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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9·18"之后的陈独秀:摒弃党派之争 淡化杀子之仇
日期:2012-06-3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贾立臣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变化多多,但是爱国主义思想却贯穿于他一生的始终。当他投身于中国革命大潮之中并受到艰苦的磨练之后,其爱国主义思想便逐步与中华民族的盛衰、荣辱完全融为一体。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思想再度升华,逐步放弃党派争斗,淡化杀子之仇,愿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共雪国耻,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奋斗到最后一息。

  一、浓重的爱国之情,赤诚的救国之心

  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已经15岁了,一个大国被一个小国打败的现实,深深地刺痛了这个青年人的心。从此,爱国主义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心中萌发。仅从下面列举的几个“第一”,便可知道陈独秀的爱国情之浓,救国心之诚。

  陈独秀是一位善于思考,勤于笔耕的人,他(共写1600多篇文章)写的第一篇文章,是1897年发表的《扬子江形势略论》。在这篇7000字的文章里,陈独秀把万里长江从头至尾的地形地貌、水势走向、江面宽窄、军事设防以及古代兵战得失等情况,刻画得生动逼真,栩栩如生。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勉付梨灾,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者。”[1]这篇文章,文笔犀利、文采飞扬,当属上乘之作,读来发人深省。

  陈独秀(共演讲80多次)发表的第一篇演说稿,是1903年5月26日《苏报》发表的《安徽爱国会演说》,这是陈独秀于5月17日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的拒俄大会上的演说(1902年曾发起过一次演说会,但没有发现陈独秀的演说稿)。陈独秀在演说中,把自己在东三省亲眼目睹的俄国士兵暴打、淫虐、残杀以及掠财等滔天罪行进行了无情揭露。他说:“各国将来瓜分我中国,其惨状亦何堪设想!”可是,“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他为此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如此下去,“国安得不亡!种安得不灭!”“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为此,他呼唤:“诸君如有高见,望剖爱国热肠于大众之前。”[2]

  陈独秀起草的第一个章程,是1903年为“安徽爱国社”草拟的章程。他强调:“本社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3]

  陈独秀(创作诗词约185首)发表的第一首诗,是1903年8月9日发表在《国民日报》的《哭汪希颜三首》。其中有“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的警世佳句。在其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这等为国尽忠的誓言不仅铭刻在心,而且开始付诸于行动。
  陈独秀(创办或参编的报刊约24种)主办的第一份报纸,是1904年开办的《安徽俗话报》(此前曾酝酿创办《爱国新报》,现未查到此报)。他在这份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瓜分中国》。他把列强吞并中国的实情,用俗话昭告国人:“我们中国人,又要做洋人的百姓了呵!”这样“大祸临门”的事大家都不知道,“这不是要活活的急死人吗?”现在各帝国主义侵略者“私下里商议起来,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唉!大家睡到半夜,仔细想想看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国的百姓好呢?!”[4]

  陈独秀(共有笔名约38个)第一次使用独秀名字,是1914年11月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所以,“为国尽瘁,万死不辞,此爱国烈士之行,所以为世重也。”[5]陈独秀的所写所讲,既是真诚的教诲于人,更是真切的鞭策于己。

  陈独秀创办的第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是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他强调:“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为了拯救祖国,必须唤醒国民。“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並重。”[6]在陈独秀的努力下,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席卷全国。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被毛泽东赞誉为“思想界的明星”。

  陈独秀第一次领导的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陈独秀在5月4日发表的文章中强调:“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7]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人才上准备了条件。

  陈独秀成立的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是1920年5月份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重点编译和刊印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以及救国道路问题。

  陈独秀创建的第一个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是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9月,《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废除旧的国家机关,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张。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了新的希望。

  仅举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陈独秀那么多的“第一”,无不与“爱国”二字紧密相连,无不彰显着陈独秀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在陈独秀的历史足迹里,每前行一步都映衬着爱国和救国的志诚。可以说,陈独秀的一生,其热血满腔的“爱国”之心和坚定不移的“救国”之志,历经坎坷和磨难而始终不衰,就凭这种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然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二、九一八事变后,摒弃前嫌愿与中共合作抗日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创始人,是中共第一至第五届中央总书记。可是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此后,由于陈独秀与中共中央产生了严重的政见分歧,于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他并没有因为被开除出党放弃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而是继续探索中国革命新方略。陈独秀一方面继续揭露鞭挞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另一方面也对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所犯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对于中共中央有关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并且“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有关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左”的口号,陈独秀都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尽其所能的帮助中共中央纠正错误,以减少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

  1931年5月1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也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成立,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与中共中央围绕有关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继续进行激烈的争论。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打破了双方争辩的僵持局面。为了阻止外敌入侵,陈独秀以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为重,摒弃前嫌,主动缓和与中共中央的关系。1932年1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提出在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都要采取“联合行动”,集中力量抗击敌人,并强调“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8]为了表明这种选择的诚意,他与彭述之、罗汉等人致函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愿与中共“合作抗日”[9] 的思想。

