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周佛海（后排右三）与国民党要人在一起

1940年3月30 日，周佛海在南京国民政府大楼前留影

 周佛海（1897-1948），原名周 福簋，湖南沅陵人。他24 岁时出席党的一大，与毛泽东同睡一个地铺， 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党的一大后，曾临时代理陈独秀的书记 职务，一度成为政坛红人。但党的一大闭幕后，仅仅过了3 个月，周 佛海就退出了共产党，转而投向国 民党，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和“三民 主义理论权威”。抗战爆发后，他又 投靠汪精卫做了汉奸。本文主要讲 述他在党的一大前后。

“入阁”为官的最初梦想

1897 年5 月29 日，周佛海出 生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小山 村，他的父亲周夔九，举人出身， 曾在曾国藩的湘军里做幕僚，后在 福建莆田县衙当一名典吏，1909 年 为了禁烟，因公殉职。这年周佛海 只有12 岁，弟弟周佛生8 岁，妹 妹周佛珍更小，母亲马翠珍领着兄 妹3 人及丈夫的尸体由福建莆田千 里迢迢回老家湖南沅陵，从此家境 败落。

在福建时，周佛海的父亲专门为周佛海兄弟俩请来师傅，在家里开设家塾。父亲去世后，周佛海只 能到离家六七里的乡塾继续接受启 蒙教育，塾师十分重视写作能力的 培养，这使得周佛海后来的文笔非 常好。1912 年，周佛海准备投考沅 陵县高等小学堂，因为离县城太远， 当周佛海知道考试的消息时，考期 早过了，一位在县政府任教育科长 的同乡给校长写了封信，校长方才 同意周佛海去补考。考试的科目是 国文和算术。虽然报考的人十分多， 周佛海竟中了第一名。

因为是第一名，所以周佛海一 入学校就成了班长，在班内趾高气 扬，拉帮结派，而且哥们义气十足。 当时的学制是小学3 年，中学4 年， 周佛海入学第二年的第一个学期， 就纠集学生动手打了一个刚刚入学 的新生。母亲见状，为了能稳定儿 子的心绪，就给周佛海包办了一门 婚事，女子名叫郑妹，比周佛海大 3 岁，婚后周佛海继续读书，一年 后，郑妹为周佛海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周淑海，两年后又生下一个男 孩，取名周少海。此后不久，周佛 海转入沅陵县立中学一年级学习。

该校历史地理老师邓竹铭，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十分关心政治，他见周佛海颇有才气，学习又格 外刻苦，就对周佛海十分器重。在邓竹铭的关心 下，周佛海开始阅读《东方杂志》，渐渐开始留心 政治。这一年周佛海19 岁，可以说在此之前周佛 海并不懂什么是政治，更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1916 年秋，周佛海与同学登上沅陵县城东的沅江 中一个小洲上的龙吟塔，在龙吟塔墙壁上题了一首 诗：“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处中 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 木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 雄。”诗中透露出周佛海的勃勃雄心。他在他的 《往矣集·苦学记》一文中记述到：“袁氏（指袁世 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 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 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 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 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可 见，19岁的周佛海已经有了从政的理想了。

东渡日本的留学生活

周佛海在沅陵县立中学读书时，该校校长吕 鹤立听说到日本留学花费并不高，一年只需要150 元左右，如果在日本一年内能考取官费留学生的 话，就由中国政府出资，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 于是他决定集体凑钱在学校内选派几名成绩好的 学生去日本留学。因为周佛海成绩出色，就被选 中了，校长为周佛海拿了30 元，周佛海的母亲卖 掉家里仅有的8 亩田地，又东拼西凑的总共凑了 200 元。失去土地的周家，从此只能在沅江码头以 炸油粑粑谋生。

1917 年7 月底，周佛海到了日本东京。1918 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先后签订3 个军事协定， 按这些协定所规定的条款，日本可以借口防敌， 任意进攻中国领土和占用中国各项设施，中国政 府必须与“日军合作”，并提供一切方便条件。本 来协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签订的，在谈判过 程中，有部分条款被泄露，消息传到日本后，留 日中国学生召开大会，坚决反对中日密约，并号 召留日学生集体分批回国请愿。当时，周佛海刚 到日本不久，受反日爱国热潮的影响，他也积极 响应回国请愿的主张。但当时周佛海已经欠了旅 馆330 多元，回国的路费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他的这次爱国行动被迫流产。

接着周佛海补习日语及其他课程，积极准备 报考官费留学生。在报考的600多人中，他以第 四名的成绩，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成了官费留学生。毕业后，1922年秋，周佛海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

周佛海进入东京一高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完成规定的功课之后，周佛海开始对 国际形势发生了兴趣，他抽出不少时间去阅读有 关西洋历史及国际形势的书籍、杂志，而且还有 了不少心得。周佛海写了一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 并推测其趋势的论文，投给了上海的《救国日 报》，该报是由留日回国学生创办的，当时在国内 很有影响力。周佛海没想到文章不仅被刊登了， 还博得了读者的好评，连中学时代的史地教师邓 竹铭也从家乡写信赞扬和鼓励周佛海。意外的收 获点燃了周佛海写作的激情，随后，短短的时间 里，他相继发表了许多篇论文和译作。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 的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 地出现。1919 年9 月，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系的要 人张东荪等人在北京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 周佛海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还翻译发 表了日本室伏信高著的《社会主义与劳动组合》、 《工行社会主义之国家观》等论文，翻译出版了日 本生田长江、本间久雄合著的《社会问题概况》 及美国社会主义者希尔葵著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与实践》等书。可以这样说，这时期的周佛海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十分有力的 推动作用。

