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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入党为啥被陈独秀拒绝 远赴欧洲找周恩来
日期：2012-07-1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和璐 常青
1922年9月的上海，阴雨连绵。法国籍邮轮“安吉尔斯”号汽笛一声长鸣，缓缓离开上海，驶向遥远的大洋彼岸。船上一个魁梧的汉子，凭栏远望，心潮澎湃。他即将离开祖国，去万里之外的欧洲，寻找中国共产党。这个人就是朱德。此时，他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川滇名将了。那么，朱德为什么不在国内入党，而要急切地去欧洲寻找中共组织呢？他又将经历什么样的入党之路呢？
志士恨无穷 孤身走西东
1886年12月1日，朱德诞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西麓李家湾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像旧社会许多穷人的家庭一样，朱家人口多，负担重，家境难。朱德的父母共生育了13个孩子，由于贫穷，只养活了8个，朱德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他出生后，父母怕孩子养不大，按当地风俗，给他取了一个“贱名”：“狗娃子”。朱德的出世，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欢乐，因为，全家辛辛苦苦，终年劳累的全部劳动所得，交了租后，所剩无几，连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都很困难。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份压力。他的父亲朱世林哀叹：“唉！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奶奶倒是乐滋滋地说：“这娃娃长得粗眉大眼，一派福相呢。好好养着他吧，没准儿日后能成大气候哩！”
朱德5岁时，就开始帮助家人干一些杂活。当时，一些外来的手艺人在劳作休息，特别是饮酒时，总喜欢和当地人围坐在一起，神侃一通。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故事，是他们聊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年幼的朱德，最爱听他们讲故事，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充满了同情与敬仰。他从懂事起，就目睹了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一家人整年起早贪黑，辛勤劳动换来的粮食，一担一担地被送到地主的粮仓里。剩下的一点稻谷，只能拿去换红薯、玉米等杂粮。吃的青菜，经常不放油，只是用清水煮熟，蘸一点劣质的黑硝盐。全家男女老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带补丁。每次地主上山避暑或是进城看戏，还要朱家出人抬滑竿。
朱家租种的是丁姓地主家的几亩稻田。在离朱家不远的地方有块稻田，地势较低，容易存水，朱家就在稻田里放养了一些鱼苗。一次，母亲生日快到了，朱德下田捉了小半篓鲫鱼，兴冲冲地往家走，准备送给母亲作生日礼物。丁家的狗腿子发现后，追了上来，二话不说，夺下朱德手中的鱼篓，说：“这是丁老爷家的田，给你们朱家种，收的谷子要往丁老爷家送，田里养的鱼也要给丁老爷上贡，你知道吗？”朱德气愤地问：“这鱼是我家花钱买的鱼苗放在田里养大的，为什么不让我捉？”狗腿子蛮横地说：“老爷有话，老爷田里的鱼，佃户不准捉，要我天天在这守着，每天捉些回去给老爷炖汤喝。”朱德无可奈何，但他幼小的心田里，种下了对地主的仇恨。
事过不久，丁家再次欺侮朱家。两年前，朱德堂叔将朱家祖族的一块荒凉的山坡地，让给朱德祖父植林。朱德的祖父带领子孙们，花了许多时间，才把这块地平整出来，种上了竹子。在朱家的精心培育下，竹子长得又粗又茂。可丁姓地主硬说这块地过了界，属于丁家，强行霸占这块地。朱家凑钱去官府告状，但官府早已经被丁家收买，对朱家的状书看都不看，就把这块地判给了丁家。年幼的朱德，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官府的黑暗，更加仇视这个不公的社会。
此后，更大的打击又一次降临到朱家。1894年春夏，川北发生严重旱灾，夏粮颗粒无收。朱家陷入困境，实在无力向丁姓地主交租。狠毒的丁家乘人之危，一再逼迫朱家交租。除夕那天，朱家被迫退佃、搬家。全家分成两班，各谋生路。在大雪纷飞的大年初四，朱德离开父母，随着祖父母、伯父母，艰难度日。地主的狠毒、亲人分离的痛苦，使朱德过早地品尝了社会的冷酷与生活的艰辛。
当时，四川成千上万的农民都和朱家有同样的命运。一年夏天，一群灾民因饥饿冲进地主家的大宅院，打开粮仓，拖出猪羊，然后准备散去。这时，官府派来军队镇压灾民，一时间，枪声大作，灾民们哭声震天，鲜血四溅。这惨不忍睹的景象，深深地烙在朱德的头脑中，仇恨与反抗旧社会的思想，在他的心中不断强化。
怎样才能不受人欺凌呢？在朱家人看来，他们挨穷受苦，就是因为没文化，家中要是有个识字的人，就不会这样了。于是，朱德的父母与伯父母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凑钱送朱德上学。朱德肩负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开始了求学生涯。
1892年，朱德进入本姓家族办的私塾馆读书。私塾老师是朱德的远房叔叔朱世秦，他按照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10岁那年，朱德又转到席国珍的私塾读书。席国珍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古典文化造诣精深，熟悉历史。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愤懑。在课堂上，他经常纵论古今，抨击时弊，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农忙时，朱德就回家劳动，农闲时，才能上学。他抓住一切时间，拼命地学习。在同学中，虽然他年龄最小，但成绩最好，识字最多。从10岁到18岁，朱德一直随席国珍先生学习，这正是他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席国珍爱国感情的深刻影响下，朱德的思想“慢慢开展了”，“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朱德特别崇敬岳飞，曾写文章盛赞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他还与老师、同学一同探讨过太平天国、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的成败得失。朱德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史记》、《三国志》等中国传统经典，还接触了“新学”。经过几年的学习，他不再仅仅考虑家庭的命运，而是关注起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朦胧地感觉到，外国比中国先进，也许到外国去，就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萌生了出国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念头。
1905年，朱德改名朱建德，来到县城，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结果在1000多名考生中，他考了前20名。同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推动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曾经接受过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并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他们认识到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之后，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朱德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1906年，朱德进入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半年后转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由此，朱德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体育、美术等课程。中学堂的学监（校长）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先生，他大力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向学生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教理科的刘寿川先生同张澜一样，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告诉学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由一个弱国逐步变为一个强国。