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底，宣传队向群众宣传“除四害”。

　　▲1956年1月26日，《北京日报》1版

　　 1958年2月11日，《北京日报》5版

　　 1957年，“除四害”运动在市民中广泛展开。西单南长街居民周永泉向街道干部们介绍用脸盆捕鼠的经验。高宏/摄

　　▲1958年1月11日，《北京日报》2版

　　 1957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2版

　　▲1957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2版

　　▲1958年初，海淀区捕雀能手唐庆禄热心地向前来求教的人传授捕雀经验。

　　▼1958年1月5日，《北京日报》3版

　　▲1958年1月21日，《北京日报》3版

　　▲1957年冬，海淀区蓝靛厂中心小学的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在地里挖鼠洞捕鼠。

　　 1956年4月29日，《北京日报》2版

　　▲1958年春天，捕雀大军战斗在昆明湖畔。

　　 1958年4月16日，《北京日报》1版

　　▲1961年8月24日，《北京日报》2版

　　“除四害”写进农业发展纲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全国掀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根据本报1956年1月26日1版的报道，《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正式提出“除四害”这项重要任务。纲要中要求，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当时为什么要提出“除四害”？

　　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曾谈到，大家都知道在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经由老鼠、苍蝇和蚊子传染的。解放前人民谋生都很困难，当然没有力量去除四害，因之，死于鼠疫的在1939年到1948年就有2.3万多人，疟疾患者估计每年就有5000万人以上。而消灭麻雀则是为了保护庄稼。老鼠盗食粮食的情况就更严重，并且老鼠还会损害农作物，损坏建筑，破坏堤防，咬坏杂物。为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才会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十七条中提出“除四害”这一任务。（1958年2月11日《北京日报》5版，《除四害 讲卫生 造福人民 造福子孙》）

　　趋势全面整治环境

　　很快，北京就掀起了“除四害”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3月1日到9日，全市人民捕鼠14.5万多只。各区居民都设置了捕鼠工具，积极投入捕鼠运动。一些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工商业户也开始行动起来。后来几乎达到全民参与的程度。（1956年3月12日《北京日报》2版，《全市在本月头九天里共捕鼠十四万五千多只》）

　　1957年12月，开展冬季“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全市十个区就已经消灭老鼠和麻雀70万多只，其中老鼠33万多只、麻雀37万多只。（1958年1月11日《北京日报》2版，《七十万只鼠雀丧生》）

　　除了单纯的“除四害”，很多地方还借此机会开展了全面的环境整治。据本报1957年12月13日2版的报道，当年，海淀、昌平等地展开了全区性的清洁扫除活动。海淀区清河镇的居民，过去把垃圾倒在住房墙旁，不但肮脏，也招苍蝇。清河农业生产合作社用18辆大车，从这里运走垃圾250车。昌平苏家坨乡的农民结合清洁扫除，填垫牲畜棚圈，清扫街道和住屋，掏净厕所粪便和污泥。在乡党委书记的带头下，全乡掏出粪肥22.3万多斤，掏挖了186个厕所，挖出蝇蛹和蛆共49斤多，加上清扫出来的尘土，共积肥2730多万斤，不但大力支援了积肥运动，而且使全乡的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当地农民亲眼看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除四害”的信心更大，全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卫生制度，保持卫生工作经常化。（1957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2版，《市民奋起除四害讲卫生》）

　　民间频出捕鼠捕雀高手

　　高手在民间。在“除四害”运动中，涌现出很多捕鼠、捕雀高手。例如，海淀区火器营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捕雀能手唐庆禄在1957年冬季“除四害”的运动中，用网和酥油胶捕捉到麻雀9700多只。

　　当时还有个捕鼠模范，名叫刘振凯，一直坚持和老鼠战斗，先后有1000多只老鼠在他的手中丧了命。

　　刘振凯是面粉厂的搬运工人，常常看见一袋袋的面粉被老鼠咬破了洞，雪白的面粉撒了一地，他实在感到心疼，于是想尽办法捉老鼠。

　　起初，他常用吃剩的馒头、麦粒或小米作为食饵，想引老鼠上钩。但是，老鼠就是不上当。后来他换上了苹果核。老鼠很快地跳进闸门口，这一下就捉到两只老鼠。原来面粉厂里的老鼠偷吃惯了面粉，如果用面食类做的东西当食饵，老鼠根本不稀罕。

