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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东:一门九烈 群英齐荣
日期:2020-01-17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记者 卢昱 通讯员 潘伟

在刘旭东的教育和影响下,刘氏家族有21人加入了抗日斗争行列,成为当时清河地区有名的革命家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刘氏家族一共有九人献出了生命。图为刘旭东画像。

本报记者采访青州党史研究专家刘传功(左)。

12月12日,冬日的青州高柳镇政府驻地一派热闹。前来赶集的乡亲们在叫卖声与砍价声中,采购生活用品。

当下的宁静祥和,离不开先烈们的奋斗和牺牲。从镇政府往北三里地,是段村烈士祠。这是一座典型的古式四合院,坐北面南,门前匾额上书“浩然正气”四字,门联为“千古壮烈”“万载光荣”,庄严古朴。

据悉,该祠原址为建于唐代的铁塔寺,后被日寇毁坏。1945年秋,为缅怀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地区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由当时的益寿县人民政府筹资修建成烈士祠。

在烈士祠西侧的展室内,陈列着刘旭东烈士使用过的煤油灯、毛笔、砚台等。睹物思人,参观者的思绪也被牵回那段荡气回肠的抗战岁月……

为抗日,光荣入党,投身革命

“刘旭东,原名刘晓亭,为了革命曾化名孙诺夫。1899年,他出生在益都县南段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刘裕祥,精通针灸,当年在青州古大道西侧开有‘聚祥堂’药铺,乐善好施。刘旭东自幼好学,聪慧伶俐。六岁读私塾,之后考到益都师范讲习所,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带领同学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青州党史研究专家刘传功介绍道。

1916年,刘旭东在益都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一边在朱良高级小学任教,一边跟父亲习医。此时,他为使那些家中贫困的孩子上学而绞尽脑汁。与鲁迅先生相反,他在教书7年后弃文从医。他想用医术解脱贫苦大众的痛苦。“他行医时,只要听说贫苦农民谁家有病人,便立即登门施医,从不计较报酬。”今年44岁的刘旭东重孙刘新刚介绍。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1938年1月,日军侵占益都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刘旭东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心急如焚。他早就听说离他家南段村不远的朱鹿村有共产党员活动,也从报纸和有关的传言中得知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组织,便多次借行医之名前往东朱鹿村,寻找党组织。

东朱鹿村有千余年历史,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中共益北特支”,这是党在青州地区成立最早的农村党支部。1938年,中共益都县委在这里成立,当时全村200多户村民脱产抗日的多达144人。由此,东朱鹿村成了益北地区抗战的堡垒村和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在当时有“小苏维埃”之称。

1938年冬的一天深夜,潜居于东朱鹿村的共产党员胡维鲁因得急性肠胃炎,求刘旭东医治。刘旭东药到病除,从此,两个人志同道合,结为好友。在胡维鲁的引导下,刘旭东在段村一带组织起了抗日救亡团,带领村民与官府和豪绅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刘旭东的介绍下,赵家营村21岁的后生赵治安也加入到“益都农民抗日救亡团”,跟随共产党在益北地区坚持抗日救亡运动,并在“益都农民抗日救亡团”中担任负责人。他带领救亡团成员积极行动,成立宣传队,走村串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出板报,画漫画,宣传抗日,谴责日伪政权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群众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当时,刘旭东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受到四边县委(即益都、临淄、寿光、广饶四县边区,我党当时在此活动,并建立四边县抗日根据地)的表彰。1938年经四边县委组织部长胡维鲁同志介绍,刘旭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传功说。

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抗日经费和购置枪支弹药费用,刘旭东不惜卖掉自家药铺。同时,他积极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建立段村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段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兄弟刘观亭、刘芝亭,儿子刘汉鼐、儿媳王秀英,侄子刘汉玉、刘汉鼎、刘汉儒,侄女刘兰英以及段村的一大批村民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了益北抗日力量中的一批生力军。

当时,我党在益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组建地方抗日武装。根据地中心区域在益都县第七区,刘旭东是这个区第一任区委书记,创建了益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为巩固新政权,刘旭东遵照上级关于“积极吸收工农成分和革命学生入党”的指示,把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当作新斗争形势需要的大事,带领区委同志不管盛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走乡串户,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

