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就是这些青年中的一个，60年前，还在北京大学就读的他，一次机缘巧合与郭沫若谈诗、和诗，成为了他一生难忘的记忆。在郭沫若逝世40年后，他一字一句，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高山仰止”的大诗人

我刚刚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曾有幸见到大诗人郭沫若，并听他谈诗。郭沫若还即席在我的练习本上和了我一首七绝。虽然是60年前的往事，郭老也离开我们40年了，但是这一段珍贵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

郭沫若是我总角之年就非常景仰的大诗人，真所谓“高山仰止”。我虽然在进北京大学就读以前只读过三年正式学校，但是青少年时代就喜欢文学，尤其是诗歌。上世纪50年代前期，我在上海工作时曾有机会听过上海文联和作家协会举办的“文学讲座”（好像每月一次），从中得到不少关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中国文学群星谱上璀璨明星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沫若有许多传诵一时的名句，如“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才有火一样的心肠。/我活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太阳虽还在远方，/太阳虽还在远方，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丁当，丁当，丁当。”（《女神之再生》）

郭沫若的诗时而激情如火山爆发，时而柔情似细水长流，使青年时代的我深为陶醉。“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天狗》）

更为郭沫若的诗增光添彩的，是他的爱国赤诚。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郭沫若毅然“别妇抛雏”，离开日本回国参加抗战。郭沫若回国后不久就发表了一首七律《归国杂吟》，全诗如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此诗显然是与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相和的。鲁迅诗文为：“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见《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我从家父遗稿中得见此诗，虽手头无郭沫若专集无法查证，但从“时”“丝”“旗”“诗”“衣”五个字可以看出两首诗的一唱一和。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他对旧体诗词的造诣之深，从与鲁迅先生的和诗中可见一斑。

说话向来算数

心里有了这么多对郭沫若诗文的喜爱，想不到有一天，真的能与他见面。

1957年3月27日下午，郭沫若陪同外宾———法国著名电影演员吉拉·菲利普访问北京大学，我正背着书包去图书馆。在南校门附近突然发现一群人悠然踱步，走近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郭沫若嘛！就是那个通常只能在书报杂志或者新闻纪录电影上才能见到的大诗人啊！在此之前，对于能够亲眼见到郭沫若———并且不是在某个大会的主席台上，而是在一群年轻人中间、近在咫尺———这样的事是很难想象的，怎能不让我又高兴又激动啊！

可能是因为紧张，我竟一时想不出说什么好了，随口问了一句：“郭老，现在怎么看不到您写诗了？”

郭沫若说：“因为我老了，写不出好诗了。听说有人给我编了一段顺口溜说‘郭老郭老，写诗不少。好的不多，坏的不少。’实际上情况也就是如此啊！”

我一时语塞，当然表示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接着郭沫若的话说：“您还可以再使‘静安寺的火山爆喷’嘛。”——我突然想起了郭沫若《女神》中的诗句，正好可以说明我的意思。

不料郭沫若却转移目标了：“那是我青年时代的作品，写诗是青年人的事啊！比如你就可以写诗嘛！如果你现在写一首诗，我就和你一首，如何？”我顿时兴奋起来，对郭沫若说：“郭老，您说话可得算数啊！”他随即不假思索地回答我：“郭沫若说话向来是算数的！”

这样一来倒是我心里犯起嘀咕了：因为我很清楚，让人和诗必须是旧体诗，新诗是没法和的。我虽然念过两三年私塾，小时候跟爷爷学过、背过一些古诗词，多少有点基础———也算家学渊源吧。可是自己却从来没有写过，今天说不定要出洋相了……

临湖轩里和诗

一边聊天一边走着，我们一群同学跟着郭沫若和外宾一起来到了学校的贵宾接待室——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参加学校举行的茶话会。因为当时郭沫若正和我说话，我就自然而然地在他身旁入座了。我抓紧时间把已经打好腹稿、自认为还合乎格律的一首七绝写在练习本上，送到郭沫若面前。诗曰：“昔日‘京师大学堂’，而今处处闪红光。万千学子齐云集，誓为国家充栋梁。”我随即请教郭沫若我写得行不行，“为”字是不是不和平仄。郭沫若亲切地告诉我，诗中的“为”字读去声，平仄没有问题。

由于郭沫若没有否定我的诗，又没有一点架子，我就“得寸进尺”了：“郭老，现在该您和我一首了！”郭沫若笑了笑说：“这一下你可把我难住了！”说着搔搔头，还给我剥了一个橘子让我先吃着，意思当然是让我等一等了。

几分钟以后，郭沫若就用我递给他的钢笔，在我的原作右边写下了他的和诗：“相期入室并升堂，莫负青春惜寸光。今日百花争怒放，香风不必待桥梁。”

只是短短的几分钟，我眼看着郭沫若写下每一个字，不禁惊叹起来———他在匆忙之中相处在不同的意思上巧妙地和原作中的“堂”“光”“梁”对应，一点不勉强，让人拍案叫绝———大诗人的大手笔，不服不行！

郭沫若写完和诗并应我所求签了名以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交卷了！”随手把练习本交还给我。这时，会场上有人喊了一声：“郭老写诗了！”主持茶话会的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教授闻声，邀请郭沫若朗诵他的新作。郭沫若站起来风趣地说：“北京大学的一位‘大诗人’将了我这个‘小诗人’一军。中国的旧体诗讲究韵律，可以唱和，可是和诗中有三句的最后一个字必须和原诗相同，所以很难写好。今天我献丑了！”接着，把他的和诗连同我的原作都朗读了一遍。

那天茶话会结束送走了外宾以后，郭沫若在上车回家以前特意告诉我：“我住在西四大院胡同5号，欢迎你有空到我家玩！我的电话是……”

虽然那以后直到郭沫若逝世，我始终无缘一登他的堂室，但是郭沫若的大师风范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却至今萦回脑际……

（作者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