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庐篇：吴昌硕作为近代以来有着巨大影响的诗书画印“四绝”的大师级人物，篆刻创作无疑是他的“头牌”。对于其篆刻作品的关注与收藏，时常成为热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吴昌硕篆刻作品，乃是吴为不同地域、阶层的人所刻，精彩纷呈，增加了艺术含金量。

“马衡”（图1）、“马衡印信”（图2）和“叔平”（图3）三印是吴昌硕为马衡所刻。马衡曾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昌硕是第一任西泠印社社长，马衡是第二任。马衡评价吴昌硕篆刻：“其刻印亦取偏师，正如其字。且刻成之后，椎凿边缘，以残破为古拙”。1905年，马衡请吴昌硕为他书写斋名“凡将斋”，马衡对此十分珍惜，请工匠将其制成斋堂匾。

“成多禄印”（图4）、“多禄长寿”（图5）和“澹堪居士”（图6）是吴昌硕为成多禄所刻。成多禄以诗歌、书法闻名于世，同宋小濂、徐鼐霖共同被誉为“吉林三杰”。

“张公之束”（图7）是吴昌硕为同乡张鸣珂所刻。张鸣珂曾经记下与吴昌硕交往的感受：“性孤冷，工诗，能篆籀及金石刻。又喜作画，天真烂漫。”对于吴昌硕的篆刻，张鸣珂给予很高评价：“仓石治印独往独来，一空依傍，论者谓与吴让之、赵撝叔，如鼎三足。”

“勋伯五十六岁以后书”（图8）和“勋伯赏鉴”（图9）两印是吴昌硕为合肥人张广建所刻。本为当地不第秀才，光绪年间流落京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为军佐，后至山东，为巡抚袁世凯器重。

“寿枢”（图10）、“菩薛（萨）戒忧媻塞员顿蒯寿枢”（图11）和“合肥蒯氏自闻斋收藏印”（图12），是吴昌硕为同是合肥人的蒯寿枢所刻。蒯寿枢精书画，富收藏。这批印章石材名贵，雕刻精美。

故宫藏吴昌硕篆刻作品，为研究吴昌硕生平和交游历程，提供了宝贵依据。

菊香篇

毛泽东主席的书法创作世所周知，深入人心。他与篆刻也有不解之缘，近当代很多篆刻大家曾为其治印，值得关注。

1949年，毛泽东写信邀请齐白石参加新政协会议。齐欣喜之余，精心镌刻了朱文“润之”（图1）和白文“毛泽东”（图2）各一方，见证了两位老乡间的情谊；同为老乡的谢梅奴（图3）、（图4），也曾为主席刻制朱白文对章。

1949年，北京金石名家刘博琴受人之托，为毛泽东刻过一方“毛氏藏书”印（图5）。其实早在“七七事变”时，就有人找到他，要刻一枚“润之”印送给远方的朋友。直到解放后，才知道“润之”就是毛泽东。

钱君匋曾刻“毛泽东印”（图6），通过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转赠给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又通过上海博物馆找到钱君匋，刻了“毛氏藏书”印。

1956年，上海市政府请陈巨来刻“湘潭毛泽东”一印（图7）。陈巨来审慎精思，三易其稿。其后，陈巨来收到了致谢回函，大意是：主席收到印章十分高兴，特附上三百元以作润笔……

1959年，傅抱石听说毛泽东要为《江山如此多娇》巨幅画题字，事先精心刻制了一枚“毛泽东印”（图8）。但主席书法作品一向不盖印，最终没有破例。

1963年8月，邓散木用寿山田黄石为毛泽东刻龙纽大印（图9），堪称“极品”。

同年，毛泽东委托陈叔通代为邀请上海名家吴朴刻了一方“毛氏藏书”印（图10）。毛泽东对这方印章非常满意，许多藏书都有钤盖。

1945年8月8日，毛泽东赴重庆参加谈判，书写《沁园春·雪》一词回赠柳亚子。柳亚子发现作品上没有印章，就特请重庆名家曹立庵选了两块寿山石料，刻“毛泽东印”（图11）和“润之”（图12），并钤盖在作品上。

毛主席还有两方印出自女印人谈月色之手，但目前只能看到“毛泽东印”（图13）印蜕。

1936年2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途经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一带，适逢大雪，写下了气势磅礴、雄壮豪放的《沁园春·雪》，钤有一方白文“毛泽东印”（图14）。另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早期签署的公函、命令等文件和资料，盖有一方朱文印。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毛泽东印章（图15）。以上两枚印章，作者是谁，已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