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为借鉴，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也发生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失误。为什么犯了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继续执政？”——在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主编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中，以这样锐利的提问直面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

　　“建党90周年正是全面更新群众对党的历史认知的最佳时机，这有助于让世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谢春涛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回避、不掩饰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对历史、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既有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也曾犯过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损失的教训。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因之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谢春涛指出，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资为鉴，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正因中国共产党真正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不断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负责态度和言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不回避、不掩饰历史上的错误

　　谢春涛介绍道，执政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犯过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指1957年以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搞了20年“左”，“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

　　中共中央批准编写和出版的正式史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在充分展示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各方面成就的同时，也以较大篇幅记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犯过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及其后果。

　　谢春涛说，新中国成立前七年，中国共产党紧紧地抓住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中心环节，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建设的各项指标也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特别是，l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还明确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当作国内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这些正确思想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党的指导方针产生了失误。先是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使阶级斗争成了与经济建设并列的又一个工作中心。接着，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于1958年轻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规模变动。在工业方面，过多过滥地向地方下放经济管理权力；在农村，则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急于实现所有制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和由集体向全民的转变。结果，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谢春涛分析，党史二卷讲清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来龙去脉，也讲清了庐山会议转向和“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并用具体数字反映了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所导致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包括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油和蔬菜、副食品极度缺乏等。书中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在《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中这样描述：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难，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

　　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的发展，l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系统地提出了“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此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恶性发展，直接导致了1966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谢春涛说，其恶果已为实践所证明：在政治上，混淆敌我，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经济上，大批“唯生产力论”，高度集中、僵化的经济体制更是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5000亿元”；在文化上，百花凋零，教育、科技遭受重创；在党的建设上，党组织的建设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10年浩劫拉大了中国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党史二卷中，不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文革”错误发生发展的过程，还专门用较大篇幅讲其严重危害，并得出结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玷污了人民民主专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必须予以彻底否定。

　　此外，谢春涛告诉本刊记者，关于中苏论战，党史二卷也在讲清历史过程和苏联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后，指出了论战的严重后果和中国方面的问题。认为，论战不仅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也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陷于分裂。同时，这场大论战也严重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而又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成为后来逐渐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书中还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不足，审查干部和内部肃反中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升级，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等等，也都在党史二卷作了叙述和评论。

　　负责任地反思原因

　　“直面历史上的错误，不是去渲染错误，更不是去追究犯错误的领导人的个人责任。客观分析错误发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复杂性。”研究和反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发生，谢春涛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视角来分析，两者有共同点，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赶超发达国家。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在接连不断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听到的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逐渐骄傲起来，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因如此，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使之能够一哄而起，遍及全国，从而导致即便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及时纠正。

　　谢春涛指出，为尽快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而发动“大跃进”，这一动机和目的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方式出了问题，“大跃进”效果大打折扣。“大跃进”失误的出现，既有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也有其社会根源。

　　同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其时，面对“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党中央曾进行了初步总结，恢复了八大前后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认识。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他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苏联模式为基础并带有一些空想成分的社会主义观念，很快就从过去对苏联模式一些具体弊端的批评转向了对苏联模式总体上的维护。他不但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视为“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也把苏联所进行的一些改革斥之为“变修”。更为严重的是，他还把判定南斯拉夫“复辟”和苏联“变修”的标准用来衡量国内工作，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把主张和支持这些政策的领导人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捍卫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实现他的美好理想而发动的，也是在他的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观的指导下进行的。

　　谢春涛分析，为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是无可挑剔的，但问题在于，目标过于脱离实际且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出了问题。1967年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实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以此制定的方针路线，只能造成党内外严重的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造成社会严重的破坏和倒退。

　　而党史二卷中，关于“文革”前十年发生严重失误的主客观原因的分析，更有助于理解这段历史。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时间不长，对于如何治国理政和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和经验。这就使得一些正确认识不够稳定、不够成熟，导致在实践中不易坚持下去，甚至出现反复；这就使得常常只从马克思主义已有论述中去理解社会主义，甚至照搬某些具体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某些具体设想来衡量现实生活；这就使得容易用革命战争时期依靠群众大搞突击运动的方式方法发展经济，容易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方式方法处理阶级斗争。

　　二是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对党中央、毛泽东确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各项方针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包括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不得不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希望以尽可能的超高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容易接受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观点，等等。

　　三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十年探索发生失误，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固然有责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存在着弊端。中央和不少地方、单位的一些领导人的权力过分集中，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当领导人的认识和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时，党却不能及时防止和发现这样的重大失误，即使发现了也难以及时纠正。

　　以史为鉴

　　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开始布局，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谢春涛认为，这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经受失误和挫折后仍可以重新凝聚民心、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克时艰的担当意识和做法，则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举措。

　　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历史错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讳言，而是能够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引以为戒。

　　谈及此，谢春涛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为纪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周年，他曾专程访问过参加过决议起草工作的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龚育之。

　　据龚育之回忆，1981年，党中央之所以要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正是拨乱反正的需要。而所谓拨乱反正，主要的就是指拨“文化大革命”之乱。“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而且它的发生还有更远的由来，所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澄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这决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因此，敢不敢于正视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敢不敢于追溯“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敢不敢正视和批评这些错误，这是对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的一个考验。

　　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考验，这就是善不善于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这些错误，用科学态度对待错误？能不能够恰如其分地估量这些错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整个革命活动中的位置？敢不敢于在揭露错误以后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这些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龚育之当时指出，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那些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不能采取回避开、淡化掉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记取它。不这样就对不起我们为这些错误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有可能以某种方式重犯这些错误。

　　谢春涛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够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犯错误的负面经验。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得到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党史二卷总结了五条：

　　必须科学对待马列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

　　谢春涛认为，“这几条，若仅仅从文字表述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新鲜的内容。但如果结合对于‘文革’等错误的叙述和评论，我们自然会感受到其深度和分量。”他认为，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透彻地理解党的历史经验的实质，可使执政党在90年的新起点上更好地前进，“前瞻未来，在实践中，当需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拘泥于前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切实从中国国情出发，从时代的实际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