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一户酿酒、做豆腐的贫苦人家。他在三堡学堂小学毕业后，升入私立东山中学，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7岁时去马来西亚投奔三伯父，经人介绍当了一名小学国文教员。两年后毅然回国弃文习武，在云南督军唐继尧办的讲武堂炮科攻读，三年后取得炮兵少尉的毕业证明，投奔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1927年7月，经李世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出生入死，多次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炯明发动广州兵变，叶剑英全力护卫孙中山转移，使北伐战争得以继续
1920年冬，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广东省长朱庆澜建议，将所辖警卫军改为省长亲军，任命陈炯明为司令，归大元帅府管辖。孙中山采纳了这个建议，以此为基础建立粤军，并让陈炯明当上了粤军总司令。可是，陈炯明势力壮大后野心随之膨胀，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暗中拉拢下，渐渐不听孙中山指挥并反对孙中山。吴佩孚与陈炯明秘密协议，为破坏孙中山北伐大业，先是由直系军阀赵恒惕接二连三致电孙中山，借口湖南上年天旱歉收，无力为北伐军提供给养，拒绝孙中山率北伐军入湘。继而由陈炯明给广东行政当局下达指令，着即终止对北伐军一切粮饷弹药接济，拖住北伐军后腿。为此，孙中山只得率大本营从桂林回师广州，一边解决陈炯明问题，一边指挥部队改道江西，继续北上讨逆。陈炯明以退为进，请求辞职。1922年5月4日，孙中山批准陈炯明辞职，任命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陈策为海防司令，分三路出兵北伐，孙中山亲赴韶关督师。在北伐军连战皆捷，攻克赣州，威逼南昌之际，陈炯明亲信、粤桂边防督办叶举率50余营驻桂粤军移防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之职。孙中山接到廖仲恺的报告后，即刻乘火车返回广州。陈炯明在惠州得知这一消息，策划将孙中山杀害于途中，或杀害于火车站下车时，两计均未能得逞，就部署公开叛乱。
6月16日清晨，叛军断绝交通，占领要害机关，以4000叛军包围观音山前总统府和半山坡孙中山寓所粤秀楼，控制架空栈桥。当时广州市区敌我力量极为悬殊，保卫总统府的警卫部队只有叶挺第二营的4个连和薛岳第三营的2个连，加上姚顺观大本营卫士队，总共不过八九百人，而陈炯明在市区能动用的粤军有2万余人，超过孙中山警卫部队20多倍。警卫团长陈可钰临危不惧，决定把力量较强的叶挺第二营4个连，放在总统府前院，担任正面把守，把薛岳第三营2个连放在后院，担任侧翼防御，姚顺观的大本营卫士队原地不动，负责守卫孙中山寓所粤秀楼。一时间枪声大作，火光熊熊，浓烟弥漫，炮弹不时在总统府院内爆炸，发出巨大响声。驻守天字码头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从炮弹落地爆炸声判断，是在总统府方向，便立刻去找海防司令陈策。
陈策此时也很焦急，通往总统府的电话线已中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叶剑英建议，“赶快派人去接应大总统”。陈策当即派出几路人马，从孙中山可能撤出的几个不同方向去迎接，让叶剑英亲自带一个连在码头守候。派出的几路人马，其中一路接到了从小道上撤出的、已化装成出诊医生的孙中山，由秘书林植勉、参军林树巍和少数卫士簇拥着，匆匆往天字码头赶来。有几小股叛军，先后尾随着追过来，卫士们边阻击边退却。叶剑英见状，忙指挥海军陆战队一个连上前拦击，将这几小股叛军击退，护送孙中山上小艇，登上停在江中的宝璧舰。宋庆龄因怀有身孕，怕拖累孙中山，没有随孙中山一起撤走。在叛军攻进总统府时，宋庆龄穿上宽大的雨衣，用雨帽遮住头脸，混在叶挺指挥撤退的众多警卫战士中，逃出粤秀楼，藏身城内一大学教授家中，避过风头后才与孙中山会合。令人痛心的是，宋庆龄因此而流产。当天下午，孙中山听从海军司令温树德建议，离开宝璧舰，登上吨位大、钢板厚、火力强、速度快，便于进攻和退守的永丰舰（后改称中山舰），率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志等舰一起向白鹅潭驶去。
由于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告密，叛军调集大炮部署在长堤、珠江岸边、瘦狗岭一带，一齐向孙中山的舰队开炮，一发炮弹首先击中永丰舰，紧随其后的宝璧舰也连中两发炮弹，甲板上燃起大火。叶剑英和宝璧舰舰长李芳，从容地站在甲板上，边指挥炮手开炮还击，边命令舵手加速前进，孙中山终于安全到达白鹅潭。之后，叶剑英升任大本营中校参谋，兼管海军陆战队，奉命巡守南起白鹅潭北至沙面的珠江两岸。为了保证孙中山的人身安全，叶剑英要求宝璧舰紧紧靠拢永丰舰，做好应付各种不测的准备。恰在此时，海军司令温树德被陈炯明用巨金收买，公开背叛孙中山。叶剑英更是加倍小心，时刻注意观察敌情，晚上也很少休息。一天晚上，他从望远镜中观察到，夜色迷蒙的岸上，有一小股叛军正忙着架炮，准备向永丰舰开炮。叶剑英立即调来十几个海军陆战队士兵，登上小艇，驶向对岸，悄悄接近叛军，突然发起猛攻，将其击溃，避免了一场偷袭。陈炯明集中了32艘钢板小艇，招募了300名敢死队员，买了几十枚水雷，准备趁黑夜偷袭永丰舰。叶剑英率几只炮艇机警地隐蔽巡行在珠江上，突然发现从东歪炮台方向驶出几只小艇，他立刻警觉起来，命令炮艇灭了灯火，严密监视。坐满武装叛军的小艇越来越近，叶剑英断定是前来偷袭的，当即派两只炮艇绕到叛军小艇后面去断路，并指挥其他炮艇准备战斗。他亲自操炮，一声令下，“打”，枪炮齐发，打得叛军小艇顿时乱了阵脚，掉头逃回时又遭拦击，有人跳水逃命，有人当了俘虏。叶剑英将俘虏的叛军和用来炸永丰舰的水雷一起送交大本营，受到孙中山的嘉奖。粤军一个姓张的参谋长，是叶剑英的同乡，奉陈炯明之命，派人带了香港银行巨额支票，秘密前来策反叶剑英。叶剑英火冒三丈，当场要将支票撕掉，在场的李芳一把抢过支票，说：“我们宝璧舰上给养正困难着呢！”叶剑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对来人说：你告诉姓张的，支票我收了，不打收条，我跟孙先生跟定了。
孙中山被困在中山舰上一个多月，期间，他电令李烈钧、许崇智回师广东，但两部因一路上遭直系军阀反动军队的阻击屡屡失利，只得退向江西、湖南。孙中山见待援无望，于8月底在蒋介石、陈策陪同下，乘永丰舰转道香港去上海，叶剑英则留在宝璧舰上，防备叛军追击。孙中山安全脱险后，叶剑英则也避居香港。如果没有叶剑英等人竭尽全力护卫孙中山，孙中山出了意外，就不会有孙中山后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北伐战争也就难以继续了。
