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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袁贤瑞的故事:笑脸墙 生命墙
日期:2013-12-10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35病室传出暖暖笑声。

    科室主任袁贤瑞俯身查看来自江西宜春的敖女士病情。

    敖女士患巨大型听神经瘤,经袁医生5个多小时努力,做了全切手术。暂时不能开口的她,一直用微笑回应着医生的关怀。

    患者女儿双手合十,眼眶湿润:“不知道妈妈面神经能恢复好不?”

    “她笑得怎么样?笑得好就证明面神经保留、恢复得好!”袁医生自问自答。

    患者丈夫高兴地说:“看来我们从网上找医生,找对了!”

    袁贤瑞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神经外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常任委员,神经肿瘤学组副组长。“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他们术后的笑容!”袁贤瑞取出电脑,打开一个容量超过90G的患者数据库,从医25年,超过5000例的神经外科疾病患者的资料都在这里。

    记者注意到一份文档某几个页面,满满的,由一张张笑脸构成。

    “这些照片是术后用来对比的。看,这是一个教师,手术后,他能够正常工作了。”每一张笑脸,袁贤瑞都能说出背后的故事。

    袁贤瑞用二十五年筑起一道灿烂的笑脸墙。

    “看到病人难受自己很难受的人,我才要他搞神经外科”

    袁贤瑞的从医之路并不是从微笑开始的。

    1953年,袁贤瑞出生在湖南汝城县农村。10岁时,父亲过世,但父亲善良、忠厚、勤劳、乐于助人的性格,在他身上打下烙印。

    父亲过世一年后,袁贤瑞患上了膀胱结石。那种钻心的痛,现在他都记得。经过医生,手术,袁贤瑞很快康复。重新活蹦乱跳的少年,觉得医生了不起。

 袁贤瑞在湖南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与来自湘雅医院的医生护士一起被派到洞庭湖边从事血吸虫病防治。一个护士得知这个小伙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同事,告诫他千万不要分到搞开颅手术的神经外科去——“又苦又累还会死人。”当时的袁贤瑞,向往去骨科。

    197731,是他到湘雅医院上班的第一天。门开了,居然偏偏就是神经外科。第一眼的感受,袁贤瑞刻骨铭心:医师用器械夹到一个肿瘤,恰好该肿瘤包绕着一根血管,一扯就把血管撕破了。血在涌,把脑组织往外挤压,脑组织在那一瞬间就像吹气球一样,一下子就开花了。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医生只能用手指把出血点压住……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声……

    此情此景让袁贤瑞郁闷痛苦。他闹情绪,想转科室。老师王茂山跟他推心置腹聊了一次。

    “为什么不愿意学神经外科?”

    “看到病人那个样子,心里难受。”

    “看到病人难受自己很难受的人,我才要他搞神经外科。不把病人痛苦当回事的人,不够资格做神经外科医生。”

    “正因为困难,才更有发展空间。等着,我做几个漂亮的手术让你看看,开颅手术是可以让一些病人起死回生的。”

    不久,一位失语、偏瘫的脑膜瘤患者来了。

    当时医学影像技术不发达,只能显示一个方向的颅内结构。王茂山教授就是根据这种影像,亲自主刀,手术非常成功。

    出院时,患者向王教授千恩万谢。

    看着患者出院的背影,给王教授打下手的袁贤瑞看到了希望。

    一位同学找到袁贤瑞,说可以对换科室。

    留,还是走?袁贤瑞犹豫着。

    他到自己的神经外科启蒙老师陆雪芬家中请教。

    “别换!”袁贤瑞第一篇译作的修改老师,两个字,稳定了袁贤瑞的军心。

1984年,袁贤瑞硕士毕业,开始在病房做总住院医师。

    16个月里,袁贤瑞每天几乎24小时待在病房、泡在手术室。他感觉慢慢摸到了神经外科的“门边”。“自己穿梭在病床、手术室之间的脚步,越来越觉得轻盈。神经外科很迷人,让我兴奋。”

    “在脑部做肿瘤手术,像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只能拔出萝卜,绝不能带出泥”

    要让颅底肿瘤病人术后能够微笑,很难!

    2011年,一位李姓患者因脑部颅咽管瘤住进湘雅医院。

    “影像显示患者肿瘤位置很深,并对视神经造成严重挤压。”配合袁贤瑞开刀的彭泽峰副教授回忆,“完全切除的概率几乎没有。”

    术前讨论时,有的医生说如果肿瘤不能“一刀切”,总归又会长。反复手术,病人就需要反复开颅。

    “要全切,这么深,周边的重要结构盘根错杂,搞不好,命都保不住。”

    袁贤瑞很漂亮地做了全切,他是怎么做到的?

