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作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
    说起周汝昌，人们很容易将他与红学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是我国著名的红学家，是继胡适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稍微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周汝昌去世时已过鲐背之年，是红学专家中名副其实的寿星了。究其长寿之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生命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
    热衷红学 日无虚度
    保尔·柯察金有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卑鄙庸俗而羞愧……”周汝昌就是这样一位投身于红学研究、不曾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的人。对于学术事业的狂热追求是他长寿的内在支撑力，也是其生命意义之所在。
    周汝昌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周景颐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末科秀才，母亲从小就常给他讲《红楼梦》的故事。可以说，周汝昌自幼就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他的成长环境却没有那么安稳，军阀混战、外寇入侵、失学、停课、逃难，这些都是常有的事。周汝昌后来调侃说：“这中间我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竟达11年之多，足够上3次大学毕业了。”生逢乱世却不为恶劣环境所累，只因那强烈的求知欲和过目不忘的本领让周汝昌陶醉于文学艺术的海洋，哪怕是只言片语，都足以让他如获至宝，更不用说是得到一本书了。
    实际上，真正引领周汝昌投身于红学研究之路的是胡适先生。周汝昌与胡适早就认识，二人切磋红学于书信往来之中。1948年夏，周汝昌专门去拜访胡适，请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胡适非常慷慨，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周汝昌阅读，后又托人将其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带给周汝昌研究。当时，周汝昌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有很多疑问需要查证，所以胡适的“慷慨解囊”让周汝昌感激不已。1953年9月，周汝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红楼梦新证》。这本书被学界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他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对于周汝昌所取得的成就，胡适十分赞赏，他曾自豪地对人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热衷红学，日无虚度。周汝昌对自己的学术事业可谓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从步入红学之门一直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汝昌出版的有关红学研究的专著达70部之多。而对于学术活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都欣然参与。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有3个人愿意听我讲，我都会像数百上千人听讲一样去认真对待，无分长幼贵贱。”
　　练就豁达 悠然自得
    在逆境中表现出自己的豁达，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只有在种种不平常的经历中，人们才能练就这样一种境界。周汝昌正是拥有这种豁达的境界，而这也是他得以延年益寿的重要原因。
    “文革”期间，周汝昌也遭受到了打击。1968年，他被关进了“牛棚”，第二年中秋节那天，他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每天天还未亮，周汝昌就早已起床，那时，他的任务是到湖边看管一片菜地。卷起裤腿、哼着小曲，看似无趣的乡下生活，却被周汝昌演绎得如同身在世外桃源那般悠然自得。这种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1970年夏，周汝昌被调回北京工作，临走时他竟然依依不舍起来，因为“再也不会来了”。后来，每当回忆起这段岁月，周汝昌总是打趣地说：“没有一个人偷过菜，当真要有，凭我这点‘缚鸡’之力，还能看得住？”对于这种人生中的不幸，周汝昌却能坦然相对，并于豁达之中带有几分幽默，不得不令人钦佩。
　　周汝昌小时候患病留下了病根，直接影响到他的听力，最终导致双耳失聪。对于身体损伤，周汝昌也从未怨天尤人。他曾这样幽默地解释双耳失聪的原因：“1954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正站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的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据周汝昌的女儿证实，确有此事，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罢了，主要还是与他小时候患病有关。
　  用“心”工作 福荫后学
    从青年时代开始，周汝昌的双耳就逐渐失聪了，所以他基本上都是戴着助听器与人交流。不幸的是，到了70年代中期，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而近乎失明，右眼也只能依靠放大镜才能看书写字。这对于一生要与文字和学术“打交道”的人来说，其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周汝昌并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而放弃自己毕生追求的学术研究。在他看来，耳、目虽可掩住，可还有一颗心在，心不能闲着，既可以听又可以看。
    年轻人或者身体非常健康的人或许很难理解他这样辛苦工作的意义，但他却说：“我现在靠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我积累了几十年，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吗？”就是在这种身体状况下，周汝昌完成了一部又一部鸿篇巨著。2009年后，周汝昌先后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影》、《周汝昌校订评点石头记》（繁体本）、《周汝昌校订评点石头记》（简体本）和《诗词赏会新编》5部专著，为广大红学爱好者奉献了最后的“文学大餐”。实际上，在周汝昌左眼失明时，他写的字就很少有人认识了，所以只能靠子女帮忙将其手稿录入电脑。其中，《红楼新境》和《寿芹心稿》两部著作就是由周汝昌口述、幼子周建临整理而成。据他女儿回忆，周汝昌去世前几天仍在坚持工作，向其口述《梦悟红楼》这本新书的大纲。遗憾的是，刚口述完新书大纲，周汝昌就与世长辞了。
    作为一位将毕生精力投入于学术事业的红学专家，周汝昌对生命的意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他说：“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作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周汝昌正是这样一位践行生命意义的先行者，他留给世人的不朽著作和非凡成果即是其生命的延续。
    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我国著名的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他是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集大成者。有七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性和划时代意义，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顾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