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纽约联合国大厦上空迎风飘扬
作者 李振
责编 宋明晏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同到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话题自然就引到了中美关系上。
毛泽东告诉老朋友说：“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正如本次谈话中所透露的，毛泽东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是两条：一是坚决斗争，以斗争求缓和；二是以我为主，等待时机。
以1964年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当选总统为分界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美国政府意图通过“遏制孤立”政策，颠覆中共政权；后一阶段，美国政府转向“遏制接触”政策，企图一方面遏制中国“扩张”，另一方面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相应的，毛泽东的应对之道在前一阶段侧重坚决斗争，在后一阶段侧重等待时机。
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新中国的成立，遭到带有意识形态眼镜的美国的敌视。政治上不承认，军事上威胁，经济上禁运，美国试图通过“遏制孤立”政策，形成困死新中国的封锁包围圈。面对封锁包围，新中国没有屈服，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上下一心，坚决斗争，上演了一出成功突围的大戏。
对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还千方百计阻扰其它国家与中国建交的举动，毛泽东作出回击，实行“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明同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交往。中国的呼声，得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响应。在较短时间内，有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了外交承认，其中，包括美国极力拉拢的英国和印度。
新中国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意味着美国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的图谋，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随后，新中国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亚非会议等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朋友圈越来越大。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美国在阻扰新中国恢复席位问题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追击敌人
抗美援朝：一场立国之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美军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很快突破“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不断后退的朝鲜政府紧急请求中国出兵。毛泽东反复权衡，为此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最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毛泽东认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五次大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战场上的僵局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两年多在战场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
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止战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尊严，也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在经济封锁中撕开裂口
美国的“遏制孤立”政策，除了政治上不承认，进行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以促使新中国自内生乱。在有限的经贸空间内，除了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经济往来，新中国以义利相交，探索出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经贸活动的渠道。
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与锡兰（斯里兰卡，全称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旧称锡兰）签订以大米换橡胶的政府贸易协定，帮助锡兰度过了橡胶危机。中国和锡兰的经济贸易，开创了中国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其它亚洲国家也先后同新中国做起了生意。
1952年5月15日，日本三团体代表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到中国访问，并于同年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中国与日本的经贸来往始于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签订了4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利用外交场合，新中国还积极推动与西欧国家的经贸关系。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成为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在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对于美国主导的经济封锁，新中国就这样撕开了一道道裂口。
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再到只执政两年的肯尼迪政府，美国一直坚持僵硬的对华“遏制孤立”政策走到了尽头。此时，在越南战场，美国介入程度加深，直接派美军参战，为了避免与中国在越南重演“朝鲜战争”一幕，约翰逊政府感到有必要改变自1958年第2次台海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冻结的“隔空对抗”状态，对中国需要执行更灵活的政策。
尽管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共处，但仍将中国视为亚洲利益的威胁，由此，“遏制孤立”政策调整为“遏制接触”政策：在政治遏制的同时，在人员、信息和物资的交流方面放松限制。
中美关系的要害在于台湾问题
从1964年起，在时断时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对越南的政策成为美方着重提出的议题。然而，在有限次数的会谈中，“绝大部分的讨论只不过是双方重申人所共知的立场而已。”美方坚持它有义务援助南越以恢复和平，无意威胁中国，并谋求中国协助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中国则是指责美国侵略，斥责美国行为所造成的威胁，拒绝谈论干涉越南内政的问题，坚持美国应该撤出。
在会谈中，中方向美国明确传递“底线”信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扩大战争，中国将奉陪到底。甚至严厉警告：如果美国“将‘中华民国’引入越南从而将中国的内战与它的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那么等待着美国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在两国关系中，越南战争并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要害在于台湾问题。新中国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要求是：废约撤军，即废除1954年12月2日在华盛顿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走驻扎在台湾的全部军事力量。
面对中国的正义诉求，美国方面却一直把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同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国内问题相混淆，要求中国承认美国对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谋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改变台湾的现状，拒绝中国提出“废约、撤军”要求。此外，美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援和经援，其实质是美国政府试图造成“两个中国”的台海局势。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举动，以及越南战争的日益升级，自然引起中国将美国定位为比“苏修”威胁还大的“第一位的敌人”。
原子弹爆炸后升起的蘑菇状烟云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使中国有底气在谈判桌上更加强硬，以我为主，毫不让步。在越南战场上，中国给予了北越尽可能多的援助，甚至做好了出兵准备。当然，在1958年后，中国对美政策日趋强硬，不仅是对美国反华政策的反应，与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激进转向，也有很大关系。
整个60年代，中国的对美政策都没有表现出多少弹性，美国企图集中讨论其它问题的做法，一概为北京所拒绝。毛泽东的坚定立场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可调和的分歧获得解决以前，其它问题都不可能出现有意义的对话。新中国并不急于与美国接近，也不急于获得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反华舞台”的联合国代表席位。
显然，在约翰逊政府于台湾问题没有迈出更大步伐的情况下，中美接近的时机，还需要等待。
图片来源：新华社、人民网、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