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尊崇科学，才有出路。这些教育使朱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大大地发展了”。对朱德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他从进步师生那儿得到了许多进步书刊，听他们宣传孙中山的同盟会纲领，阅读了《革命军》、《天演论》等书籍，懂得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拯救国家的道理，思想开始逐渐向革命民主主义方向发展。朱德多次对同窗戴与龄讲，我听到有人说，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书命起义不断发生，可惜都失败了。我根据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外的情况分析，中国要打败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我准备先考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后再去学习军事。同年冬，朱德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写下《顺庆府中学堂留别》一诗赠戴与龄。诗中写道：“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抒发了他的雄心和豪情。
1907年，朱德接受张澜、刘寿川两位先生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求学。成都是四川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各种政治势力、社会思潮都在此激烈交锋。1907年春，朱德报考以培养体育老师为教学目标的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认为体育可以增强国人体魄，毕业后当体育老师，可以帮助国人增强体质，抛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当时，社会上流行“教育救国”、“工商救国”、“科学救国”等许多思想，朱德想教书，就是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
在体育学堂学习期间，朱德秘密阅读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进一步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痛恨清政府的专制腐败，明确地认识到要“推翻清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他决心加入中国同盟会，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而献身。由于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朱德多方探听，也没找到任何一个同盟会会员，加入同盟会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1908年春，朱德应聘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把持学堂的是极力维护旧思想的保守人物，授课的内容仍然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旧学。朱德与新应聘来的老师们积极提倡新学，大胆地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与守旧势力发生激烈的争论。守旧派散布许多流言蜚语诋毁新学，甚至向官府状告朱德讲授体育课是“有失体统”，“有伤风化”。朱德据理力争，官府才没有追究朱德。这件事使朱德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等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教书不是一条生路”，“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这年冬天，他辞去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职务，决定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那么，出路在哪儿呢？他在《赠诸友》诗中，透露了这一苦闷心情：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己饥己溺是吾忧 急济心怀几度秋
从军报国，一直是朱德的强烈愿望。1907年初，他曾考上成都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可是在旧中国，军人是社会上受歧视的一个职业，人们“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根深蒂固。由于朱家人一致反对朱德当兵，朱德后来只好改考体育学堂。1909年初，朱德辞去教师职务，返回家乡，从同学秦昆处得知云南陆军讲武堂招考学员。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想方设法借到45块银元，历经70多天，到达云南昆明。由一名四川籍青年军官担保，他参加了考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可是，这次云南陆军讲武堂只招收云南籍学生，朱德在报考登记表中填写的是四川籍贯，所以没有被录取。
学没考上，身上的钱却已经花完了。为了生计，朱德只好去川军步兵标（相当于团）当兵。基本训练完成后，升任队部司书（相当于连文书）。由于朱德训练成绩优异，工作踏实，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得到上司的赏识。经所在的步兵标的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推荐，他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次，朱德留了个心眼，在籍贯中填上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并正式取名朱德，结果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这对朱德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他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军事院校，开办于1909年，与天津的北洋讲武堂、奉天的东北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学堂开办之初，聘请大批回国的留日学生为讲武堂的骨干和教官。在这批人中，同盟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就有17人。从学历来看，受过新式教育的占绝对优势，在已知的担任教官的40人中，从日本各学堂毕业者有28人，从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者有4人，从越南巴维学校毕业者2人。云南陆军讲武堂为同盟会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讲武堂的学生有500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谈论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
朱德入校后，很快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他认真阅读同盟会的书刊，与同学唐淮源、杨如轩等组织了革命小团体，将它命名为“五华社”。1909年，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
1911年8月，朱德从讲武堂毕业，获少尉军衔，被派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时的协长（相当于旅长）是蔡锷。朱德先是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不久当司务长。蔡锷，湖南宝庆人，曾在日本留学，学习军事，与蒋方震、张孝准被称为当时的“中国士官三杰”。他年长朱德4岁，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蔡锷对自己和学员都要求甚严，他十分器重朱德。朱德也十分敬佩蔡锷的敏锐思想和工作能力，在他看来，蔡锷的“头脑似乎充满了天才的智慧”。他把蔡锷当作自己的楷模，向往能够成为像他那样沉着稳健、深谋远虑的指挥官。朱德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蔡锷请教，并借阅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名《论法的精神》）和介绍华盛顿、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维新的书籍，以及国内资产阶级共和派抨击保皇派、主张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秘密报刊。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
