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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择吏之道
日期:2020-03-04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王开林

——“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在河决鱼烂的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反复强调“血性为主,廉明为用”。曾国藩多次表态,他最欣赏的将领必具备两点素质:一是“有血性而不忘本”,二是“有诚意而不扰民”。

咸丰十年五月中旬,曾国藩回复彭玉麟,畅论血性与官气:“连日与希庵畅谈楚军水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八、九两年余过湖口时,彼此皆不免有官气。此次余与厚庵及阁下皆当力戒,以挽颓风。”湘军将领中有数个“庵”,个个著名,迪庵是李续宾,希庵是李续宜,厚庵是杨岳斌,克庵是刘典,馀庵是陈大富,退庵是吴士迈,前五人皆具足血性,不怕死,不贪财,惟吴士迈较为逊色。咸丰十年闰三月,胡林翼写信告诉阎敬铭:“退庵在岳州见,十日不发一言,弟运神力慧眼,决其必不可用。”同治年间,吴士迈追随左宗棠,效力于西北,造化不大,果然被胡公料见。具血性者必刚直纯朴勇毅真诚,具官气者必装腔作势端架摆谱,曾国藩希望湘军将士具足血性而警惕官气。他回复胡林翼,称赞湘军将领叶介唐“有血性而无官气,是有用之才”。他回复左宗棠,称赞属员姚体备“正派而有血性”。二者都决非泛泛之评语。

血性不可无,官气则不可有。曾国藩要去湘军水师检阅将士,派人提前通知水师统领杨岳斌:“国藩赴水营,请阁下诰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方今东南糜烂,时局多艰,吾辈当摒去虚文,力求实际。”咸丰十年六月中旬,曾国藩回复李元度,信中再论官气之败坏营风,直接举绿营兵为例:“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意荡然。湘勇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曾国藩对官气保持警惕,多加防范,经常让将领提醒手下办差人员:“不可沾染官气,宜常守朴实规模。”这方面,他的顾虑很多,屡屡形诸笔墨。“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他以此法则衡人,不易走眼。后来,他将这十四字定为择吏之道,“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也相当稳妥。

与官气相对应的是什么?是乡气。对官气和乡气如何区处?曾国藩也有很好的解释和指点:“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乡气不佳,官气更差,曾国藩“姑用乡气之人”,说明他对官气之人的好感度甚低。

曾国藩的好友胡林翼也讨厌官气,他说:“吏治之坏,由于官气太重,不复知有民情。”官气还会与客气打成一片。咸丰十年七月下旬,曾国藩回复李瀚章,叮咛再三:“阁下今既补赣南实缺,尤可不必过涉客气,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除此二戒外,概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李瀚章在江西办理厘金,颇有实绩,曾国藩欣赏他的执行力,但李瀚章性情柔和,难免处处客气。曾国藩要他多讲正话、实话和直话,便是指点他在务实的道路上还可以迈出更大的步子。日后,李瀚章成为封疆大臣,主人翁意识肯定更足了,但他从未像李鸿章那样顶撞过曾老师,直话总是拐着弯说。他知道,直性子在曾老师面前不会吃瘪,但在别人面前会吃瘪,这仍是官气在暗中起阻碍作用,官气的头号“体表特征”就是世故。

(作者为湖南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