    袁贤瑞的电脑上,有一段他做手术的视频。在一首古典钢琴曲的伴奏声中,记者见到三四种手术器械,非常协调、精准、稳健地在分离、切除一个肿瘤。

    “这个地方是颈内动脉血管,这一侧是视神经。这些都不能损伤。血管破裂了,血会像水管爆裂般喷涌;视神经损伤,患者会失明;即便是微小的分支血管损伤,亦可能造成术中出血或术后病人昏迷不醒、偏瘫。”袁贤瑞指着屏幕介绍手术情况。

    “这个手术空隙有多大?”

    “两公分。”

    这个视频在学术会议上交流时,引得国外同行惊叹:这样将肿瘤几乎完整分离切除,却没有损伤周边重要组织结构,难以置信。

 1991年以来,袁贤瑞主刀完成颅咽管瘤手术200余例,全切除率85.0%,随访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达到96.5%5年无瘤生存率为88%,治疗效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袁贤瑞又调出手术前后病人脑部医学影像资料,让记者对比着看。

    “在脑部做肿瘤手术,就像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只能拔出萝卜留下坑,绝不能带出泥。”这是记者听到的最有新意、最美妙的关于“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解释。

    “手术,既要拯救患者的自然人的生命,更要拯救患者社会人的生命”

    对于病人,有时微笑与生命同样重要!

    听神经瘤作为颅底肿瘤的一种,全切的手术难度和风险非常大。尤其对于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全切肿瘤并保留面神经功能特别是听力,则更为艰难。

    2001年,一名18岁的女孩在医院做听神经瘤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肿瘤被完全切除。由于女孩的肿瘤巨大,当时又没有相应设备,在切除肿瘤的同时,面神经未能保留,女孩面瘫了。

    术后回访中,女孩痛苦地告诉袁贤瑞,虽然身体康复了,但因为面瘫,不敢出门,不敢交友,一切梦想都成了泡影,简直是生不如死。

    “当孩子告诉我她生不如死时,我心情很沉重,我一定要攻克‘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很难保住面部神经’这个难题。”袁贤瑞告诉记者。

    当时医学界普遍认为,对于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肿瘤不可能全切除,面部神经不可能保留;对于直径3公分以上的听神经瘤,几乎不谈听力保留。

    2002年起,袁贤瑞和同事开始专注于听神经瘤。“手术,既要拯救患者的自然人的生命,更要拯救患者社会人的生命。”遇到困难时,袁贤瑞就拿这句话和同事共勉。

    要全切肿瘤,又要保住命,还要留好神经功能,这不仅是鱼和熊掌兼得,这是三者都得,还是在颅底深部,太难了。

    但他做到了。

  十年来,袁贤瑞已成功为391名听神经瘤患者进行了手术,肿瘤全切率高达96.08%,面神经完整保留率达到了惊人的97.48%,面神经功能恢复和完全恢复达86%!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袁贤瑞在对187名听神经瘤患者进行听力随访过程中发现,听力保留率达到了25.93%,其中具有语言分辨能力的患者占21.3%。这一结果,引起国际医学界的惊呼!

    “掌握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是一门无止境的艺术”

    在病人笑脸背后,是他,是他们对技艺尽善尽美的追求。

    “当然,这样的手术在显微神经外科时代以前,想都不要想!”袁贤瑞解释说。显微技术能够将开颅手术视野放大,提高手术精确性,减少邻近组织的损害,使得之前被视为手术禁区的脑深部病变、脑干肿瘤等,得以逐步解决。

    袁贤瑞与显微镜有着不解之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湘雅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的曹美鸿,力主引进医院第一台手术显微镜,立刻成了科室的宝贝。

    1987年,袁贤瑞开始做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我的第一个手术病人姓曾,颅底脑膜瘤手术,效果很好。”之后,他开刀近百例,一年下来没有出现一例死亡。

    接下来,袁贤瑞瞄上了当时国内外风行的分子生物研究,跟曹美鸿教授提出,自己的博士论文要做胶质瘤耐药基因研究。

    “分子生物学和临床之间距离很大,现在你的临床手术技术虽然有了提高,但掌握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实现精准微创手术,是一门无止境的艺术。”曹美鸿一席话,给赶时髦的袁贤瑞泼了冷水。

    就在他闷闷不乐时,一位护士,患中颅底神经鞘瘤住进了神经外科。

    “姑娘身材高挑,来时,穿着一件浅蓝色连衣裙。第一次手术,肿瘤没有能够切下来,造成偏瘫后遗症;第二次手术结果更糟。”这次不理想的手术让他终身难忘,也因此觉悟“自己的价值应该还是用显微外科技术为患者解除病痛”。

