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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不待见青绿?
日期:2022-03-01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今年央视春晚舞蹈《只此青绿》,确实惊艳。评论多说,青绿体现了大宋风雅。《只此青绿》取色于北宋王希孟的名画《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是青绿山水画,不过宋代论画更重水墨山水,青绿倒往往被认为匠气或俗气。

(南宋)赵伯骕《万松金阙图》卷

清代张庚说:“画,绘事也,古来无不设色,且多青绿。”魏晋之前以人物画为主流,山水画在隋唐时达到鼎盛。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青绿山水画。

值得注意的,青绿山水分大青绿和小青绿,《千里江山图》是大青绿,是重彩,不能夸淡雅。元代汤垕称赞唐代画家李思训的著色山水,“用金碧辉映,自为一家法”。因此金碧辉煌源自青绿,不是土豪金。一般认为,金碧是青绿山水设色在用石青、石绿之外,又多了泥金一色。另有观点认为,金碧和青绿是一回事,如明唐志契《绘事微言》说,金碧就是青绿,“盖金碧者,石青石绿也,即青绿山水之谓也”。

宋代时文人画兴起,苏轼提倡诗画一体,推崇王维的破墨法。文人画以“墨戏”自娱,“运墨而五彩具”。明代董其昌把画家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之祖是李思训,南派之宗是王维。水墨向南,青绿向北。此后,青绿山水式微,中国画水墨南倾。

董其昌南北划分不科学,画家创作并非“只此青绿”或“只此水墨”。宋初山水大家董源被认作南派,但“一样着色,皴文甚少,用色浓古”;元代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画上青绿让董其昌大呼“鹊华秋色翠可食”。元代钱选画青绿亦重“士气”,其《题金碧山水卷》有诗“我亦闲中消日月,幽林深处听潺湲”,当青绿由浓转淡,一样显隐士之气。

明代文徴明说得公道:“余闻上古之画,全尚设色,墨法次之,故多用青绿。中古始变为浅绛,水墨杂出。以故上古之画尽于神,中古之画入于逸。均之,各有至理,未可以优劣论也。”宋时文人所轻的,真的是青绿?或许只是怕被叫做“画工”。

王维为什么不“设色”?

晋代傅玄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放在宋代,文人近墨,画师近朱又近墨。

丹青泛指绘画。究其本义,一般认为是指绘画用的颜料丹砂和青雘(huò)。“青”字有分歧,有认为青就是空青、石青等绿色颜料,也有认为是黑色或蓝色的。

青绿山水,现存最早的画迹在敦煌莫高窟。于非闇先生在《中国画颜料研究》一文中说:“它(敦煌壁画)的色彩特征,是善于使用青和蓝。在色彩的表现上,喜欢使用强烈的色调,雄健朗爽,有山林的趣味。主色是矿物质的彩色,辅色是用胭脂、蓝淀、草绿等植物质颜料。配合的间色,有的使用银朱、黄丹合粉。”根据于非闇的分析,以深淡明暗来分,敦煌壁画中青可分七样,石绿可分五种。

谈论绘画风格演化,不能忽视颜料、笔墨和纸张上的工艺进步。

以颜料为例,隋唐以来,青绿山水大盛,正是因为植物、矿物或化学合成的颜料均出现并被广泛使用。石绿上罩些藤黄,变作嫩绿,铅粉上以胭脂淡染,而成粉红。到了宋代,画一朵牡丹,要经过“三矾八染”。先染一次作底子,上一道淡矾水,再染三次,再上淡矾水。最后染到八次,色彩已足,“若闻香气”,再上一次矾水,这样就保持了它永不变色。设色工艺之复杂可见一斑。

古代绘画颜料配比,被画工(或是叫画师)视为不传之秘,尤其是历代画院里的画师们。关于画工的记载,《庄子》最早。《庄子》中画工被称为“史”:“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宋元君请来画师,只有一位姗姗来迟,作画时“解衣般礴,臝(裸)”。宋元君大赞“可矣,是真画者也”。“般礴”一词音盘薄,指两腿伸开而坐。隋唐之前多壁画,“画龙点睛”就是点在墙上的。从实际情况揣测,画工若要是在墙壁作画,脱光了可能是怕设色时弄脏衣物。

设色,主要靠画工。因此丹青一词又指画工。如三国曹丕《与孟达书》“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李白《于阗采花》诗曰“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

吴道子、王维画画,常只做勾勒,再由画工们布色。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人家所蓄,多右丞指挥工人布色”“吴生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和张藏布色”。唐玄宗怀念嘉陵江山水,吴道子授命画于大同殿上,“一日而毕”。唐玄宗又命李思训画,李思训则面壁数月才完成。“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吴道子“一日而毕”,一方面是本事大,一方面或因自己不设色。李思训花了数月时间,又可见设色辛劳。

清代恽寿平在《南田画跋》中说,以设色为易才是俗见:“俗人论画,皆以设色为易,岂不知渲染极难”。“青绿重色,为秾厚易,为浅淡难,为浅澹矣,而愈见秾厚为尤难。”

魏晋南北朝时,绘画开始用绢,此后逐渐由生绢过渡到熟绢,出现了“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人物画高峰,吴带指吴道子,曹衣指曹不兴。汤垕《画鉴》说:“唐及五代绢粗厚”,宋代制绢工艺进一步发展,青绿画作多为绢本。

宋代文人崇尚水墨山水,一是可以省却设色的麻烦,二是得益于笔墨纸砚的技术进步。以纸为例,纸在汉代虽已出现,但用于作画较晚。唐代有韩幹《照夜白图》和韩愰《五牛图》用熟纸。五代时李后主心心念念的“澄心堂纸”也是熟纸,让欧阳修赞为“滑如春冰密如茧”。

宋代文人开始用生纸,以米芾为代表。生纸利于水墨渗透,使所谓的“墨戏”成为可能。“作画用墨最难,但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故在生纸上有许多滋润处。”元代黄公望作《富春山居图》,这是经验之谈。

画工们“得罪”谁了?

