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作者侯德云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吸纳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历史随笔集。作者以他擅长的聊天语式，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多种角度，全方位勾勒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历史风云变幻，剖析晚清国运堕入危局的深层历史原因，同时也揭开了众多历史人物的旧脸谱，描绘出他们的真面目，并对暗藏于历史深处的"荒诞性"，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导言：大清帝国的天鼓
文/侯德云
1898年9月，清廷发动戊戌政变当日，慈禧太后从幕后走向前台，重新训政。以此为开端，大清帝国的领导核心，不再是光绪帝，而是慈禧太后。
这一次，慈禧太后的“亲政”仪式，一点喜庆色彩都没有，场面充满暴戾之气，说来有失“天朝”脸面。她召集少数朝中重臣和光绪帝训话，让他们都跪在她脚下，然后对光绪厉声训斥，道是：“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之后又说：“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
在慈禧的严辞责问之下，光绪颤颤兢兢为自己辩解了几句，说：“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慈禧大怒：“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光绪闻言，魂飞魄散，“竟不知所对”。
慈禧这个老太太，在那一瞬间，肯定是让光绪，更是让康有为给气糊涂了。你听听她的话，里里外外都是一副反对变法的腔调。主流史学界曾经异口同声把她归结在“守旧派”阵营，大概是以此为主要依据的吧？实际上，考证戊戌变法史实，哪里能找到一点慈禧反对变法的依据？即便在政变之后，也只是中止了“大跃进”式的变法进程，变法的脚步，并没有完全中止。
谁都一样，难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换句话说，都有感性疯狂的时候。
慈禧随后把光绪软禁起来，不准他乱说乱动，但她心中的怒气，并没有发泄干净。很多人都知道，慈禧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看京剧。史料记载，政变后延续很长时间，慈禧经常点一出叫《天雷报》的京剧。这出戏的主要内容是，一对贫苦夫妻收养一个弃婴，小男孩长大成人后考中状元，老夫妻前去探望，混蛋儿子竟不相认，悲愤之下，老夫妻撞死在养子面前。上天难容这个逆子，让雷公把他劈死。慈禧亲自对这出戏加以改动:一是把状元扮成丑角；二是添加情节，让状元的嘴脸更可恶；三是增添五个雷公、五个闪电以及风伯雨师等，音乐效果也随之加强。不难揣测，慈禧是把戏中的混蛋儿子，当成光绪的替身，让雷电反复劈他。
我个人的看法，慈禧的情绪化，一直到庚子年间义和团作乱时，还在不断发作，否则局面也不至于那般混乱。由此可知，执政者的最大敌人是自己，是自己的感性颠覆自己的理性。灭秦者秦也，说的也是这般道理。
笔者沉溺晚清史籍多年，从中收获很多新鲜的事实和从未有过的思考，同时也点爆了一次又一次感叹。
学者羽戈有话：“切记，近代史花果飘零，满目疮痍，读来易动肝火、伤心肠，所以读史当如治史，平常心至关重要”。这无疑是知冷知热的行家之言，可惜笔者修养太浅，至今也无法做到以平常心对待。相反，在读到某个操蛋的历史节点时，耳边常常出现幻听，心头也每每陡然一震，似乎“天鼓”在耳边、在心头不断轰鸣。
在我熟悉的语言环境里，“天鼓”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词汇。这个词汇，蕴藏着一种难以逆转的不祥之兆，它可以跟个体命运相关，也可以跟家庭命运、村庄命运或更大范围的集体命运，紧密相关。
古人对“天鼓”的解释是，“天神所击之鼓”（此外还有两种解释，与本文无关，不提），说是“天鼓震则有雷声”。葛洪《抱朴子》：“雷曰天鼓，雷神曰雷公。”李白《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说白了，天鼓，跟京剧《天雷报》里的“天雷”，是一回事。
慈禧老佛爷常看《天雷报》，她想过没有，有一天，天雷也会毫不留情地报应到大清帝国头上？
我以为，对大清帝国而言，“雷公砰訇震天鼓”的不祥之兆，就出现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之后，庚子年义和团作乱等情事，已是天雷引燃地火，帝国之屋的坍塌不可逆转，即便诸葛再生，也无可奈何。
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提起那场战争时说：“中日战争是中国末日的开端。”在他看来，战争之后，“中国的气泡被戳破了”，“里边充满的都是空气”。
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止田贝一个。抛开旁观者，当局者中，也有不少人清醒看到战争的危害有多大。李鸿章无疑是清醒者中的一个。此外还有张之洞，所见也很深刻，他在一份奏折里把甲午战争的危害形容为“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之后还说，日本“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且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事事曲从则无以立国，稍一枝梧（支吾）则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足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
