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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鸣:一个信仰跋涉者
日期:2012-11-20  来源:  作者:陈方

 

    辛鸣在中央党校一个行政部门工作,可给人们的感觉,更像是一个综观全局而又超脱的观察者、思考者、建言者——数次向中南海进言,并得到最高层的采纳;屡屡出现在电视荧屏之上,指点时事;不断出版理论丛书,成为党政领导干部参考必备;经常自掏腰包到社会间东走西看,为了真知真感受。所有的这些,都使得这位党校教授具有了远比他的职业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我们面前不断呈现出跨身份、跨专业、跨领域的多重形象。

  跨身份:在行政部门工作,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

  辛鸣从1995年进入党校就在行政部门工作,14年的阅历可以算是行政老人了,可辛鸣给旁人的印象与感觉却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而且辛鸣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没有一丝的行政世故,只是满身的书生意气。

  辛鸣的这种选择让他处于两边不靠的境地,但这也使得他的研究有独到与深入之优势。辛鸣是把行政职责与学理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他的工作中,这在他的“领导干部看中国”调研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从2002年以来,辛鸣以“领导干部看中国”为主题,每年都要发布自己的调研报告。报告收集各方面的党政领导问卷调查,归纳规律,从而有效地展示出当下党政领导的综合素质与思想倾向。

  “我们经常会给在党校学习的学员发放一些问卷,在问卷上会要求他们说出自己最想说的话。当然,我们也会事先告诉他们这份报告是否会公布,公布到什么程度。”辛鸣的字斟句酌中透着谦逊,“我们就通过这些报告了解到我们想知道的东西。”不过他还是承认:“有时候,也会遇到很大的难度。”

  从搜集数据,到整理报告,辛鸣每次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历时数月,可见辛鸣对这个报告的重视程度。从相反的角度,或许也可以看出报告对于辛鸣的重要程度。

  确实,藉由这个报告,他不但可以及时了解党政领导所思所想,他们关心的最新动态,还能够以报告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推动和影响这些党政领导并给社会一个尽量准确的官员面孔,也许,这也源于这是他最重要的一块自留地,一个很小却由自己主宰的舞台。

  2002年,新领导班子刚刚上任之初,辛鸣所提交的报告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在换届之时,广大党员干部有什么期待?藉由调研,辛鸣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整体交接。这份报告以其扎实的调研,新颖的思想,一时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在十六大前夕更是以内参的形式进入中央领导的视野,被有关方面称为是“党内第一份反映党员干部希望中央领导集体实现整体交接”的报告,受到相当的好评。

  2003年度的调研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政以“日新”为主题概括为“亲民、务实、科学、法治”八个字,2004年以“渐行”为主题概括为“自觉、果断、透明、活跃”八个字,2005年以“精进”为主题概括为“亲和、自信、公平、改革”,2006年以“奠基”为主题概括为“谋篇布局、固本培元”,2007年以“应考”为主题为党的十七大预热。

  有关方面评价,辛鸣主持的这项调研,“不仅真实反映了党员干部的心声,还在导引党员干部的思想倾向,引领社会思潮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让大家更加迅速地把思想统一到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的各项政治决策上来。”

  跨专业:对哲学专业情有独钟,却在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党的建设等专业下笨功夫

  辛鸣在北京大学学了七年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依然是哲学,甚至可以说是“制度哲学”的拓荒者。上网络检索,“制度哲学”这一术语在辛鸣做博士论文之前鲜有人使用。辛鸣2005年出版的《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这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制度哲学的学术专著之一,2007年起更是主持国家社科课题“制度哲学研究”。

  但辛鸣在武汉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方向却选了理论经济学。为了真正让自己入了经济学的门,甚至花了三年时间补学数学。别人做博士后研究一般两年,他却整整做了五年之久。付出总会有回报,去年以来他对金融危机的一些见解独到的演讲被很多人追捧,以故网上甚至有人称辛鸣是“经济学家”。“我是肯定不接受这一称谓的”,辛鸣说。

  平时看辛鸣在报纸杂志上写的文章,听他在各种课堂上讲的课,又好像是政治学与党的建设专业。如何做到这一点?用辛鸣的话说,到党校工作后,每天下了班就是他“3011(辛鸣办公室房间号)夜大学”的上学时间,专业是政治学与党的建设,学习方式是自学,恶补了三年,没有拿到文凭却收获了对这一专业的自信与发言权。

  对于多专业的涉历,辛鸣的自我评价是“鼯鼠五技技而穷”,但争取做到从“技而穷”到“技而精”。所以,一方面,辛鸣宣称自己甘做一个没有专业的学者;另一方,他自己心里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我也不完全是没有专业的学者,我的专业就是‘中国道路与中国复兴’,我是一个‘问题’专业的学者,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专业为中心展开研究。”因为在党校从事政策研究与理论教学工作,不能满足于仅仅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应该首先是多领域的“杂家”,然后再努力成为“杂家型的专家”。

  跨领域: 具备做学院派的实力与资格,却甘作“遵命文章”、“遵命讲座”的杂役

  辛鸣在《哲学研究》、《经济管理》等专业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哲学与经济学专业论文。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颇得同行认同,做一个学院派的专家已现雏形。可是近些年来,他却屡屡“不务正业”,把大量精力用在写作时政评论、编写干部读本、进行理论宣讲上。在《人民日报》、《求是》、《半月谈》、《南风窗》等报刊杂志发表理论文章与理论时评二百多篇,先后主编了《中南海议题》、《党员干部学理论》、《日新:领导干部看中国200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等15部党员干部理论学习辅导读物,为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党校和企事业单位讲授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及社会发展形势报告百余场。