  1932年2月10日,陈独秀主持起草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局势与我们的任务》指出:“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同时,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的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10]虽然这个时期陈独秀对中共中央还有很大的意见,但是他表示:“中国的民众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之下,走向破产,饥饿,灭亡的死巷,或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革命合作,走向复兴中国的大道!”[11]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不难看出,此时的陈独秀仍把自己当作共产党内的一名成员,即与党中央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所以他经常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建设,以“我们党”的口气向党中央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和建议。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陈独秀常把党与党的领导人相区别。他对党发表的各种意见,多属于针对党的领导者——“史大林派”,并不是全面否定和反对中国共产党,尽管他的观点或批评意见有点过激,但是他自己却认为这是按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贡献于党。他曾说:“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之错误而根本反对它,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12] 陈独秀认为自己批评党中央的错误,是一名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是为了纠正党内的错误领导所应尽的责任。
  可惜的是,当时中共中央正处于极“左”路线统治而不能自拔,陈独秀的主张不仅没有被接受,反而还变本加厉地对他进行无情的攻击和污蔑。最典型的就是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中共中央苏区《红色中华》乘机大肆讥讽陈独秀,说陈独秀此次被捕“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 11月1日又以《不幸而言中,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为题,继续进行歪曲报道,充分反映了该报作者幸灾乐祸的反常心态。更恶劣的是1933年5月8日《红色中华》报道陈独秀被判刑的消息,他们竟然颠倒黑白地说:“托陈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到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大有倾人间之脏水泼于一人之身的架势,欲置陈独秀遗臭万年而后快。

  可事实恰恰相反。身为一个阶下囚,陈独秀既没有贪生怕死向国民党屈膝讨饶,也没有心灰意冷悲观绝望。他一方面在看守室为看押他的青年军人挥毫泼墨,书写“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反映雄心壮志的名言佳句。另一方面他还在国民党法庭上雄辩滔滔,依法抗争,俨然一位原告的气派慷慨陈辞于法庭之上,充分展现了一代伟人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和大气磅礴的驳辩文采。

  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检察官指控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为一党之主脑。”曾主张“设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13]据此构成“危害民国”罪和“叛国”罪。

  面对检察官的指控,陈独秀进行从容驳辩:“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而今我们中国仍然是“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才能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人民生活才能提高,“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至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总之“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陈独秀在法庭上高声宣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陈独秀辩诉中的这段开篇词,字里行间并不象是受审者的答辩,而是如同一位伸张正义的老共产党员发表的政治宣言。陈独秀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竟然把国民党法庭当成宣传革命真理的特殊讲坛,利用国民党的审判台宣讲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学说,剖白自己一颗爱国救国的赤诚之心。坦坦荡荡,无私无畏,正如他在监狱为国画大师刘海粟写的对联一样:“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开始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未能幸免。在此种局面下,陈独秀于8月23日被释放。此时,具有深厚民族情感和炽热爱国心的陈独秀,虽然已经无处安身,但他所追求的仍是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崇高思想,主动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叶剑英、博古等交谈抗战事宜,他明确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鉴于陈独秀的向往和追求,叶剑英还亲自去武昌看过一次陈独秀。为了促使问题的解决,特嘱罗汉去延安与中央主要领导人直接协商,可惜因山路被洪水冲毁而受阻于西安。当延安方面收到这个消息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等紧急协商,认为中国托派不能与苏联托派相提并论,于是他们以中央名义向陈独秀提出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并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拥护的诚意。

  陈独秀主张与党合作的根本动因就是为了抗战救国。诚如博古所说:陈独秀的抗战主张“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周恩来也认为陈独秀等人“是主张抗日的”,是“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16]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第二、三项条件,陈独秀是可以接受的,他的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他接受了这两项条件。可是,陈独秀对第一项条件是不能接受的。在陈独秀看来,当时所谓的托派理论还无法证明是对是错,再说这个问题与合作抗日救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此时此刻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主动争取与几乎把共产党斩尽杀绝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可是陈独秀与中共中央之间仅仅是政见分歧,那么他此时此刻主张与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却要有三个前提条件,这让陈独秀感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缺乏起码的诚意。

  就在这时,王明、康生等人于1937年11月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并带来一股强劲的反托风暴。他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甚至还污蔑陈独秀等托派是汉奸、间谍。当这种污蔑受到指责时,王明却无耻地说:“陈独秀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17]到此为止,延安的大门不仅没有向陈独秀敞开,反而将他拒于千里之外,陈独秀与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