张发奎阴谋解除贺龙、叶挺等人兵权，叶剑英冒险将这一情报送出，使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动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汪精卫借机开除蒋介石党籍，策划“东征讨蒋”，这个假象迷惑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他们认定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指示中共联汪反蒋。汪精卫收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解散童子团，这明明是反共恶行，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罗易（印度人）却表示赞同。罗易甚至把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关于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的决议，送给汪精卫看。
汪精卫看了大吃一惊，立刻现出反共真面目，7月15日，他宣布“宁汉合流”，开始大批屠杀共产党人。此时，汪精卫和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住在风景秀丽的庐山上，觉察到新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和由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深受共产党的影响，有很大危险。于是，汪精卫便秘密策划以张发奎的名义，先邀贺龙、叶挺上庐山避暑，并商议军情，待贺龙、叶挺上山后即行扣留，尔后命令这两支部队开到九江与南昌之间的德安，用3个军的兵力将其包围缴械。刚加入中共不久的叶剑英，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随军驻扎在庐山脚下的九江。
得知这一情报后叶剑英大吃一惊，如果汪精卫、张发奎阴谋得逞，共产党的损失就太大了。为及时告知叶挺、贺龙真相，避免我党遭受损失，他假装邀请叶、贺二人游览九江市中心的甘棠湖。当叶剑英坐的小划子靠近烟水亭时，贺龙、叶挺、第二方面军参谋长高语罕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都来了，这几人除了贺龙，都是中共党员。他们装着偶然相遇，互相打着招呼，上了同一只小划子。坐定后，都不约而同把探询的目光朝向叶剑英，叶剑英低声对贺龙、叶挺说：“他们要你们二位上庐山。”叶挺说：“朱培德已将张发奎口信通知了我，说是让我上庐山避暑，并商议军情。”贺龙也说：“接到了邀请，不知上山搞什么名堂。”叶剑英说：“名义上是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实际上是要把你们二人扣起来，缴掉你们两支部队的枪。”这下贺龙火了，说：“不去，坚决不去！他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上庐山，也不去德安，直去南昌。”叶挺说：“好，我们不能上庐山。”
叶剑英和他们几个人商定了几条：一是贺、叶不上庐山；二是不接受张发奎命令，贺、叶部队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去南昌；三是叶部在九江，可以先行，贺部在湖北武穴，随后跟进。叶剑英还叮嘱说：“事不宜迟，赶快行动。以后你们有什么行动，请及时和我通消息。”正是因为叶剑英及时通报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贺龙、叶挺两支部队才不顾张发奎一次又一次的严令，快速赶往南昌，参加了8月1日由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张国焘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叶剑英及时向毛泽东报告，使张国焘这一阴谋破产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东南的达维一带，同从岷江地区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6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迎接从杂谷脑（今理县县城）率部队前来会师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并召开了会师大会。29日，中革军委按照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仓德梁子）等几座大雪山，先头部队靠近毛儿盖。可是，在红一方面军出发后，张国焘却迟迟不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红军总司令部到达芦花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迟延，坐令敌占先机”。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面同意北上方针，但他见红一方面军人员稀少，红四方面军却拥有8万之众，因而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于是，张国焘复电中央提出另一套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唆使他的追随者致电中央，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权力，企图将中央红军置于张国焘控制之下。