1911年10月，为响应武昌起义，蔡锷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指定朱德为队官（连长）。朱德在攻占总督衙门时作战勇敢，立下战功，受到表扬。1912年8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政团组成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任总理，朱德随之从同盟会会员转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13年夏，朱德升任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当时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武装土匪，利用重山叠岭、森林茂密的复杂地形，经常骚扰老百姓，掠夺他们的财产。朱德采用运动战方式，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于1915年升任团长。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引起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1916年1月1日，蔡锷在昆明举行誓师大会，发布讨袁檄文，拉开护国战争序幕。朱德率部英勇作战，在战斗中，他的衣服帽子多处被子弹打穿。经历多次激烈战斗，朱德因战功突出而闻名于军中。战斗间隙，他在叙永县写了《古宋香水山芙蓉寺题诗》：
己饥己溺是吾忧，急济心怀几度秋。
铁柱幸胜家国任，铜驼漫作棘荆游。
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
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镇中流。
朱德把国家与民众的灾难视同“己饥己溺”，心里澎湃着不可抑制的“急济心怀”和忧国忧民之情，决心肩负起挽国运于既倒、救民生于水火的重任，在浪卷涛涌的历史大潮中勇做“中流砥柱”。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率部驻防泸州。他与部队同仁和当地的文人名士先后组织了两个诗社，一个叫“东华诗社”，一个叫“振华诗社”。他在起草的《东华诗社小引》中表明了组织诗社的宗旨：“大力宣传，振兴东亚中华；高声呼吁，打倒西方帝国。方称联翰墨之因缘，咏吟哦之乐事。唯求良友，无负河山。”1917年7月，朱德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成为川蜀的知名人物。
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能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各派系之间为争夺地盘经常发生战争，弄得国家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作为滇军的一个重要将领，朱德身不由己，被迫多次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虽然在作战中多次取得了胜利，但他并不感觉幸福。朱德投笔从戎，是为了救国救民，而不是充当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他经常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一向如此富有意义、如此充实、如此旺盛、如此多彩的生活突然变得空虚和毫无意义。或许我从来就没有像应该生活的那样生活过？军阀混战如火如荼，人民百姓水深火热。这难道就是多年为之奋斗的局面吗？难道是我们热血沸腾的救国使命吗？”
这一时期，朱德多次赋诗，对军阀混战发出慨叹：“年年争斗逼人来，如此江山万姓哀。”“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久受飞灾怜百姓，长经苦战叹佳兵。”他用诗句对军阀政客加以揭露和抨击：“伟人心事在争城，扰攘频年动汉旌。”“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意在商农。”他用诗倾诉自己的苦闷心情：“家园在望我当归，无奈人民盼解围。枉自梦魂萦弟妹，空教心事负庭闱。玉关杨柳悲摇落，金井梧桐感散飞。起舞闻鸡生叹息，总因血战咎功微。”
由于对现实感到绝望，朱德学会了抽大烟，想用鸦片麻醉自己。可是，他不甘心就此堕落、沉沦，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痛苦地思索着。
就在朱德苦闷、彷徨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爱国运动爆发了，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也改变了朱德的人生发展方向。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深层次、更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也随着五四运动的春风，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四川，四川学生、工人、商人、市民等各界人士，纷纷以罢课、罢工、罢市、集会、游行等方式，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朱德积极支持学生、工人、商人的爱国行动，还公开发表演说，就如何更好地抵制日货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虽然一时不能分清哪种思潮是进步的，但是，他对新思想、新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的好朋友孙炳文，对他的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孙炳文，字浚明，1885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长朱德一岁。1908年，孙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文科预科班。他学习勤奋，思想活跃，博览群书，常常暗中阅读同盟会办的《民报》，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对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产生不满情绪，因在一次作文中强烈抨击封建教育，被校方开除。他参加了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的“铁血团”，试图刺杀清摄政王载沣，多次冒险出入北京火车站，秘密运送武器。1912年，担任同盟会报纸《民国日报》总编辑。他坚决支持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遭受袁世凯的迫害，被迫潜回四川老家，以教书为业。1917年春，经好友李贞白介绍，朱德结识孙炳文。两人一见如故，颇有相识恨晚之感。朱德对孙炳文渊博的学识、豪爽的性格、非凡的经历非常敬重。1918年，在护法战争中晋升为滇军旅长的朱德聘孙炳文为旅部咨谋(即参谋)，两人朝夕相处，成为莫逆之交。在孙炳文的帮助下，朱德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进步刊物，赫胥黎《天演论》、卢梭《民约论》等书籍。两人经常就世界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新思潮进行讨论，革命道路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他们反复比较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认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并“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朱德赋诗多首，表达了自己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要永葆革命斗志的强烈愿望。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博得勋名万古垂，轰轰烈烈不逶迤。
雄飞志在五洲外，烈战功存四海陂。
信有霜寒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