在刘旭东的努力下,不到一年时间,七区村村有了党员,几乎村村建立了党支部。他还十分关心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动员党员干部、青壮年参加抗日游击队,仅段村一个村就有30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十支队三大队。

1939年,斗争形势日趋紧张,日寇不断“扫荡”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抗日武装。盘踞在益北的国民党保安十五旅二团徐振中部勾结日寇,益北地区形势更加恶化。我党为了保存力量,采取应变措施,主力部队和党政干部向小清河北转移,留下刘旭东等同志隐蔽活动,坚持领导抗日斗争。敌人派兵抓夫建岗楼、挖封锁沟,一遍又一遍地对根据地“清剿”,制造白色恐怖。

刘旭东和留守的同志一起,紧紧依靠群众,白天在“青纱帐”里与敌人周旋,晚上进村活动。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同志们吃饭、喝水都很困难,只好饿了吃把生高粱、嚼块苇根,渴了喝口河水,坚持组织群众埋地雷、挖陷阱,昼伏夜出,不断打击日寇和汉奸,迫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斗汉奸,舍生取义,英勇牺牲

1940年10月9日,八路军清河军区主力部队与徐振中部遭遇,敌人伤亡殆尽。

徐振中为报战败之仇,趁我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等同志到东朱鹿村检查工作的机会,勾结日伪军,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

1941年1月4日上午,为坚守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益寿县委在寿五区八户村开会,得到敌人要来“扫荡”寿五区洋河一带根据地的情报,当时正在益寿县视察工作的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由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和宣传部长张鲁泉陪同,由县委秘书陈诚一同志带领,傍晚顺着洋河两岸,秘密潜入了东朱鹿村隐蔽起来。

当晚,除县委的八九个同志潜入该村外,还有区县各救会、六大队和区中队的部分同志,前几天搬来的秘密兵工厂的20多个人也住在该村。村党支部书记陈庆祥同志亲自在自卫团基干班值班。1月5日拂晓,徐振中亲率汉奸队,带着朱良据点日寇熊谷曹长、汉奸杨荆山(外号杨勾鼻子)等300多人扑进了村里。当基干班的同志发现敌人时,村子已被包围,他们马上分头通知各部迅速进入地窖。兵工厂的20多名同志住在村民王长荣家里。王长荣先把同志们送入新的地窖和村民王怀五家的地窖,自己一家人下了旧地窖。

由于内奸告密,敌人首先就到王长荣家去抓兵工厂的同志。敌人堵住了他家旧地窖的入口,威胁他全家人,若不出来就往地窖里扔手榴弹,他们只得从地窖里出来。敌人对他们全家进行了毒打质问,威逼他们说出兵工厂同志的藏身处,他们一口咬定:“他们前晚就出村转移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敌人又抓来陈景堂烈士的父亲陈福开以及群众尹殿昌、尹殿富进行严刑拷打,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用二齿钩子,将陈福开活活打死,并把王长荣的房子烧掉。敌人疯狂地挖刨打砸,翻箱倒柜,但什么也没搜到。就这样,群众用鲜血掩护了兵工厂的20多名同志。

当时,李寿岭、刘旭东、张鲁泉等藏在陈成春家的地窝内。由于叛徒陈劝三出卖,敌人逼着陈成春下地窝抓人,陈成春宁死不屈,被活活烧死。汉奸杨勾鼻子又命其警卫下地窝,被刘旭东开枪打死。

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洞口点上柴草和辣椒,用扇车往地窝内煽风。在这紧急关头,刘旭东、李连臣为了掩护同志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上来,一出洞就被敌人捆绑毒打,威逼追问洞里的情况。他俩坚定地说:“洞里没有别人了。”

狡猾的日寇熊谷曹长不相信,命令继续向洞里吹烟。在地窝内,张鲁泉同志用身体堵住进火口,保护其他同志,腰部左侧被烧烂,因伤势过重,医疗条件极差抢救无效而牺牲,临终手里还紧紧握着打光了子弹的手枪。李寿岭和他的通讯员罗小明,团书记陈岚明,县青年干部卞克己,群众陈文通、陈凤仁等六位同志被呛晕在洞里。后来卞克己、陈凤仁被抢救过来,其他同志壮烈牺牲。

