写作组的同志说，不急于写文章，多看一些资料吧！并叮嘱发表文章得特别谨慎。致使写作组几个月没有写成一篇批判文章，不得不解散了（《终生难以忘怀的恩师——艾思奇》李振霞著）。直到1965年，艾思奇作为党校副校长，才发表了《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一文，成了这次“论战”的理论总结。这篇批判文章迎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并存在言词过激、“上纲过高”，“学术上有偏颇”的错误（《〈艾思奇全书〉评价》）。即便如此，艾思奇还是因在运动中“斗争不力”、“不懂政治”，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
艾思奇先后在通县南关镇和海淀东北旺两地参加了“四清”。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除开展“四清”工作外，还为一起下放的工作队员上哲学辅导课，为农村党员上党课。有的工作队员认为，没有搞出“四不清”干部就是“没有成果”。艾思奇说：“怎么没有成果呢？成果很大嘛！工作队员分到各个基层生产队，熟悉了情况，了解了干部，知道绝大多数都是好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果。”这样注意实际，注重证据的作风是难能可贵的（《终生难以忘怀的恩师——艾思奇》）。
早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期的审干“抢救运动”中，艾思奇就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当时他是《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部的总编辑，又是报社整风审干的领导成员之一。他反对“逼供信”的做法，在副刊部的十几个编辑中，“一个特务也抓不出来”，被认为是“白点”，与温济泽、林默涵一起，被当成包庇特务的小宗派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职务（《我所认识的艾思奇》温济泽）。
一点感想
1965年底，艾思奇积劳成疾，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仍抓紧时间读书做笔记，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为干部学习七本马列经典著作准备辅导材料，并为出院后写新的哲学专著做准备。他向来探望他的同志表示，“愿意再工作20年”。一位鞍钢的工人得知他住院了，经常到病房来向他请教哲学问题，他总是热情接待，也从不吝惜时间。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北京休息三个月，这时候正值批判“黑二月提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保持了沉默，力求冷静清醒，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明形势，寻求正确的答案（《理论工作者的楷模》耿立著）。然而山雨欲来之际，艾思奇不可能有一个恢复健康的环境，终因心肌梗死复发第二次住院，不幸于1966年3月22日去世。
病魔过早地夺去了艾思奇的生命，留下了太多的遗憾，留下了一堆没有答案又无法解释的哲学命题。不过，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艾思奇是幸运的，否则他将承受更多的痛苦。
艾思奇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六卷本、五百多万字的《艾思奇全书》，平均每年写二十多万字。书里充满了智慧、真理，指导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认识宇宙、世界、社会、人生、生活和思维。书中也收集了艾思奇有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错误地批判过某些人和某些学术观点。艾思奇不可能超越历史绝对正确，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压力和限制，这些也是当时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人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再把学术争论当作整人的政治手段。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写道：
辩证唯物论是人类哲学史最高的总结，一切哲学对于它都有相互的贡献，对于其他的哲学，它并不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它会以它的极大的包含性吸取一切哲学的精华。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成为中心的理由。论争是不是容许呢？自然容许的，而且也是不可免的，然而在存精去芜的立场上，论争是有善意的、互相发展的作用，而不是绝对的互相排斥。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辩证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
这些话出自上世纪30年代一个年轻人的文章，现在看起来仍是那么亲切，与现今的中国社会发展是那么贴切。过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是很片面的。正如艾思奇经常说的：我们讲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的对立和斗争讲得太多，对于对立的统一性又讲得太少了。哲学既然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最一般的规律，它应当是通俗易懂的，普遍的、可接受的、可实践的、可以解释现实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能够通过思考和实践找出解决的办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和政治是相互作用和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决定着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还有很多东西不能全面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有时甚至阻碍了改革后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例如：由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和自由发展；权钱结合的权贵集团，使少数人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资产和利益，造成社会的不公；人们的私有财产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等诸多问题已经不断地反映在社会的矛盾之中，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会阻碍中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现在谈哲学的人少了，讲哲学的人几乎没有了，听不到人们用哲学解释社会中的现象。真希望年轻的艾思奇还在，还能给我们讲讲大众哲学，帮助我们走出迷茫。
本文原题：《真希望年轻的艾思奇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