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朱德虽然身不由己地参加了军阀混战，但他一向对军阀们嗤之以鼻，决心摆脱旧军队，寻找一条新道路。他与孙炳文相约到北京去探索新的革命道路，计划由孙炳文先去北京，等打倒唐继尧后，朱德再离开军队去北京与孙炳文会合，一同出国考察，向外国取经。1921年，孙炳文偕妻儿离开四川去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兼报馆工作。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式政党，便立即给还在四川的朱德写信，催他按原来相约的计划速来北京。可是，朱德未能实行自己的计划。
在赶走唐继尧后，朱德提出辞职请求，滇军同僚一再力劝与苦留，朱德只好留下，先后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他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英语，为出国学习做准备。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加速了朱德的出国进程。1922年春，被逐出云南的唐继尧乘滇军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动北伐之机，卷土重来，打回昆明，对朱德等反对过他的滇军将领发出通缉。朱德被迫逃离昆明，从此离开了军阀部队。这次逃亡是痛苦的，但对朱德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朱德从此彻底摆脱了旧军队的羁绊、束缚，全身心地寻求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5月，朱德回到重庆，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很欣赏朱德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盛情款待朱德，并邀请朱德就任他们部队的师长。朱德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以将要出国为由，毅然拒绝了刘、杨的挽留，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进入一所法国人开办的医院，彻底根治了吸鸦片恶习。住院期间，他从朋友送来的书报中，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了解到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后，感到热血沸腾。他被共产主义事业所吸引，决心参加这个党，成为其中一分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与自由，为全人类的幸福而献身。之后，他便四处寻觅、打听共产党，可是，茫茫人海，共产党在哪里呢？考虑到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去北京找老朋友孙炳文，也许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朱德再也呆不下去了，决定立即前往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
1922年7月，朱德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与孙炳文会面了。可是，令他啼笑皆非的是，他要找的共产党负责人不在北京，而在上海。8月，他俩匆匆返回上海，继续寻找共产党负责人。他们先是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正发愁没有合适的将领统兵讨伐陈炯明，以10万元军饷相许，请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但朱德对利用一派军阀去打击另一派军阀的做法不感兴趣，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邀请，表示要去欧洲学习。孙中山建议他去美国，因为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朱德则表示，他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这才决定去欧洲的。孙中山表示理解、尊重朱德的选择。
费尽周折，朱德终于在上海一所普通的住宅里见到了共产党最高负责人陈独秀。朱德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以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未曾想，陈独秀并没有同意立即吸收自己入党。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来说，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非常失望，情绪有些低落，“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陈独秀为何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呢？这是因为当时中共对吸收党员的规定很严。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当时，朱德对中共的宣言及党章还不太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程序不熟悉，没有委托介绍人介绍入党，而是直接向陈独秀提出入党申请，这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的。再说，陈独秀对朱德了解非常少，持谨慎态度是合情合理的。所以，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入党，这既符合党章的规定，也符合常理。但陈独秀并没有把党的大门对朱德关死。临别时，他特意送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给朱德学习。
挫折没有动摇朱德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信念，他决定按计划去欧洲追寻梦想。1922年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乘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启程。大海茫茫，烟波浩渺，他写诗表露出国时的心境：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经过40多天的航行，朱德一行于10月抵达法国马赛，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他们得知中国留学生于这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还听说了伍豪，以及他在柏林发表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与中国》。伍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
周恩来是1920年11月从上海来到法国马赛的。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等，在巴黎发起成立了旅欧青年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由于德国柏林的生活费比巴黎便宜，周恩来等人就去了柏林。朱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孙炳文匆匆赶往柏林，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阴路的一幢寓所里，见到了比他们年轻十多岁的周恩来，各自陈述了过去的经历和对革命的见解，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为这两位经历不凡的人物有如此救国救民的胸怀、如此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此真诚的入党要求所感动，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入党，帮助办理申请入党手续，并说明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被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周恩来还将此事向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作了汇报。张申府最后同意朱德入党，主要是认为朱德几次找他要求入党，态度很诚恳，说明追求进步。
朱德不是工人，按照规定，他要入党，最后须上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陈独秀收到张申府介绍朱德入党的信后，经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同意吸收朱德入党，同时决定朱德的党员身份对外保密，这样做，更有利于朱德今后为党工作。对朱德采取“秘密党员”的方式来解决入党问题，这是一个创举，为日后中共吸收秘密党员开了先河。11月，由周恩来和张申府做入党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朱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苦苦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朱德欣喜万分。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朱德总是非常激动。他说：“我当时真高兴极了。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