    1994年,袁贤瑞的博士论文《鞍上与鞍旁区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手术与影响其疗效的若干因素》答辩。武汉协和医院朱先立教授,是国内唯一一位跟随显微神经外科开创人亚萨吉尔学习三年的医生,他在袁贤瑞的博士论文上写道:“这个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切除率这么高,死亡率为零,几乎不可能,但你的数据说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是病人的信任,让我能够做出理性的必要的冒险”

  袁贤瑞觉得患者术后的微笑,不完全是自己的功劳。

    2003年,一位外资公司高管住进医院。这位患者肿瘤所处位置非常复杂,长在神经中枢,重要的内分泌调节中枢这一部位。这个位置太深,不能完全显露出来。以当时的神经外科技术,对这种病例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第一次手术,我很想做到全切。可当时的情况,我没有这个胆量,给他再做下去,我担心很严重的问题会发生!”

    术后,肿瘤只残余了一点点,病人各项体征也很平稳。但袁贤瑞很为病人担心,知道肿瘤又会长起来,只是没有想到,不到三个月病人肿瘤就复发了。

    怎么办?与肿瘤打持久战,病人消耗不起;来个一锅端,争取全切除肿瘤,有这种理论上的可能,但实践经验太少,万一……

    病人看到袁贤瑞为难,笑着对袁贤瑞说:“袁教授,我相信你!你大胆做,不要有顾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怪你!”

    “好,我们一起努力!”正是有了病人的信任,袁贤瑞果断采取当时最新的手术方式,做到了对肿瘤的全切。

    术后,患者恢复了正常工作,一直到现在肿瘤没有复发。

    “是病人的信任,让我能够做出理性的必要的冒险。”袁贤瑞说。在这个病人之前,袁贤瑞类似32例手术的全切率为52%;之后,同类型手术170多例,全切率超过95%,无瘤生存率达到88%

    “第一台手术超过24小时”

    为了病人的笑容,袁贤瑞竭尽全力。

  年近六旬的袁贤瑞,每天上下班都是爬楼梯。他还要求同事跟他一起爬。“一是湘雅医院求诊病人多,电梯留给病人;二是神经外科也是个体力活,工作之余要多锻炼。”袁贤瑞的同事解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袁贤瑞做颅底手术的起步时期。“第一台手术,我印象很深。从早上八点钟,做到第二天上午九点,超过二十四小时。”

    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这样的手术时间,成为一种常态。

    有些手术需要其他科室配合,跟袁贤瑞做手术搭档真不容易。搞麻醉的医生觉得,跟袁贤瑞做一次手术下来,全身发麻,昏昏欲睡。

    袁贤瑞自己也觉得每当手术持续做到三更半夜时,身心极度疲惫。“那时候我感觉,人世间最大的幸福是躺在床上睡觉。但手术没有做完,只能再坚持。要是只顾自己的感受中断手术,也许病人就没有治愈的机会了。”

    儿子袁健,现在成了袁贤瑞的同事。小时候,妈妈做饭菜时,他和姐姐就去门口看爸爸什么时候回。“很少能够等到父亲一起吃晚饭。甚至我们第二天早上去学校了,还没有见到他回来。”

    袁健告诉记者,那时,他和姐姐不会感到失望,还觉得好玩。“他回来时,常把手术间歇中用来充饥的桃酥、方便面一起带回来,来不及吃,就睡了。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的零食。”

    “更好玩的是,他一起来,就会跟我们聊他的手术做得如何成功,病人恢复得如何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听得最多最好的开心故事。”

    父亲的故事,让袁健感受到了医生的伟大。“我初中的时候,就立志学医,因为医生一辈子可以救很多人的命。”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袁健才体会到父亲的辛苦。

    “儿子上了我的当。”袁贤瑞觉得医生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去点燃病人的生命;医生是在牺牲自己的健康,去拯救病人的健康。“只是我从不把工作上的不愉快带回家,我只和他们一起分享病人的快乐。”

 尽善尽美的袁贤瑞,25年主刀超过5000例手术,颅底中央区脑膜瘤手术400余例,肿瘤全切率超过85%,死亡率低于0.5%;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近400例,肿瘤全切率超过96%,术后面神经功能正常或接近正常者达86%,听力保留率超过20%;复杂颈静脉孔区肿瘤100余例,肿瘤全切率超过90%

    这份不亚于或优于国际同期大宗病例报告的背后,是他超长的手术时间。

    “做记录,搞科研,医生如果来假的,不仅是一辈子的耻辱,还会贻害性命”