  做这些事情所费的精力一点也不比写专业论文少,而且往往需要加班加点。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的编辑告诉记者,有时评论某一刚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稿子必须在当期杂志刊出,但杂志第二天就要拼版了,他们打电话时都不太好意思了,可是辛鸣老师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下来,这意味着他又需要开一个通宵的夜车了。

  对此,辛鸣的解释是,一个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对社会上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有及时的反映,表明政党立场,阐明政策内涵,导引社会舆论。在这个时候来不及长篇大论构建体系,也不能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是要用短小精悍的话语写出来。“鲁迅当年甘心听将令为大众做 ‘遵命文学’,我做些‘遵命文章’、‘遵命讲座’的杂役,亦示敬意,亦示心志”。辛鸣说。

  是的,谁又能否认他脱出纯粹理论学术言说,提供更多公共话语不是件好事呢?也许,对辛鸣这样一位够“资格”的学者来说,“小文章”已然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不走寻常路”:信仰要宣示更要用行动彰显

  这种多变看似丧失了做一个顺风顺水行政干部的机遇,丧失了做一个“术业有专攻”的学问家,可是为真正研究并破解中国社会发展这一现实问题奠定了综合性的基础,为推动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复兴的光荣与梦想添了一块砖,虽然这块砖可能微不足道。所以,多变失去的只是墨守成规,得到的却是突破与创新。

  当问到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时,辛鸣的回答明确而有力:“信仰”。 辛鸣从不讳言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甚至在很多时候故意高调宣示。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会让人感觉有些特别。但辛鸣却认为:“闷声发大财的观念在社会日渐蔓延的时候,信仰的真诚、信仰的坚持、信仰的执着尤为迫切”。

  当追溯自己信仰之源时,辛鸣回忆起了北大当年的激情岁月,“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并不像现在一样疲于找工作,世故谋生计,所以也更容易多思多想。虽然也可能空思空想,却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头啊!”那样的一种氛围,培育了辛鸣三样东西:理想主义、使命意识、批判精神,也铸就辛鸣 “不走寻常路”的人生境界。如今的辛鸣,在走入中年之后依然有着当时的那样情怀、那种执着、那股锋芒。

  既然宣称自己有信仰,就要为自己的信仰去奋斗,哪怕放弃了一切;既然宣称自己有责任,就要为自己的使命付出所有,岂能患得患失;既然宣称自己有理想,就要朝着理想奋勇向前,勇于批判现实的不应该。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现实的一些行为可能还是有力量的,批判其是有风险的,但义之所在不得不为。

  “对一个人来说,断掉退路也是让自己信守信仰奋起前行的一种有效方法。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迫使自己不走寻常路。”辛鸣说。

  共产党人最大的力量在于彻底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您从十六大以来,编写了多部党员领导干部理论读本,受到了广泛欢迎,原因何在?

  辛鸣(以下简称辛):这大概与我们编写这些书的定位与着眼点有关。我们把这些书定位为理论读本,就是说介入理论著作与辅导读本之间的一种学习读本。它不是十年磨一剑的理论著作,不是以阳春白雪自居的学术著作,因为不故作深沉,不板起脸孔教训人。而是适当进行了一定的理论纵深,甚至还有些理论探索,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引发思考的东西。

  青:您认为对于党的理论的探索与宣传,我们最重要的是抓住什么?

  辛:现在社会上群众对我们的很多理论阐述不满意,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些理论解答老是遮遮掩掩,瞻前顾后,不能坚持逻辑的一贯与立场的一致。其实共产党人的理论最大的力量之源就在于它的坦白、它的彻底。只要把道理讲明白,谁都不是糊涂人,不论是普通群众还是既得利益群体。

  青:您个人的定位是什么?

  辛:做一个老师,一个研究型的老师、一个实践型的老师。所谓研究型,就是要有自己的学术与理论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体现在课堂上,不做传声筒。实践型,就是坚持在行政岗位工作,不仅用实践的感受提高“言传”的水平,更用自己的实践去“身教”。

  青:做党校的老师和做国民教育的老师有何不同?

  辛:在普通大学,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而在党校,是老师与学员的关系。一字之异,迥然不同。党校学员学历不比老师差,行政级别比老师还高,在中国现实社会“官本位”的背景下,即使再尊重老师也会有说不清的微妙感觉;党校学员的实践经验比老师丰富,对很多社会重大问题有着比老师更直接、更深切的感受,而对重大现实问题解答又是党校老师很重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反差导致党校教学难度很大。

  青:那这样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党校老师?

  辛: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做一个能被学员从心里佩服,从背后敬佩,而不是当面场面上的客气与言不由衷的称赞,党校老师就必须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素质与能力。

  对现实问题的解读,既要时刻、紧密关注现实,贴近实践,感受情绪,同时又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深层面的根源与背景。不停留于表面,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对理论问题的解读,既要有深刻的学术与理论支撑,但又用简单明白的话语说出来,让大家都能懂,都有兴趣听。正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化时”,“极高明而道中庸”。

  此外,术业有专攻。党校教师相比党校学员,一定要在信仰的坚决、理性的坚持、良知的坚守方面处于高地。这样就能赢得学员的尊重,讲的内容也才有权威性。

  (摘自《中华儿女(青联刊)》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