志士恨无穷 孤身走西东
1886年12月1日，朱德诞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西麓李家湾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像旧社会许多穷人的家庭一样，朱家人口多，负担重，家境难。朱德的父母共生育了13个孩子，由于贫穷，只养活了8个，朱德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他出生后，父母怕孩子养不大，按当地风俗，给他取了一个“贱名”：“狗娃子”。朱德的出世，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欢乐，因为，全家辛辛苦苦，终年劳累的全部劳动所得，交了租后，所剩无几，连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都很困难。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份压力。他的父亲朱世林哀叹：“唉！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奶奶倒是乐滋滋地说：“这娃娃长得粗眉大眼，一派福相呢。好好养着他吧，没准儿日后能成大气候哩！”
朱德5岁时，就开始帮助家人干一些杂活。当时，一些外来的手艺人在劳作休息，特别是饮酒时，总喜欢和当地人围坐在一起，神侃一通。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故事，是他们聊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年幼的朱德，最爱听他们讲故事，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充满了同情与敬仰。他从懂事起，就目睹了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一家人整年起早贪黑，辛勤劳动换来的粮食，一担一担地被送到地主的粮仓里。剩下的一点稻谷，只能拿去换红薯、玉米等杂粮。吃的青菜，经常不放油，只是用清水煮熟，蘸一点劣质的黑硝盐。全家男女老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带补丁。每次地主上山避暑或是进城看戏，还要朱家出人抬滑竿。
朱家租种的是丁姓地主家的几亩稻田。在离朱家不远的地方有块稻田，地势较低，容易存水，朱家就在稻田里放养了一些鱼苗。一次，母亲生日快到了，朱德下田捉了小半篓鲫鱼，兴冲冲地往家走，准备送给母亲作生日礼物。丁家的狗腿子发现后，追了上来，二话不说，夺下朱德手中的鱼篓，说：“这是丁老爷家的田，给你们朱家种，收的谷子要往丁老爷家送，田里养的鱼也要给丁老爷上贡，你知道吗？”朱德气愤地问：“这鱼是我家花钱买的鱼苗放在田里养大的，为什么不让我捉？”狗腿子蛮横地说：“老爷有话，老爷田里的鱼，佃户不准捉，要我天天在这守着，每天捉些回去给老爷炖汤喝。”朱德无可奈何，但他幼小的心田里，种下了对地主的仇恨。
事过不久，丁家再次欺侮朱家。两年前，朱德堂叔将朱家祖族的一块荒凉的山坡地，让给朱德祖父植林。朱德的祖父带领子孙们，花了许多时间，才把这块地平整出来，种上了竹子。在朱家的精心培育下，竹子长得又粗又茂。可丁姓地主硬说这块地过了界，属于丁家，强行霸占这块地。朱家凑钱去官府告状，但官府早已经被丁家收买，对朱家的状书看都不看，就把这块地判给了丁家。年幼的朱德，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官府的黑暗，更加仇视这个不公的社会。
此后，更大的打击又一次降临到朱家。1894年春夏，川北发生严重旱灾，夏粮颗粒无收。朱家陷入困境，实在无力向丁姓地主交租。狠毒的丁家乘人之危，一再逼迫朱家交租。除夕那天，朱家被迫退佃、搬家。全家分成两班，各谋生路。在大雪纷飞的大年初四，朱德离开父母，随着祖父母、伯父母，艰难度日。地主的狠毒、亲人分离的痛苦，使朱德过早地品尝了社会的冷酷与生活的艰辛。
当时，四川成千上万的农民都和朱家有同样的命运。一年夏天，一群灾民因饥饿冲进地主家的大宅院，打开粮仓，拖出猪羊，然后准备散去。这时，官府派来军队镇压灾民，一时间，枪声大作，灾民们哭声震天，鲜血四溅。这惨不忍睹的景象，深深地烙在朱德的头脑中，仇恨与反抗旧社会的思想，在他的心中不断强化。
怎样才能不受人欺凌呢？在朱家人看来，他们挨穷受苦，就是因为没文化，家中要是有个识字的人，就不会这样了。于是，朱德的父母与伯父母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凑钱送朱德上学。朱德肩负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开始了求学生涯。
1892年，朱德进入本姓家族办的私塾馆读书。私塾老师是朱德的远房叔叔朱世秦，他按照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10岁那年，朱德又转到席国珍的私塾读书。席国珍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古典文化造诣精深，熟悉历史。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愤懑。在课堂上，他经常纵论古今，抨击时弊，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农忙时，朱德就回家劳动，农闲时，才能上学。他抓住一切时间，拼命地学习。在同学中，虽然他年龄最小，但成绩最好，识字最多。从10岁到18岁，朱德一直随席国珍先生学习，这正是他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席国珍爱国感情的深刻影响下，朱德的思想“慢慢开展了”，“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朱德特别崇敬岳飞，曾写文章盛赞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他还与老师、同学一同探讨过太平天国、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的成败得失。朱德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史记》、《三国志》等中国传统经典，还接触了“新学”。经过几年的学习，他不再仅仅考虑家庭的命运，而是关注起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朦胧地感觉到，外国比中国先进，也许到外国去，就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萌生了出国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念头。
1905年，朱德改名朱建德，来到县城，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结果在1000多名考生中，他考了前20名。同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推动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曾经接受过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并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他们认识到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之后，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朱德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1906年，朱德进入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半年后转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由此，朱德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体育、美术等课程。中学堂的学监（校长）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先生，他大力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向学生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教理科的刘寿川先生同张澜一样，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告诉学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由一个弱国逐步变为一个强国。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尊崇科学，才有出路。这些教育使朱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大大地发展了”。对朱德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他从进步师生那儿得到了许多进步书刊，听他们宣传孙中山的同盟会纲领，阅读了《革命军》、《天演论》等书籍，懂得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拯救国家的道理，思想开始逐渐向革命民主主义方向发展。朱德多次对同窗戴与龄讲，我听到有人说，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书命起义不断发生，可惜都失败了。我根据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外的情况分析，中国要打败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我准备先考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后再去学习军事。同年冬，朱德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写下《顺庆府中学堂留别》一诗赠戴与龄。诗中写道：“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抒发了他的雄心和豪情。