    袁贤瑞很少对学生和同事笑,有的人甚至为了不挨骂,选择躲着他。

    “袁教授的手术,术后护理难度不大,因为手术很完美。”护士长徐德保说,“不过他的要求太高。手术台上那么多器械,每次都要放在固定位置;保护脑组织用的明胶海绵棉片,要做成统一的规格。时不时还考考护士‘如果输液回血,怎么办?’”看来护士们被袁贤瑞“刁难”过不少。

    袁健对此更有体会。一天,他在手术台下观摩父亲做复杂鞍区肿瘤手术视频。到了中午,手术还没有做完。一位师兄路过,看到后,喊袁健一起吃饭,袁健去了。

    一回来,做完手术的父亲,等在门口,劈头盖脸来了一句:“你是来学做手术的,还是来学吃饭的?”袁健看着父亲生气,不敢吭声。“这么精彩的一个教学手术,你们跑去吃饭?以后怎么为病人主刀?”袁贤瑞嚷嚷着走了。

    为了病人,袁贤瑞会和学生一起绞尽脑汁想办法。张家界山区的一位老年患者,在湘雅做完非典型鞍旁脑膜瘤后,两三年没来复查。袁贤瑞一直惦记着。“这种病,容易复发。一旦复发,死亡的可能性大。”袁贤瑞的博士生刘定阳说。

    一开始,袁贤瑞叮嘱刘定阳给患者打电话,不料病人手机号换了,联系不上。

    “按照地址写信。”

    刘定阳前后写了三封信,每封袁贤瑞都会过目,并写上希望老人来复查。

    信也石沉大海。

    “查!根据地址,查能够联系上的电话号码。”

    刘定阳按照袁贤瑞的要求,终于联系上病人村里的村支书。村支书说,老人收到信后,很感动,也想过来,但无奈年老体衰,来不了。“要到过年的时候,等他崽伢子回来了,才能来。”

    过年前,老人果然在儿子陪同下,带着土鸡蛋、茶叶、茶油来了。袁贤瑞很高兴,像见到亲人一样,忙前忙后为老人做复查,问病情。

“那天科室安排搞个年底聚餐,老师为此没有参加。等我们吃完饭,他们还在聊。”刘定阳说。

    袁贤瑞要求学生和同事多从病人角度想问题,但绝容不得“想歪了”。

    袁贤瑞手术时,一位学生负责做病历记录。术后,袁贤瑞调看时,发现记录缺乏真实性,尽挑好的写。

    “病历记录既是医学档案,又是法律文件,必须真实全面,不真实全面,发现不了疾病本身的规律特征;不真实,由此得出的结果就没有参考价值,结论就可能片面甚至错误。”

    “做记录,搞科研,医生如果来假的,不仅是一辈子的耻辱,还会贻害性命。”

    “不能为了名来假的,更不能为了利搞名堂!”袁贤瑞的话像炮弹一样炸响。

    一位农村患者,因慢性硬膜下血肿来看病,身上只有2000元现金,在长沙东拼西借,凑齐8000元住院费。

    主管的进修医生,一下子就开了4000多元的治疗药物,导致手术做不成。

    “这是一种罪恶!”

    发完脾气,处理完当事医生,袁贤瑞在科里定下“铁令”:凡超过500元的处方必须经病房组长签字才能生效。

    当然,袁贤瑞也有温情的一面。

    看到学生在医院外买早餐吃,他会关心说一句:“小心地沟油。”

    过年了,知道大家值班辛苦,他会将爱人做的油粑粑,带到医院犒劳大家。

  “老师曾跟我说,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字判断他的手术水平”

    袁贤瑞的一些故事,有人觉得好笑。

    作为中南大学神经外科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袁贤瑞曾经定了一个规矩:神经外科博士生毕业答辩前,要能够背诵一段《论语》,并结合专业讲体会,背不出,讲不好,不能答辩。

    这个规定让很多学生“为难”、“不解”,袁贤瑞却觉得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医生的人文修养有着重要影响。

    刘庆副教授记得,在一次和导师的谈话中,袁教授语重心长地以一段古语相告: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刘庆查到这段话出自《老子》,袁老师意在告诫他们:在学习神经外科知识的过程中,更要磨砺出稳重、踏实、坚毅、勤勉的职业性格。

    在袁贤瑞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英汉医学辞典》。封面已经被翻得破损,是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

    办公室的角落,摆放着文房四宝。只要有空,袁贤瑞就会练习一下书法。

    他出差的时候,看到有的同行写得一手好字,很是羡慕。

    “老师曾跟我说,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字判断这个人的手术水平。”

    湘雅医院党委宣传办主任伍西明评价:“袁老师的字确实像他的手术一样,是那种稳健有力的风格。”

    袁贤瑞常对学生讲:“术业有专攻。”他觉得学科细分才能让医生在某一领域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他要求年轻医生不要成为“多面手”,而要专注于练就“一招鲜”。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主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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