中午,日本鬼子和汉奸把抓捕的抗日革命同志和群众,全部押到该村的十字路口。刘旭东被打得鲜血淋漓,昂首挺胸走在被押队伍前面。

汉奸徐振中曾是刘旭东的学生。他向日寇熊谷曹长耳语了几句后,走到刘旭东面前,假惺惺地叫了声老师。当即,刘旭东怒目而斥:“安儿(徐振中的乳名),你这个狗汉奸,民族的败类,谁是你的老师?我早晚要看到你们这些畜生的灭亡!”徐振中立即露出了凶残的嘴脸,命令汉奸将刘旭东绑在路边的老槐树上,残忍地挖掉了他的双眼。

刘旭东满脸是血,鲜血从棉袄内流到地下,惨不忍睹。对面不少群众眼里噙着泪花,低下了头。但刘旭东始终骂声不绝,敌人又割去了他的舌头,然后将其活活砍死。

鲜血染红了刘旭东遗体周围的积雪。革命群众纷纷向前冲,被一群汉奸用刺刀顶了回来。敌人撤走了,刑场上留下了12具遇难者的尸体。乡亲们站在刘旭东等烈士遗体前肃立默哀,妇女、儿童围坐在烈士遗体旁,哭成一团。

而叛徒的下场,也罪有应得。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徐振中率部由寿光护送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前往济南。此后,被何思源和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以“将才”相许,备加赏识,晋衔少将。1948年9月24日,解放济南时被俘。1949年8月2日,益寿县人民政府遵奉渤海行政公署“法院第102号”指令,在益都县阳河村阁老坟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将恶贯满盈的徐振中枪决正法。

承遗志,顶住万难,各自献身

刘旭东为党奋不顾身地工作,全家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有21人加入了抗日斗争行列,成为当时清河地区有名的革命家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刘氏家族有九位亲人献出了生命。

刘旭东的独生子刘汉鼐,193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的派遣,穿越敌占区,到鲁南抗日大学学习,不幸病逝于途中,由部队定为烈士。儿媳王秀英,擦干眼泪,为完成丈夫未竟事业,只身带着幼小的孩子为党积极工作。194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王秀英被徐振中的特务逮住,被乱刀戮杀于村北门外。

“我爷爷是曾祖父的独子,他牺牲时23岁,我奶奶和他同一年牺牲,时年24岁。那时候我父亲刘保同才3岁,由我的姑奶奶刘花荣抚养长大。”据刘新刚介绍,刘花荣对侄儿视若己出,刘旭东牺牲时她不过20岁,后来带着未成年的小侄儿出嫁,直至将其抚养成人,其情其景,令乡邻泪目。然而天道无常,在刘新刚14岁时,父亲刘保同突然因病去世,留下他与四个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

刘旭东四弟刘观亭,1937年8月离开家乡,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任清河军区直属团一营营长。1942年10月10日,日、伪、顽集中7000余人,兵分四路,采用“铁壁合围”战术,从四面八方袭来,妄图一举消灭我军主力于小清河北。清河军区司令部决定分散突围,直属团一营接到命令后,刘观亭果断发出了突围的命令,他冲锋在前,在硝烟弥漫的盐碱地上与敌人浴血奋战。一营指战员一次次地向敌人发起冲锋,一颗颗子弹射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不料遇到敌人的阻截,又被包围了。

子弹打光了,天已傍晚,刘观亭带领战友向芦苇荡转移,想凭借芦苇作掩护,晚上组织突围。敌人不断地缩小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刘观亭观察了敌情,转移是不行了,他振臂高呼:“誓死救国,不当俘虏,同志们,冲出去!”一营指战员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猛虎般地冲入了敌群,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敌人火力难以施展步步退缩。正当他和战友们再次突出重重包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刘旭东的侄子刘汉玉,中共党员,原本在区里干区队长,1939年6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山纵三支队。不久被组织调至垦利县支援新区,任县大队指导员兼中心区区委书记。