1907年，朱德接受张澜、刘寿川两位先生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求学。成都是四川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各种政治势力、社会思潮都在此激烈交锋。1907年春，朱德报考以培养体育老师为教学目标的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认为体育可以增强国人体魄，毕业后当体育老师，可以帮助国人增强体质，抛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当时，社会上流行“教育救国”、“工商救国”、“科学救国”等许多思想，朱德想教书，就是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
在体育学堂学习期间，朱德秘密阅读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进一步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痛恨清政府的专制腐败，明确地认识到要“推翻清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他决心加入中国同盟会，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而献身。由于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朱德多方探听，也没找到任何一个同盟会会员，加入同盟会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1908年春，朱德应聘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把持学堂的是极力维护旧思想的保守人物，授课的内容仍然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旧学。朱德与新应聘来的老师们积极提倡新学，大胆地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与守旧势力发生激烈的争论。守旧派散布许多流言蜚语诋毁新学，甚至向官府状告朱德讲授体育课是“有失体统”，“有伤风化”。朱德据理力争，官府才没有追究朱德。这件事使朱德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等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教书不是一条生路”，“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这年冬天，他辞去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职务，决定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那么，出路在哪儿呢？他在《赠诸友》诗中，透露了这一苦闷心情：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己饥己溺是吾忧 急济心怀几度秋
从军报国，一直是朱德的强烈愿望。1907年初，他曾考上成都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可是在旧中国，军人是社会上受歧视的一个职业，人们“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根深蒂固。由于朱家人一致反对朱德当兵，朱德后来只好改考体育学堂。1909年初，朱德辞去教师职务，返回家乡，从同学秦昆处得知云南陆军讲武堂招考学员。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想方设法借到45块银元，历经70多天，到达云南昆明。由一名四川籍青年军官担保，他参加了考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可是，这次云南陆军讲武堂只招收云南籍学生，朱德在报考登记表中填写的是四川籍贯，所以没有被录取。
学没考上，身上的钱却已经花完了。为了生计，朱德只好去川军步兵标（相当于团）当兵。基本训练完成后，升任队部司书（相当于连文书）。由于朱德训练成绩优异，工作踏实，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得到上司的赏识。经所在的步兵标的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推荐，他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次，朱德留了个心眼，在籍贯中填上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并正式取名朱德，结果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这对朱德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他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军事院校，开办于1909年，与天津的北洋讲武堂、奉天的东北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学堂开办之初，聘请大批回国的留日学生为讲武堂的骨干和教官。在这批人中，同盟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就有17人。从学历来看，受过新式教育的占绝对优势，在已知的担任教官的40人中，从日本各学堂毕业者有28人，从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者有4人，从越南巴维学校毕业者2人。云南陆军讲武堂为同盟会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讲武堂的学生有500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谈论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
朱德入校后，很快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他认真阅读同盟会的书刊，与同学唐淮源、杨如轩等组织了革命小团体，将它命名为“五华社”。1909年，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
1911年8月，朱德从讲武堂毕业，获少尉军衔，被派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时的协长（相当于旅长）是蔡锷。朱德先是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不久当司务长。蔡锷，湖南宝庆人，曾在日本留学，学习军事，与蒋方震、张孝准被称为当时的“中国士官三杰”。他年长朱德4岁，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蔡锷对自己和学员都要求甚严，他十分器重朱德。朱德也十分敬佩蔡锷的敏锐思想和工作能力，在他看来，蔡锷的“头脑似乎充满了天才的智慧”。他把蔡锷当作自己的楷模，向往能够成为像他那样沉着稳健、深谋远虑的指挥官。朱德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蔡锷请教，并借阅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名《论法的精神》）和介绍华盛顿、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维新的书籍，以及国内资产阶级共和派抨击保皇派、主张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秘密报刊。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
