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七一”重要讲话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其中，“精神懈怠的危险”被放在了第一位。“精神懈怠”具体指什么？为什么要把“精神懈怠的危险”放在第一位？从世界大视野看，“精神懈怠”会带来哪些危害？又该如何消除呢——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四个危险”论断的提出，振聋发聩，它不仅点出了当前全党面临的现实危险及突出问题，而且是对全党的一个庄重严肃的风险提示、危机提示。

　　为什么把“精神懈怠的危险”置于“四个危险”的首位

　　“四个危险”中，“精神懈怠的危险”被置于首位。所谓“精神懈怠”，简言之，就是一个人、一个党，失去了信仰、目标和斗志。这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现实危险。

　　早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预见到执政后党内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巨大的成就与执政的地位，“很容易使党的干部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是党的八大对执政党地位的变化和可能带来的问题作出的深刻分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不仅面临着执政的考验，同时又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考验。在经济搞活的同时，不少党员干部卷入了经济犯罪之中。对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3页)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会不会“改变面貌”的危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党领导的改革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党内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逐渐不思进取，好逸恶劳，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不断发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也泛滥开来，影响了党群关系。对此，江泽民同志从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中，从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中，从当今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下台的教训中告诫到：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苏共执政74年下台，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执政50年后失去政权，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统治30年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71年下台。这一个个例证警示我们，执政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进入21世纪以来，党领导的事业蒸蒸日上，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着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有些地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干部中呈现滋长蔓延之势，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严重损害了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对此，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建党85周年时首次提出：“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在今年建党90周年时又首次提出“四个危险”的论断，这抓住了党建面对的现实，抓住了党建中突出的问题，表明我们党对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尖锐挑战有了清醒的认识，对长期执政所面临的客观危险有了准确的把握。正如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对话时提出的“历史周期率”所言：“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个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

　　对于这一“历史周期率”的认识，以往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共产党可以打破它，因为我们是先进阶级的代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度出现群众成了“阿斗”，民主变成了代替、包办的状况，并未化作人民当家作主之路。今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封建统治者、资产阶级政党，只要长期执政，都将面临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这是任何执政者都躲不开、绕不过的客观现实。共产党的先进之处，不在于她能够躲开这一从“聚精会神”到“精神懈怠”的变化过程，而在于她能够承认并面对这一客观现实，树立起强烈的忧患意识，以此为出发点和前提，找到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路。

　　“精神懈怠”主要表现在哪里

　　我认为，从目前党内的状况看，“精神懈怠”不仅表现在个别党员干部身上，甚至在有的地方呈现出滋长蔓延之势，主要表现有：

　　一是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自以为有功劳、有能力、有水平，放松世界观的改造，放松能力的培养。干事创业、拼搏进取的劲头锐减，认为流了大汗，出了大力，该享清福了，工作上得过且过，生活上享乐为上。

　　二是宗旨意识淡薄。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言行不一，弄虚作假。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置群众生命于不顾。甚至利欲熏心，见利忘义，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三是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作风漂浮，相互推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失职渎职酿成大祸。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好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工作不负责任，有心思做官，无心思做事，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精神萎靡不振，办事拖拖拉拉，整天浑浑噩噩，无精打采，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

　　四是组织纪律松懈。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对中央政策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党员民主权利、群众民主权利不尊重、不重视、不落实，“一言堂、家长制”作风严重，习惯于命令方式、强制方式推进工作，不善于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推进工作。选人用人个人说了算，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屡禁不止，失去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度。

　　上述“精神懈怠”的诸种表现，其核心就是信仰危机，人生价值观偏差，心理颓废斗志丧失。

　　从历史上看，“精神懈怠”有哪些危害？如何消除

　　从历史上看，无论国内国外，“精神懈怠”会给一个人、一个政党带来从骄傲自满到个人专断，再到丧失民心的程度不同的危害。

　　首先，容易滋长骄傲自满情绪。毛泽东多次谈到：在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因为胜利而放松警惕吃亏失败的严重教训。1927年北伐军长驱直入，使得一些同志认为，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旧军阀马上就要被打倒了，新政权很快就会建立起来了，一时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到新军阀的本来面目，放松了警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下措手不及，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已经发展起来的六万多党员只剩下一万多。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前四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这次照样也可以打败强大的敌人。于是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硬碰硬的阵地战，以为弱小的红军完全可以依靠阵地战打败强大的敌军。结果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丧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人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毛泽东多次以此为鉴告诫全党，“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27页)

　　其次，可能发展到个人专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领袖因骄傲而产生个人专断的严重危害。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巨大的威望面前，人们自发地崇拜领袖，领袖本人也开始接受、欣赏并鼓励个人崇拜。于是，制度上的缺失，加上思想上对个人崇拜的欣赏，使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危害，如肃反扩大化，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等问题。

　　再次，容易导致丧失民心。这一点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下台的教训业已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党垮台，后来又有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这些政党，既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也有资产阶级政党；既有发达国家的政党，也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既有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政党，也有在执政中取得过不俗成就的政党。这些政党失败的原因，有其各种复杂因素，但归根结底都与因精神懈怠而失去民心密切相关。

　　要消除上述“精神懈怠”的严重危害，我们党只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才能把这种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使之不在党内蔓延开来。对此，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从严要求、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

　　(梁妍慧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