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毛泽东；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

关于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学术界已有一些说法。比如毛泽东早年挚友萧子升（又名萧瑜）认为原因之一是语言和经费问题：“毛泽东几乎一无所有，虽然赴法的路费已减少到一百大洋，但这对他仍是无法解决的大数目，而且他自己知道，无人能借这笔钱给他。其次，语言上不能过关。在学校时，他的英语发不好音。”(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美国学者施拉姆、传记作家特里尔等都认同这种解释。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知这不能成为毛泽东放弃赴法勤工俭学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当时经手从章士钊那里借来资助旅欧学生的两万大洋，他大可自己留一份以作出国路费。就外语来说，对毛泽东这样一个求上进的年青人亦非考虑重点。主流的看法基本认可毛泽东本人对此的解释，诸如需要先研究本国问题、看译本学习效率更高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认为毛泽东把留学目标转向苏俄也是一个原因。其实，从历史的逻辑来看，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并非某一个单纯的原因在起作用，而是几大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先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再出国，打好本国文化基础

毛泽东是主张留学的坚决支持者，也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之一。他在1919年3月送走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后，对自己未去法国有一个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9页。)从学习效率看，“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毛泽东把这看作是暂时留在国内“更属紧要”的原因。对于这个众所周知的解释，还要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中去挖掘更深层的原因：留在国内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

毛泽东非常重视中西文明的比较，早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页。）经过比较，他认为中西文化都有缺点，都需要改造：“中国旧学的弊病‘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因此，他并不迷信到西方国家留学：“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毛泽东在1920年2月给陶毅的信和同年3月给周世钊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关于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先后顺序的观点。前一封信中说，他想和同志们在长沙成立一个“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467页。）。在后一封信中，毛泽东讲了几条“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的好处，其中讲到“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脫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由此可知，毛泽东不是不打算留学，而是准备把国学基础打牢后再去，那时候可以和西方文化、西方国情进行深层比较、甄别，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果在出国前没有扎实的国学底子，那么就有失却文化渊源，造成母体文化纽带断裂的危险。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主张出国留学前要先打好本国文化的基础，才能“知本国固有之文明，起自尊之心，强爱国之念，且对于国内之风俗习惯均能知其起源、悉其意义，对于祖国既不至发生厌薄之感情，对于国俗亦不至主张激急之变革，此真国家存立之基础，不可不善为培养者也”（《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杨昌济的这种思想不能不对处于“修学储能”阶段的青年毛泽东产生重要影响。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解释自己不去法国的原因是“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此说可信。早年他在私塾学了一些启蒙国学，后来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了一些国文课和修身课。国文教员袁仲谦评价他的作文像新闻记者手笔，要他研读韩愈的文章。他精心钻研《昌黎先生集》后，学会了古文文体。（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4页。）毛泽东后来自嘲道：“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7页。）1915年6月25日，他援引康梁以反思自己的自修方法，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8页。）。同年9月，他致信萧子升讨论治学，表示自己的国学底子不厚，“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0页。）。新民学会成立后，毛泽东逐渐开始从国学中寻找改造中国思想的方法，据沈宜甲转述蔡和森回忆毛泽东治学的情景，“当1918年他因足疾在北京同仁医院医治，一个月中在床上看了全部《资治通鉴》，且加批注”（《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1920年４月11日，毛泽东和要去法国的学生离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参观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页。）这个看来很普通的举动，其实是非同寻常的。当时北京正在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打倒孔家店”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复杂心情，至少可以看出，他是不同意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沈宜甲1919年2月至3月间陪毛泽东等在上海参观各工厂时，发现“他从不说一字政治，更不及共产、苏俄，只偶及易经大道”（《回忆蔡和森》，第139页。）。此时的毛泽东不仅重视外来思想，而且对本国文化深掘之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正如他后来对埃德加·斯诺所说：“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而旧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96页。），他希望能有研究中国农民的著作和以农民为主角的文学作品。1917年，蔡和森也认识到了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之不足，“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中国也没有“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的史书，中国的文、言也不统一，影响“社会民智之普及”。（参见李永春：《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这种现状，使得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研究感觉很不满意，直到延安时期他还指出：“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毛泽东关于留学的观点也影响了不少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4月21日，罗宗翰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肯定了毛泽东的看法：“润之曾有长信寄府，谈求学事，他甚不主张你入学堂，及此时出洋；想组织同志到长沙设自修大学。”（《新民学会资料》，第98页。）“至此时出洋，那本不大好，对于本国的学术没有弄清，外国的学术又没有条理明白，跑到外国，真是茫茫大海，所得必少。所以我主张在专门学校或大学毕业后，再出洋。”（《新民学会资料》，第99页。）及至同年6月7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再次表明了先在国内研究而后再出国留学的态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9页。）同年7月，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理解了毛泽东的想法，“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新民学会资料》，第118页。），因而不再劝他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