1911年10月，为响应武昌起义，蔡锷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指定朱德为队官（连长）。朱德在攻占总督衙门时作战勇敢，立下战功，受到表扬。1912年8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政团组成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任总理，朱德随之从同盟会会员转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13年夏，朱德升任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当时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武装土匪，利用重山叠岭、森林茂密的复杂地形，经常骚扰老百姓，掠夺他们的财产。朱德采用运动战方式，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于1915年升任团长。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引起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1916年1月1日，蔡锷在昆明举行誓师大会，发布讨袁檄文，拉开护国战争序幕。朱德率部英勇作战，在战斗中，他的衣服帽子多处被子弹打穿。经历多次激烈战斗，朱德因战功突出而闻名于军中。战斗间隙，他在叙永县写了《古宋香水山芙蓉寺题诗》：
己饥己溺是吾忧，急济心怀几度秋。
铁柱幸胜家国任，铜驼漫作棘荆游。
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
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镇中流。
朱德把国家与民众的灾难视同“己饥己溺”，心里澎湃着不可抑制的“急济心怀”和忧国忧民之情，决心肩负起挽国运于既倒、救民生于水火的重任，在浪卷涛涌的历史大潮中勇做“中流砥柱”。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率部驻防泸州。他与部队同仁和当地的文人名士先后组织了两个诗社，一个叫“东华诗社”，一个叫“振华诗社”。他在起草的《东华诗社小引》中表明了组织诗社的宗旨：“大力宣传，振兴东亚中华；高声呼吁，打倒西方帝国。方称联翰墨之因缘，咏吟哦之乐事。唯求良友，无负河山。”1917年7月，朱德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成为川蜀的知名人物。
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能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各派系之间为争夺地盘经常发生战争，弄得国家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作为滇军的一个重要将领，朱德身不由己，被迫多次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虽然在作战中多次取得了胜利，但他并不感觉幸福。朱德投笔从戎，是为了救国救民，而不是充当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他经常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一向如此富有意义、如此充实、如此旺盛、如此多彩的生活突然变得空虚和毫无意义。或许我从来就没有像应该生活的那样生活过？军阀混战如火如荼，人民百姓水深火热。这难道就是多年为之奋斗的局面吗？难道是我们热血沸腾的救国使命吗？”
这一时期，朱德多次赋诗，对军阀混战发出慨叹：“年年争斗逼人来，如此江山万姓哀。”“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久受飞灾怜百姓，长经苦战叹佳兵。”他用诗句对军阀政客加以揭露和抨击：“伟人心事在争城，扰攘频年动汉旌。”“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意在商农。”他用诗倾诉自己的苦闷心情：“家园在望我当归，无奈人民盼解围。枉自梦魂萦弟妹，空教心事负庭闱。玉关杨柳悲摇落，金井梧桐感散飞。起舞闻鸡生叹息，总因血战咎功微。”
由于对现实感到绝望，朱德学会了抽大烟，想用鸦片麻醉自己。可是，他不甘心就此堕落、沉沦，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痛苦地思索着。
就在朱德苦闷、彷徨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爱国运动爆发了，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也改变了朱德的人生发展方向。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深层次、更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也随着五四运动的春风，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四川，四川学生、工人、商人、市民等各界人士，纷纷以罢课、罢工、罢市、集会、游行等方式，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朱德积极支持学生、工人、商人的爱国行动，还公开发表演说，就如何更好地抵制日货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虽然一时不能分清哪种思潮是进步的，但是，他对新思想、新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的好朋友孙炳文，对他的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孙炳文，字浚明，1885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长朱德一岁。1908年，孙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文科预科班。他学习勤奋，思想活跃，博览群书，常常暗中阅读同盟会办的《民报》，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对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产生不满情绪，因在一次作文中强烈抨击封建教育，被校方开除。他参加了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的“铁血团”，试图刺杀清摄政王载沣，多次冒险出入北京火车站，秘密运送武器。1912年，担任同盟会报纸《民国日报》总编辑。他坚决支持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遭受袁世凯的迫害，被迫潜回四川老家，以教书为业。1917年春，经好友李贞白介绍，朱德结识孙炳文。两人一见如故，颇有相识恨晚之感。朱德对孙炳文渊博的学识、豪爽的性格、非凡的经历非常敬重。1918年，在护法战争中晋升为滇军旅长的朱德聘孙炳文为旅部咨谋(即参谋)，两人朝夕相处，成为莫逆之交。在孙炳文的帮助下，朱德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进步刊物，赫胥黎《天演论》、卢梭《民约论》等书籍。两人经常就世界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新思潮进行讨论，革命道路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他们反复比较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认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并“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朱德赋诗多首，表达了自己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要永葆革命斗志的强烈愿望。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博得勋名万古垂，轰轰烈烈不逶迤。
雄飞志在五洲外，烈战功存四海陂。
信有霜寒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
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朱德虽然身不由己地参加了军阀混战，但他一向对军阀们嗤之以鼻，决心摆脱旧军队，寻找一条新道路。他与孙炳文相约到北京去探索新的革命道路，计划由孙炳文先去北京，等打倒唐继尧后，朱德再离开军队去北京与孙炳文会合，一同出国考察，向外国取经。1921年，孙炳文偕妻儿离开四川去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兼报馆工作。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式政党，便立即给还在四川的朱德写信，催他按原来相约的计划速来北京。可是，朱德未能实行自己的计划。