　　为了捉到老鼠，刘振凯还自己研究制造捕鼠工具。他有一种工具叫做竹夹子，这是一种不用食物的捕鼠工具，用它专门捕大老鼠。使用这种工具不受鼠洞位置的限制。比如洞口在墙上的，可以钉个钉子，把竹夹子挂到墙上；洞口在平地上的，也可以把竹夹子平放在地上，只要老鼠出了洞口就能被夹住。（1958年1月9日《北京日报》2版，《刘振凯灭鼠千只》）

　　当时，本报还多次图文并茂地刊登了各种捕鼠捕雀的方法，以方便市民学习、使用。

　　鼠尾巴上的形式主义

　　在这场如火如荼的“除四害”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本报1958年1月21日3版刊登的读者来信中，北京林学院的张中就反映：“有一天我到东郊去，路上碰见几个小学生在场里捉老鼠。一个小学生发现一只老鼠，大家一齐围剿，但是，当他们发现这是只秃老鼠没有尾巴的时候，就把它放跑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小学生回答：‘老师叫我们打了老鼠交尾巴。没有尾巴要它干什么。’我说：‘没有尾巴，也是一害呀’。他们点头笑了。由此可见，这位‘尾巴主义’的老师，还没有把‘除四害’的道理，跟学生们讲明白。”（1958年1月21日《北京日报》3版，《老师是“尾巴主义” 学生放走秃老鼠》）

　　其实，早在1956年，本报就曾刊登《为死老鼠奔忙》一稿，记录了一些居民为了统计捕鼠数据而被反复折腾的情况。文中提到，西单“除四害”办公室每天要街道办事处填写这样一张捕鼠数字日报表，表上的项目多达8个：机关，工厂和工地，学校，工商户，托儿所和幼儿园，国营公司和合作社，红十字会会员，一般居民等。每天捕老鼠的数字，都得分门别类地填写个一清二楚。居民积极分子每天都得为统计一般居民和红十字会会员以及妇女积极分子的捕鼠数字而奔忙着。一只老鼠是被红十字会会员或一般居民打死的，还是被妇女积极分子或其他的人打死的，追求诸如此类的一些数字，对于捕鼠工作并没有实际意义。

　　麻雀得到“平反”

　　随着社会生活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四害”名单也在更迭。麻雀退出“四害”名单的过程，更是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界平衡关系的逐步认知。

　　“除四害”运动中，北京开展过多次全市范围内的突击围剿麻雀战役。

　　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北京集中围剿麻雀，专门成立了首都突击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并发布了全面围剿麻雀的战斗计划。作战方法包括施放毒饵、火枪伏击、夜间掏堵等。（1958年4月16日《北京日报》1版，《全市围歼麻雀大战就要开始》）

　　当时把麻雀定义为“害鸟”，主要是因为麻雀“与人争粮”。但一些科学家认为，麻雀的利害要长远看。

　　本报曾发表文章《关于鸟兽的益害问题》。文中提出，一种鸟兽对于人类是有益还是有害，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并引用罗泽洵、郑作新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鸟兽益害问题的商榷》一文中的论述，“就麻雀而言，对农作物为害虽大，但它在繁殖期中主要吃虫，冬寒季节还兼吃杂草种子，因而还有一定的益处。”

　　科学家们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60年4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地对麻雀问题作了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1960年4月7日《北京日报》2版，《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

　　大会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此前修正草案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1960年4月11日《北京日报》2版，《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蟑螂”被并列为四害之一；之后，臭虫的危害逐渐减少，在“四害”中，臭虫彻底被蟑螂取代。

　　直至今日，“除四害”仍是北京市的重要卫生活动，市爱卫会每年都会定期组织集中灭蟑、灭鼠。

　　本版文字：侯莎莎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