唐宋之际,青绿山水应该算宫廷画派。贵胄是主理人,画工是打工人。

先说唐代。唐张彦远认为“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二李”是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出身李家宗室。李思训官至右武卫大将军,和其子李昭道并称“大小李将军”。唐代虽没有官方画院,但皇家招揽了大批画家,吴道子入内供奉,“非有诏不能画”。

唐有“二李”,宋有“二赵”。赵伯驹和赵伯骕兄弟都是赵氏宗亲,八王赵德芳一脉。其父赵令穰(ráng)同样画青绿山水,“汀渚水鸟,有江湖意”。董其昌说,赵令穰有王维墨法,“在宋时诸王孙中画品最高”。到了宋末元初,这一脉又出了名气更大的赵孟頫。

宋代立翰林图画局,因五代时叫翰林图画院,故野史笔记都称“画院”。王希孟18岁时绘《千里江山图》,是宋徽宗手把手教出来的画工。此画用了半年画完,“未几死,年二十余”。

宋代以苏轼为首的一批文人重墨采,并非瞧不上宫廷审美、故意唱反调。比如王诜(shēn),乃当朝驸马爷,画《烟江叠嶂图》,是青绿山水名家,和苏轼、米芾等交游甚深,没见瞧不上。

归根结底是阶层问题。“士人画”应该比文人画的提法更准确。元代画家吴镇云说:“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董其昌有“士气”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

士大夫们以画自娱,自要立旗。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说:“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高逸之士,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

苏轼从不掩饰对“画工”的嫌弃。《净因院画记》中说:“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北宋画家孙知微,“虽以画得名,然耻为人呼画师”,只苏轼说他“工匠手尔”。

王维有诗“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阎立本可不以“今身画工”为荣。唐太宗游春苑,见奇鸟,急召阎立本。阁内传呼“画师阎立本”,阎立本作画之际,状若跑堂的,倍感“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回家告诫儿子,不要学画。《旧唐书》只详写他这一事。

唐高宗时,阎立本官居右相。当时姜恪因战功任左相,有人打趣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正史认可的是文韬武略,丹青这门技艺只配列入“杂记”。

画工们有缘丹青,无缘汗青。吴道子世称画圣,后世画工们尊为祖师爷,《旧唐书》《新唐书》都没传。明代仇英和沈周、唐寅、文徵明同列“明四家”,可他出身漆工,《明史》不收画“西厢”的。

宋徽宗时优待画院职官,赐服绯紫,带佩鱼。翰林图画局,虽然名义上有翰林两字,实际归内侍省主管。内侍省管什么的?“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侍省”。画工们仍是“店小二”。

士人画是“写”什么的?

诗画并论,孔子是第一人。子夏和孔子讨论《诗经·卫风·硕人》,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绘事后素”很难解,至今没有定论。

苏轼观王维《蓝田烟雨图》有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开“诗画一体”之说。此外,“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都是东坡名论。据统计,唐代诗人题画诗才共有260首左右,宋代有4450多首。苏轼一个人就写了157首题画诗,他所作《题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一首画内题诗。

苏轼说吴道子画得好是好,但还是画工(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对王维顶礼膜拜(敛衽无间言)。在唐代,王维口碑远不及吴道子。《唐朝名画录》中,以“神、妙、能、逸”四品给本朝画家排座次。吴道子是位列神品上的惟一一人。王维列妙品上,十名开外。

王维真迹,宋时已难觅。苏轼所见《蓝田烟雨图》,可能是摹本。没见过几幅真画,就这么引流?原因只能说,要立旗,就必须找个旗手。唐代画画最好的诗人,只能是王维。吴道子不会写诗,杜甫不会画画。

什么是士大夫画?清代王翚回答说:“只一‘写’字尽之。”写什么?历代画论,有说写“意”的,有说写“逸”的。绕来绕去,标准答案应是“写诗”,会写诗的才是“真画者”。

钱锺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说,诗画并非一律。古人论画时重“虚”,爱王维;论诗时则重“实”,爱杜甫。“总结起来,在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里,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却是画中高品或正宗。”

苏轼《与二郎侄》,本可作“绘事后素”妙注:“凡文字,少小时需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为什么论画时,就不提先学“绚烂”?

诗画本可以一律。唐诗宋词,青绿之色俯拾皆是。单说王维《辋川集》。“萦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绿堤春草合,王孙自留玩”“空阔湖水广,青荧天色同”……这一句句,都可画青绿山水。水墨之道,是把主观情感投射于画中,而画中色彩超脱于客观色彩之外。若以水墨画意论唐代诗人,李贺才该是首选,“鬼灯如漆点松花”,水墨都开花了。

宋徽宗时,画工们要考职称的。题目都是诗句,如下是满分答卷:试题“竹锁桥边卖酒家”,画工们都从酒家处着笔,只有一人画上,“在桥头竹前挂一酒帘而已”;又有画题“踏花归去马蹄香”,别人都画马上看花,一人却“于落红径上写数蝴蝶飞逐马后”;有试题“嫩绿枝头红一点”,别人都把功夫放在“花木妆点”上,一人却在“独危亭缥缈绿杨隐映之处,画一美人凭栏而立”。谁说画工不知诗?

青绿山水让今人喝彩,可见余韵不绝。历代画工自有史笔,传写故事。明时谢肈淛之论,可为画工们正名:“宦官妇女,每见人画,辄问甚么故事,谈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若非今人任意师心,鲁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已也。”草草下笔,不是写意,那是五毛钱特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