由于周佛海经常给《解放与改造》投稿，所 得的稿费非常丰厚。他就把所得稿费的大部分寄 回老家用于养母，留出一部分用来买书。1920 年， 他决定利用暑假回乡省亲，留足路费后，周佛海 踏上了回沅陵省亲之路。

回国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工作

到上海后，不巧湖南正在开展驱逐军阀张敬 尧的运动，道路堵塞，使他无法回乡，不得不滞 留上海。在此期间，周佛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 的主编张东荪。由于周佛海在《解放与改造》上 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的名字也为 陈独秀所熟悉。陈独秀当时正与共产国际远东局 的维经斯基在商讨建立共产党，正需要对马克思 主义有研究的人士。于是，陈独秀通过张东荪， 约见了周佛海。

对此，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 作了详细的记述：“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 秀） 要见我……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 环龙路渔阳里2 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 远东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引者注：维经斯基） 在 座。……经过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 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 当时所谓南陈北李。……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 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的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我在计划拟定，分头派人工作的时候， 恰当学校要开学，所以就回到鹿儿岛的学校去 了。”1920 年8 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 道、沈玄庐、施存统、愈秀松在《新青年》杂志 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共产党上 海发起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 海发起组联络在全国各地筹建其他地方党的早期 组织。周佛海只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 筹备工作，便慌慌张张返回日本了，所以并未正 式参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活动。

出席党的一大，并代理陈独秀中央局书记一职

施存统与周佛海二人都是1920 年暑假在上海 参加中国共产党的。1920 年6 月20 日，在戴季陶 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 在东京时，施存统经常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 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在信中陈独 秀、李达介绍施存统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 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 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旅日党的早期组织。旅日党的 早期组织刚刚成立时，发展缓慢，党的一大前， 成员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二人。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建立后，北京、汉口、广 州、济南、长沙、日本、法国也建立了党的早期 组织。1921 年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 上海，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接到上海共 产党发起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 求派代表参加党的一大时，周佛海、施存统二人 都互相推选对方担任代表，最后决定由周佛海代 表旅日党的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对此，周佛 海曾回忆说：“1921 年夏，接着上海同志的信， 知道7 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间， 我便回到上海。”周佛海还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日 本小组“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 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 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 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 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 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 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可见，周佛海与毛泽东在党的一大期间是在一块打过地铺的，二人是湖南同乡。

  1921年7 月23 日晚，党的一大在李汉俊家中 开幕，各地党的早期组织13 名代表及2 名共产国 际代表，总计15 人，出席了会议，这次开幕式又 被称为一大的第一次会议。随后，从7 月24 日至 29 日，在李汉俊家召开了4 次会议。据周佛海回 忆，到了7 月30 日晚，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究竟是马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换个地方。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 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 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 决定仍在原地。”当第六次会议也就是会议的闭幕 式即将召开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 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 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 说完后就急忙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景， 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 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 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离开了会场。 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 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这次会议周佛海 并没有参加，因为当天下午，周佛海忽然闹肚子， 肚子很痛而且不停地上厕所，根本不能出门，所 以就一个人在租住的地方躺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 睡着了。据周佛海回忆说，大约晚上12 点，他忽 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走进房间，经毛泽东说明， 才知道是出了大事。

被法国巡捕搜捕后，在上海租界内继续开会 显然是不行了，周佛海忽然想起李达的夫人王会 悟是浙江嘉兴人，嘉兴离上海很近，何不去嘉兴 开会。经过商量后，代表们决定，李达的夫人第 二天乘早班车赴嘉兴，先雇一艘大船等着，其他 代表乘第二班车去，然后乘船游嘉兴南湖，周佛 海也抱病前往嘉兴。当地的人以为他们是游南湖 的，也就没有注意他们。他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他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会上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 为中央局书记。据周佛海回忆，在最后一天的 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还选举了 陈仲甫（独秀） 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 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 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但据 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李大钊、周佛海当选 为候补中央委员。”一大代表陈潭秋也回忆说： “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中央委员。” 看来周佛海有可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不是“为副委员长”。至于“陈独秀未到上海 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中央局书记一职， 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说：“在陈先生没有返沪 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包惠僧也 回忆说：“陈独秀没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 海暂代。”由此可见，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 内，周佛海确实代理过中央局书记一职。

在夫人杨淑慧的劝说下退出共产党

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的行踪早被日本 警察知道了，回到日本后的周佛海即被日本警 方严密监视，警方还通过学校对周佛海施加压 力，老师多次警告周佛海，学校方面也以开除 学籍威胁周佛海，这些让周佛海惊恐万分。而 且，周佛海还带着第二任妻子杨淑慧一起生 活，当时杨淑慧与她的父母失去了联系，他们 二人的生活十分清贫，靠领取周佛海一人的官 费生活。1924年5 月底，周佛海回到广州，就 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月薪200 块大洋。同年 9 月份，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请他兼 任广东大学的教授，别的教授月薪是220 块大 洋，邹鲁给周佛海月薪240 块大洋。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周佛海应按累进额每月交纳 、党费70 多元，杨淑慧认为丈夫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 海脱党。于是周佛海就给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 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当时任黄埔军校政 治部主任、广州区委执行委员的周恩来曾经多 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周佛海拒绝。

1924年秋，中共中央接受了周佛海提出的退党 的要求，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把戴季陶、 邹鲁视为知己，对二人言听计从，并在思想上 追随其后。邹鲁是“西山会议派”的核心人 物，戴季陶是反共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去世 后，戴季陶抛出了他的“戴季陶主义”，为反 共分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脱党后的周佛海 走上了反共的道路，并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