  陈独秀的晚年是在缺米断炊、食不饱腹的日子里度过的。虽然风烛残年,却继续进行有关抗战大计的深度思考。他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全国军民总动员的号召,对于开展持久抗战的基本战略,都是拥护和赞成的,他提出许多抗战救国的主张,是与中共中央的决策相一致或相接近的。虽然陈独秀与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没有实现,但是让我们看到了陈独秀爱国思想的赤诚,他在国家危难之秋以超人的勇气试图跨越自己与中共中央之间政见分歧的鸿沟,这本身就足以证明陈独秀爱国主义思想的纯洁与神圣。

   三、为抗日救国,由反对国民党转向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国共两党正在南方进行“围剿”与“反围剿”的激战。因此,国民党政府为了争取在“剿共”战争中居于主动地位,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政策。

  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迅速掀起抗日斗争的高潮,陈独秀不顾国民党高额悬赏缉拿自己的严重后果,连续发表抨击国民党的战斗檄文,无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政策。他指出: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政策“可归纳为下列几点:(一)对于日本任何压迫,都力持镇静态度,逆来顺受,始终采取不抵抗主义,避免与日军冲突,而且还要切实保护日侨,以维中日邦交;(二)一切人民须一心一德的维护,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听它统一之指挥,严守它力持镇静的纪律与秩序,勿感情用事,勿为越轨行动,静候国民党政府正当解决,否则以反动分子乘机煽动治罪;(三)国民党政府的正当解决是:静候国际联盟公平处决和发起凯洛非战公约的美国出来干涉。”[18]更有甚者,国民党当局以“巨款向美国大购飞机、炸弹及枪炮,运往江西、湖南,去残杀农民和兵士!”[19]对于这种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为此,陈独秀认为反日运动与反国民党运动具有必然的“连环性”,“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20]这是陈独秀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有力批判。很显然,陈独秀批判国民党政府的症结,关键的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继续打内战而不组织全国军民进行抗战。

  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开始发生变化,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排斥了一切国内党内的新仇旧恨,而且把国仇家恨分解开,只报国仇,不计家恨。当他被释放走出牢狱之时,胡适等人劝他参加国防参议会,他不同意。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21]

  陈独秀与蒋介石不共戴天,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从1927年开始,国民党全力以赴镇压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志同道合并且情同手足的“许多同志”都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另外,蒋介石还杀害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人世间最难以接受的痛苦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陈独秀也是常人,应该说这种杀子之仇是无法化解的。可是,陈独秀为了救国,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选择。现在陈独秀表示为报国仇可以放弃家恨,不再主张反对已经抗战的国民党蒋介石,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主张民族利益要高于党派利益,不再主张推翻国民党政府,而是主张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这更是难能可贵的思想境界。

  能否解决好各党派之间的关系,是能否真正实现合作抗战的关键问题。为了真正实现全民族抗战,陈独秀说:“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22]这种主张,不仅符合各党各派合作抗战的需要,而且也符合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

  不过,陈独秀与国民党或者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都是有原则的,任何一方做出不利于抗战的事情都是不能容许的。所以,他在主张合作抗战的同时,并不放弃对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批评,因为这是合作抗战和抗日救国的需要。

  当时,国民党为了争取战后的主动权,竟然提出要把思想信仰之统一作为合作抗战的条件。陈独秀对此提出极其尖锐的批评,他说:“这是一种有害的幻想!”“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幻想。”“现在的中国,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更不应该利用抗战的机会,效法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来消灭异己!”“无论各党各派在思想信仰上如何不同,而对于抗日救亡的行动,必须一致。”“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内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这对于党派的问题,只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对于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削弱,都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23]

  为了民族利益深明大义,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完整。陈独秀说:“除了少数汉奸外,凡是中国人,无论国内国外,都应该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援助这一战争。国民对战争愈尽力,胜利愈有希望,即使不能胜利,甚至因战败而亡了国,全世界也不至把我们看成永远亡国而不能复兴的民族。”[24]

  遗憾的是,陈独秀没有等到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在1942年5月27日静静地走了。但是就在去世的前夕,陈独秀仍拖着瘦弱的病体研究抗战救国的发展前景,并预示战后的世界格局。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奠定陈独秀为拯救中华奋斗终身的思想基石是爱国主义;陈独秀连遭打击、诬陷、迫害甚至身陷囹圄而革命意志越发坚强的精神支柱是爱国主义;陈独秀能够摒弃前嫌,甚至淡化党派之争和杀子之仇以维系他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纽带是爱国主义;陈独秀能够无怨无悔地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伟业的强大动力是爱国主义。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面对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陈独秀爱国主义思想能够再度升华,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2][3][4][5][6][7][11][12][14][18][19][20][22][23][24]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13-16页,17页,27-29页,113、116页,129、135页,308页,309页,315-318页,217页,208页,265页,444-445页,472页,500页。

  [8][9][10][16][17] 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5页,419页,418页,419页,485页,491页。

  [13]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328页。

  [15] 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21]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转引自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作者单位:大庆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