为顾全大局，维护两大红军主力的团结，中革政治局于7月28日接受周恩来提议，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央发出通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由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指挥”，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红一方面军叶剑英任参谋长。这时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战机贻误，《松潘作战计划》难以实施。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十几天后，对编组作了一些调整，规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红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前进，先占阿坝，再占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前进，先占毛儿盖、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由于敌情变化，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开会，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决定改变红军主力经阿坝北上方案，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要张国焘率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8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攻占包座，在班佑、巴西、阿坝、包座等地等左路军到来。叶剑英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巴西一个名叫潘州村子的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泽东也住在附近。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这时，译电员进来，将一份电报交到叶剑英手中，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硬，内容有这样几点：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就要监视其行动，“彻底解决”。叶剑英觉得这是大事情，必须马上报告毛泽东。他心里很着急，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借口上厕所溜出会场，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截铅笔头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叫叶剑英赶快回去，不要让人发现他到这里来过。叶剑英赶回会场时，陈昌浩还在讲话，等他讲完了，叶剑英才把电报交给他。
叶剑英走后，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秦邦宪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驻地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可能招致红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后果。经共同研究决定，右路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一部迅速离开巴西，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境地。叶剑英则去找徐向前，说：“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军委纵队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徐向前说：“好。”得到同意后，叶剑英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晚2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打粮食。通知写好后，他又去找陈昌浩签发。之后叶剑英就找各直属队负责人开会，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七八个人全来了，叶剑英这才悄声告诉大家，中央已走了，今天晚上2点钟我们也要走，大家对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2点动身，大家要严格保密，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叶剑英让参谋吕继熙找来一份行军用的甘肃地图，藏在身上，并叫来萧向荣，将地图交给他收好。这时，叶剑英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又回住地去取，然后装着巡视直属队各自找地方打粮的样子，出了住地便匆忙赶路。在路上碰到张闻天、秦邦宪、彭德怀，秦邦宪对叶剑英说：“你好险呀，你走了十几、二十分钟，4个持驳壳枪的人，就到处找你，要打死你。”他们走到天亮，到了俄界，叶剑英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原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和红军大学南下后，张国焘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开会，成立“临时中央”，自封为“中央主席”，宣布撤销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等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为此，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一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继续北上。当时中央对北上最后到达哪里尚无计划，一天，叶剑英看到先头部队缴来的一张国民党报纸，上面刊登了国民党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眼睛一亮，他认为刘志丹能在陕北坚持斗争至今，说明陕北群众基础好，又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他将报纸交给彭德怀，彭德怀又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研究，一致同意中央红军去陕北刘志丹那里扎根。