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感触颇深。如果说，当年是权延赤等作家使毛泽东“走下神坛”，那么，这本书则以其无可争议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使毛泽东这位伟人更为“返璞归真”。

　　正如这本书的编者刘统所说，伟人的传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伟人身后修撰的，这种传记是正史，由历史学者集体编写，周密而详尽，当然也充满了歌颂与崇敬，为之树立了高大的形象。另一种是在伟人成名之前，由某个人为其撰写的传记或访问记。由于这些著作出于个人的视角和感受，写得比较朴实、自由，不为尊者讳，“恰如一块璞玉，虽有瑕疵，但却天然”，因而也更显珍贵。

　　《早年毛泽东》选择了七部有关毛泽东早期生活的著作，作者既包括斯诺、斯特朗等外国记者、作家，又有萧三、萧瑜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学，以及张如心、庄淡如、许之桢等国内学者。

　　在这本书中，最有价值的还是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这部传记的产生，充满了偶然和传奇的因素。斯诺是一位自由撰稿的美国记者。1936年7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冲破重重险阻，来到处在严密封锁中的陕北红区采访，并与毛泽东在窑洞里畅谈了十几个晚上。后来，《毛泽东自传》作为《西行漫记》中的一章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这部传记最吸引人之处，在于斯诺典型的记者化风格----客观真实、叙述生动、语言简洁，注重个性与历史实际的结合；尤其是通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使那些习以为常的材料，焕发出新的生机。

　　其实，对于历史最有趣味的描述和阅读，并非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为早已发生的结果，而应设身处地与历史人物一起，去感受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诱惑，并作出带有偶然性的结论。

　　毛泽东并不是天生的伟大领袖。他16岁时，才头一次走出偏僻闭塞的韶山冲，好不容易进入高等小学就读。在1911年时，他对中国充满了不成熟的憧憬，希望中央政府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作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正如他在1962年时所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

　　应当说，历史给这位中国未来命运的伟大引导者的学习机会，似乎来得晚了些。但对于真正的伟人，这反而会给他们打破常规、创造历史留下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犹如只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可能描绘出更加多彩的画面。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表现出一生中最明显的特点：胸怀大志、目光高远，肯下工夫做那些艰苦而又平凡的事，却又绝不纠缠细枝末节。他和他身边逐渐聚集起来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们一道，以天下为己任，“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积极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毛泽东又是这个群体中最为自觉的一个。他在学校里坚持“三不谈”：不谈琐事，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在那青春洋溢的岁月里，他对自己的衣食外表，毫不在意，总是箪食瓢饮、穿着朴实，却把身上的钱大都花在买书和订报上。

　　更为难得的是，这个湖南的农村青年具有一种神奇的预见性，似乎早就预感到有一天他会面对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用自己的肩膀去挺起国家和民族这座将倾的大厦。因此，毛泽东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强健自己的体魄，磨炼坚强的意志和永不服输的精神。他在闹市里读书，到寒江中游泳，在田陌间露宿，到旷野里栉风沐雨，身上不带分文，到省内各县徒步游学……所有这些，在毛泽东后来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井冈山时期和长征途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或许是来自农村的缘故，毛泽东深知真理是在平凡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而非萌芽于高深华丽的语言。他深知，任何崇高美好的理想都必须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在最琐碎、最平凡、最根本的努力之上。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他与同时代那些从国外留学归来、有着光鲜外表和漂亮理论、口若悬河的年轻同事们的最大区别，也在于此。毛泽东能够穿越书本上那些精深的语句，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去。他不迷信权威、不盲从众人，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读社会这本大书。最终，只有他才最真切地了解“中国的事情”，找到了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相比其他版本的毛泽东传记，这本书的最大优势是多人、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现了早年毛泽东学习、生活、革命的方方面面，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作为当事人，该书的作者们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有革命理想、刻苦学习、勇于实践和坚韧不拔精神的早年毛泽东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人相对完整的成长过程与历史背景，看到了一个伟人精神气质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