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了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国外交界的诡异现象：“各国使臣来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往往咆哮恣肆，非复前比矣。”这等于说，外国人根本不把大清国的外交官当人看。还有一位官员说他在总理衙门遇见洋人来访，“态度极为凌厉”，把他老人家气得“血管几欲沸裂”。从这两个事例中不难看出，大清帝国的“精气神”，在甲午战后衰败到何种程度。
与此相呼应的另一种说辞，是日本政客伊东巳代在1923年的感叹：“呜呼，今日日本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这一声感叹，至今还铭刻在马关“日清讲和纪念馆”门外的石碑上。
甲午战争，大清帝国在物质层面损失巨大，两亿三千万两银子，此外还有割让台湾、开放通商口岸等等情状。中国这位衰老的巨人，在一个“蕞尔小国”面前，算得上是丢尽了脸面。在这些损失之外，还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损失，可能永远无法用数字来表达。那便是精神上的凌迟之痛，从此在整个东亚地区，再无话语权。用日本人的思维来说，便是“利益线”丧失殆尽。如今痛定思痛，那痛依旧铭心。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专著《晚清七十年》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冤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1898年的瓜分危机。”我对此论，完全赞同。
也许有人会纳闷，说甲午战争是大清帝国的天鼓，似乎还好理解，怎么把戊戌变法也包括在内？
我的解释是，戊戌变法，完全暴露了天朝的非理性治国思维。这非理性，预告了帝国命运的大劫。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回顾戊戌变法时，用了这样的字眼:“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在我看来，天鼓的这一次爆响，绝不亚于甲午战争的雷震。《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评价戊戌变法：“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你说，如此暴戾的变法，是不是感性对理性的颠覆？而感性对理性的颠覆，是不是天朝的不祥之兆？
中国改革史研究者雪珥，把戊戌变法称作是“衰老帝国的激情一跳”。确实是“激情一跳”，可这同时也是闭着眼睛的一跳，呼嗵一声，掉到沟里，不光灰头土脸遭人耻笑，还摔折了老胳膊老腿，从此步履更加蹒跚。
羽戈在《从戊戌到辛亥：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文中，用充分的事实论证和逻辑论证，宣示这样一个论断:“戊戌变法被视为改革，细究其内容，却更接近于一场革命——这正构成了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辛亥革命名曰革命，论其实质，却充满了改革的味道。”对这一论断，我是信服的。那个“广东小人”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后期，竟然生出“围园（颐和园）杀后（慈禧太后）”之心，走的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之路，不是“革命”又是什么？而辛亥革命，流血不多，清帝退位，是谈判谈下去的，而不是用武力打下去的，改革的元素非常明显。
这一论断让我想到，晚清改革，物质层面的进步有目共睹，但一进入文化层面，比如戊戌变法，比如清末新政，就一定翻车。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有什么先天性缺欠？想到这里，脑门上陡然一层冷汗。
历史的荒诞让我恐惧。这恐惧随着阅读的深入，越来越强烈。这也导致我的阅读和思考，欲罢不能。
我把这本书按内容划分为三卷，“事件”、“人物”和“思絮”。“事件”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重要事件，“人物”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活跃人物。事件里边有人物，人物活动又是事件的主要成分，两者可以混为一体，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有的篇章以事件为主线，有的则以人物为主线，按不同视角对史料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裁剪。当然，这里边毫无疑问会夹杂作者的个人观点和情感。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永远做不到历史学家那样的冷静。退一步思量，我只是以随笔方式把晚清史作为叙事对象，非虚构写作而已，又何必冷静。最后一卷“思絮”，是我阅读部分晚清史籍的感悟类文字。这感悟，绝大部分也是围绕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而生发出来，只有《回顾与慎思：关于安重根和伊藤博文》和《“以满人为本”与晚清国运》两篇，距离这两大历史事件较远，但其中的逻辑联系，显而易见。
我的这次写作之旅，是被一个又一个“兴奋点”驱动而成的。潜水式的阅读之后，便是对这两大重要事件和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梳理和认知。梳理和认知的结果，如羽戈所说，并没有找到什么真理，“而是从此不会受骗了”。
我真诚期待读者也有同样的感受。无论怎样的年代，不受骗都是一件挺好的事，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