彭德怀说：“叶剑英参谋长当得好，又立了一功。”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步伐，叶剑英全力协助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趁机加快篡党夺权步伐。在这之前，“四人帮”就偷偷拟定了组阁名单，共31人。江青任党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王洪文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春桥任党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姚文元任党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孙玉国为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毛远新为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副主席。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为毛泽东治丧问题时，“四人帮”都向中央发难。江青要中央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张春桥提出，现在应该安排江青的工作。江青甚至明目张胆地说：“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你华国锋处理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江青又提出召开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问题，要毛远新留下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华国锋已洞察到“四人帮”的野心，针锋相对予以驳斥，他说：“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叶剑英副主席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不在场，关于召开三中全会的问题不能讨论。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应该由我来作，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说：“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13日，李先念去西山向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因为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唯一在职的元帅，华国锋得到他的支持至关重要。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又两次密谈，商定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在这期间，华国锋先后分别与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商谈或打招呼，还让吴德与倪志福打了招呼，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共16位，除了“四人帮”、吴桂贤（疑为江青的追随者）、刘伯承（病重），华国锋都通了气，他们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策。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华国锋在10月2日审阅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时，删去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批示说：“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给我的和我在政治局会上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张春桥封锁了华国锋的这一批示，“梁效”则在文章中杀气腾腾地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高度重视，叶剑英也主动找上门来，与华国锋商议对策。叶剑英说：“国锋同志，看来事态发展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他们就要下手了，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华国锋说：“是啊，我原来还想再过几天，恐怕来不及了。”于是俩人商定后天动手，“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叶剑英又去找汪东兴、吴德进行具体布置。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和叶剑英坐镇怀仁堂，以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及毛主席中南海故居的保存为由，通知“四人帮”前来参加会议。先是王洪文来，被行动组李广银、霍际隆等人拿下；接着张春桥来，被行动组纪和富、蒋廷贵等人拿下；随后姚文元来，被行动组滕和松等人拿下。由华国锋分别对他们宣布“隔离审查”。江青是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带领卫士到她住处抓捕的，另一行动组抓捕了毛远新。吴德、吴忠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耿飚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第二天，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仍兼国务院总理。很快在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热潮，“四人帮”在各地、各部门的余党一一得到肃清，为党和国家清除了一大祸害。这是叶剑英一生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