在赶走唐继尧后，朱德提出辞职请求，滇军同僚一再力劝与苦留，朱德只好留下，先后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他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英语，为出国学习做准备。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加速了朱德的出国进程。1922年春，被逐出云南的唐继尧乘滇军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动北伐之机，卷土重来，打回昆明，对朱德等反对过他的滇军将领发出通缉。朱德被迫逃离昆明，从此离开了军阀部队。这次逃亡是痛苦的，但对朱德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朱德从此彻底摆脱了旧军队的羁绊、束缚，全身心地寻求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5月，朱德回到重庆，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很欣赏朱德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盛情款待朱德，并邀请朱德就任他们部队的师长。朱德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以将要出国为由，毅然拒绝了刘、杨的挽留，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进入一所法国人开办的医院，彻底根治了吸鸦片恶习。住院期间，他从朋友送来的书报中，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了解到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后，感到热血沸腾。他被共产主义事业所吸引，决心参加这个党，成为其中一分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与自由，为全人类的幸福而献身。之后，他便四处寻觅、打听共产党，可是，茫茫人海，共产党在哪里呢？考虑到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去北京找老朋友孙炳文，也许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朱德再也呆不下去了，决定立即前往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
1922年7月，朱德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与孙炳文会面了。可是，令他啼笑皆非的是，他要找的共产党负责人不在北京，而在上海。8月，他俩匆匆返回上海，继续寻找共产党负责人。他们先是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正发愁没有合适的将领统兵讨伐陈炯明，以10万元军饷相许，请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但朱德对利用一派军阀去打击另一派军阀的做法不感兴趣，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邀请，表示要去欧洲学习。孙中山建议他去美国，因为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朱德则表示，他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这才决定去欧洲的。孙中山表示理解、尊重朱德的选择。
费尽周折，朱德终于在上海一所普通的住宅里见到了共产党最高负责人陈独秀。朱德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以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未曾想，陈独秀并没有同意立即吸收自己入党。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来说，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非常失望，情绪有些低落，“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陈独秀为何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呢？这是因为当时中共对吸收党员的规定很严。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当时，朱德对中共的宣言及党章还不太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程序不熟悉，没有委托介绍人介绍入党，而是直接向陈独秀提出入党申请，这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的。再说，陈独秀对朱德了解非常少，持谨慎态度是合情合理的。所以，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入党，这既符合党章的规定，也符合常理。但陈独秀并没有把党的大门对朱德关死。临别时，他特意送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给朱德学习。
挫折没有动摇朱德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信念，他决定按计划去欧洲追寻梦想。1922年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乘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启程。大海茫茫，烟波浩渺，他写诗表露出国时的心境：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经过40多天的航行，朱德一行于10月抵达法国马赛，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他们得知中国留学生于这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还听说了伍豪，以及他在柏林发表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与中国》。伍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
周恩来是1920年11月从上海来到法国马赛的。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等，在巴黎发起成立了旅欧青年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由于德国柏林的生活费比巴黎便宜，周恩来等人就去了柏林。朱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孙炳文匆匆赶往柏林，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阴路的一幢寓所里，见到了比他们年轻十多岁的周恩来，各自陈述了过去的经历和对革命的见解，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为这两位经历不凡的人物有如此救国救民的胸怀、如此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此真诚的入党要求所感动，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入党，帮助办理申请入党手续，并说明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被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周恩来还将此事向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作了汇报。张申府最后同意朱德入党，主要是认为朱德几次找他要求入党，态度很诚恳，说明追求进步。
朱德不是工人，按照规定，他要入党，最后须上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陈独秀收到张申府介绍朱德入党的信后，经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同意吸收朱德入党，同时决定朱德的党员身份对外保密，这样做，更有利于朱德今后为党工作。对朱德采取“秘密党员”的方式来解决入党问题，这是一个创举，为日后中共吸收秘密党员开了先河。11月，由周恩来和张申府做入党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朱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苦苦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朱德欣喜万分。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朱德总是非常激动。他说：“我当时真高兴极了。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