1942年5月,刘汉玉带着运粮队向小清河北根据地转移,被日伪军巡逻队发现包围。为了掩护粮食安全过河,他命令两个警卫员随队转移,独自一人留在南岸,藏在红柳墩中,阻击逼近的鬼子巡逻队。不幸右腿被子弹击中,腰部也受了重伤。他咬着牙坚持战斗,用尽力气扔出两颗手榴弹,阻止敌人靠近河岸,又遭到敌人火力的猛烈回击。运粮队安全过了小清河,他的胸前却被敌人的机枪射成了马蜂窝,褂子被鲜血染红。刘汉玉壮烈牺牲了,身体渐渐变僵,却依然蹲在红柳墩里。他左手紧紧拽着一把柳条,支撑着身子,没有倒下去;右手垂在身边,小指上挂着两条手榴弹弹弦……

不畏难,死而不屈,群英齐荣

刘旭东的侄女刘兰英,1939年2月到区上参加了妇救会工作。由于她刻苦学习,做事勤快,工作热心,很受群众欢迎。1941年春天,为了培养这棵好苗子,她被送到清河区干校学习深造。半年学习结束后,党组织派刘兰英到垦利县作妇救会工作。第二天头遍鸡叫她就起床,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便约同路的同志动身,天黑时到达小清河以北的八大组(今垦利县永安镇一带)。

吃过晚饭之后,同志们还没有睡下,刘兰英凭几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以敏锐的目光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她感到“气候”不对,便立即告诉同志们情况危险,迅速转移。同志们在刘兰英的催促下一个个走了。她为了以防不测,抓紧时间在炕角焚毁文件,不幸被捕。

汉奸把刘兰英捆起来,揪着她的头发恶狠狠地问道:“那些女八路哪里去了?”刘兰英毫不畏惧地说:“不知道!”凶狠的汉奸用皮鞭子抽打她,刘兰英坚定地说:“打死我也不知道!”汉奸无奈,便惨无人道地剥光她的衣服,用绳子拴起两条腿,在荆条地里来回拖。刘兰英至死没吭一声。革命成功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为表彰刘兰英的功绩,授予她“模范共产党员”“英雄烈士”称号。

刘旭东的三弟刘芝亭,1939年7月到清河区直属团当兵,后任司务长。1940年1月在寿光县牛头镇反击日寇“蚕食”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旭东的侄子刘汉鼎,1939年6月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作战机智果敢,胆大艺高,被调胶济大队任中队长。1943年春,他打入敌占区,先在普通村以长工为掩护,不久即到普通车站当了装卸工。他善于和工人交往,努力进行抗日宣传。周围的人都说:“老刘为人忠厚,关心穷苦兄弟,是咱们的好朋友。”同时,他还是工委的政治交通员,负责传送青州、张店、周村敌人军事活动的情报;每一二个月直接到区党委一次,传送报告,取文件、为地下同志领取活动经费等等。他利用跑交通的机会贩卖土布、棉花等物品,一来掩护身份,二来可以赚点钱,减少公家开支。

刘汉鼎在普通车站期间,把许多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还发展了两名党员。他大公无私,对待同志胜过亲人。抗战胜利后,他担任胶济大队淄河武工队指导员,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混进武工队的特务分子杀害。

刘旭东另一位侄子刘汉儒,1939年3月在地方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春调清河区通讯科任科员。1943年春天,在东水曲村参加新六区区委会,晚上被日寇和徐振中的部队包围。他把子弹打尽之后,又转入地道坚持战斗,不幸被伪军抓捕,翌日清晨被敌人活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时的益寿县人民政府以“益寿县全体人民”名义,赠给抗日英雄刘旭东的后人一面锦旗,上书“群英齐荣”四个大字。据刘新刚介绍,这面锦旗一直被父辈砌在房屋土墙内,他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其存在,后来在一次房屋修缮时偶然发现,捐给了青州市博物馆。

200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新刚说,现在他每当看到这面锦旗,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透过这面锦旗,他仿佛就看到刘氏家族在追寻共产主义征程中那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