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120周年
张云逸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他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思想风范。
（一）
张云逸同志戎马一生，为人民军队的建立与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张云逸同志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头苑镇上僚村。1908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参加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他参加两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北伐战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
张云逸同志在斗争实践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受组织委派，说服张发奎任命中共党员卢德铭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该团后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由于他的秘密掩护和大力支持，其所在的第二十五师大部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冬，他任琼崖“绥靖”司令，在率部准备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琼崖武装暴动时遇险，逃出虎口后参加了广州起义。1929年夏，他放弃到苏联学习的机会，赴广西开展兵运工作，此后卓有成效地改造并控制了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并将部队带到右江地区。随后，他与邓小平等一起于1929年12月11日率部发动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出任红七军军长，积极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向湘粤赣边发展。次年2月，部队在东渡乐昌河时被截为两段。在与主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张云逸率未能渡河的红七军第五十八团等部800余人，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杀出一条血路，于1931年3月到达湘赣苏区。之后，他任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红二十军各一部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7月，张云逸等率红七军东渡赣江，加入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序列，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转战、会合朱毛的历史使命。1933年8月1日，为了表彰张云逸“领导白军兵暴”的特殊功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进入中央苏区后，张云逸同志随红七军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协助指挥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11月，他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代表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为减轻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压力作出了贡献。1934年7月，张云逸被任命为湘赣军区司令员，但赴任途中在赣南遭袭，被迫在大庾岭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1月率部突围与红三军团会合参加长征。湘江战役后，张云逸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1935年1月初，他率军委工兵营赶至江界河渡口与部队一起架桥，为红军主力一部顺利北渡乌江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夺占泸定桥后，部队减员增多，他负责收容队工作，使因伤病掉队的一些红军指战员得以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协助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做好红军东征、西征的后勤保障等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云逸奉命前往香港、广州、桂林、福州等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说服桂系以及粤军、川军将领捐弃与蒋介石的前嫌，实现全国抗战，对推动华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妥善处理国民党军借改编之名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1000余人集体缴械的“漳浦事件”，参与新四军的组建和整编工作，出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他于1939年5月就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与邓子恢等率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东进皖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此后，他参与擘画发展华中，大力发展抗日武装，与刘少奇等一起指挥了定远和半塔集等反顽作战和对日作战，建立起皖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他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采取各种有力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1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赴延安，张云逸代理其职务并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工作。他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组织了第四师西进豫皖苏，粟裕、叶飞部渡江南进以及新四军举行全面反攻等重大军事行动，为扩大华中解放区及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向中央建议将江南新四军主力撤至江北，并坚决落实“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指挥江南等地的新四军北撤，同时调部队北上东北和山东，对中共中央形成正确的战略决策及创造有利的战略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他任华东局常委、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等职，部署指挥胶济线作战，参与谋划华东战争全局；参与主持华东后方工作，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编组地方武装升级为野战军；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同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一起，组织起数百万人的支前大军，把粮食和各种作战物资运往前线，使华东野战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云逸同志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主持建国初期的广西建立人民政权和剿匪工作，为建设人民的新广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由于革命战争年代工作过度紧张，又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张云逸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但他始终保持着优良的革命品质和作风，为履行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职责，奔走全国各地，倾听群众呼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加强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张云逸同志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对我军建军治军和指挥作战的理论卓有建树，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云逸同志长期担任军队高级领导职务，十分注重建军治军。他深谙新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注重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灌输部队。他认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命令，对党委的决定，尤其对上级党委的决定或党的代表会议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搞独立王国，坚决反对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这是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所在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抗日战争时期，为完成创建铁的新四军的历史任务，他提出在加强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尽量利用现有的物质与装备进行建军工作，这样才不至于陷入‘好高骛远’的幻想中。但同时我们又要学习各种新兵器的使用与提高战略战术的素养，准备将来自己能有新的装备并能使用，成为现代的国防军，又能够担负起反攻中主力军的任务”。在他的领导下，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走在了前列。1942年2月，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皖东特别路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华中其他各根据地的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
张云逸同志善于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总结作战经验，用以指导战争实践和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在红军总司令部出版的《红色战场》上发表《战斗指挥研究的事项》以及《大战和小战以及游击战的动作怎样分别》等文章，对我军如何组织战役、战斗和游击战作了理论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战必然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论断，提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必须是挺进敌后、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构想。解放战争时期，他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反对在作战上平均使用兵力。他胸怀战争全局，认为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之下，地区的得失与有生力量之消长成为敌我斗争的核心，主张先牺牲空间以支持时间，然后再发展空间以支持时间，条件成熟时则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1946年12月，他提出华东我军先歼灭进攻鲁南之敌后再向外发展；1948年5月，又提出赞成粟裕兵团不宜过江、应集中兵力于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等意见，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重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张云逸同志主张大力加强司令部建设，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素质。他长期担任参谋长和军事主官，精通参谋业务，深知司令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军队犹如人，首长是其头，参谋像是其脑，政治部是其血肉，军队（部队）是其手足。”作为部队的首脑和作战指挥机关，司令部的工作直接关系战争的成败。为此，他提出参谋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军队打胜仗，要求参谋人员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并精通业务，成为首长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和智囊团、顺风耳和千里眼，并保证部队通信联络的畅通。这些重要思想，对加强部队各级司令部建设、取得作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云逸同志历来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战争。他认为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强调只要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日、伪、顽就无法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他教育部队要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使每个同志懂得军队与政府人民的关系，如同人和空气的关系一样，人不能脱离空气，军队假若脱离了人民和政府，也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我们要爱护群众和同爱护自己的父母一样”。解放战争时期，他把深入开展人民战争视为实现中央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任务的关键。除组织领导把地方武装不断升级编入野战军外，还主张在深入进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根据义务原则把农村青壮年编成民兵和自卫队，寓兵于民，然后再动员民兵加入国民后备兵，如前线需要则把国民后备兵集中整训后补入部队。他与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深入发动群众，创造了千百万群众支前、车轮滚滚上前线的战争奇观。
（三）
张云逸同志以其卓越的功勋彪炳史册，更以其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竖起了一座垂范千秋的精神丰碑。
张云逸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无限忠诚。他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加入中国国民党。但在反对黑暗、追求光明的斗争中，他通过观察、思考和比较，最终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肩负起救国救民历史重任的革命政党，因而毅然抛弃国民党优厚的生活待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动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入党的。”从此，他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残酷，道路多么曲折，都对党忠贞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云逸同志顾全大局，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坚决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他对创建红七军有功，但两次被调离军长岗位，都愉快地服从。长征中，他作为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奉命担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负责收集情报、寻找向导、勘察道路和架桥等任务。对此，张云逸坚决服从，并认为：“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泽东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之后，他又奉命负责收容队工作，表现出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优秀品质。他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模范遵守集体领导原则，时刻注意维护党的权威，从不突出自己。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主动配合，精诚合作。他曾在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结下深厚的同志友情。
张云逸同志为人友善，爱护下级，工作兢兢业业，始终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堪称共产党人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战争年代，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为人风度，被同级和下级交口称誉。陈毅同志呼他为“革命长兄”，说他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下级尊他为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都愿意同他说心里话。和平时期，他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访问工厂、农村、部队和革命老区，关心老区和家乡建设，重视群众信访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模范的共产党员”。他逝世后，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词中指出，张云逸同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张云逸同志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战争年代，他与官兵同甘共苦，一件衣服经常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分给他的食物经常节省下来分给别的同志吃，行军时常用自己的坐骑帮助年高体弱的同志驮行李。和平时期，他位高不自居，仍然把自己视为普通一兵，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考虑一切问题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他在北京的住房年久失修，经常漏雨，但他坚决反对大修，只同意作局部修葺。三年困难时期，他坚持吃粗粮，并将“节约用水，节约用电”的纸条贴在住宅的每个房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后，他教育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仍然不要忘记注意节约，还亲手抄写如下谚语送给炊事员：“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积累如同针挑土，浪费如同水推泥。”“饱备干粮晴备伞，丰年也要防欠年。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思有时。”他坚决反对当官做老爷，从不允许家人搞任何特殊化。
张云逸同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120周年，追忆他的光辉一生，就是要学习他不断追求真理，矢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学习他顾全大局，维护党的权威，严守纪律的坚强党性；学习他忠诚于党和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学习他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红军本色。我们要以张云逸同志为榜样，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