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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人生中最大一次挫折,白居易是如何走出“江州”的?
日期:2022-06-20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作为唐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白居易享高寿75岁,传世诗歌近4000首,在唐代诗人里居首。

(宋)马兴祖《香山九老图(局部)》。白居易为纪念在洛阳香山的“九老会”,曾请画师绘下当时聚会情景。后世画家常作《香山九老图》,以表达对诗人风雅的思慕。

今年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诞辰1250周年。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43岁的白居易由于政敌构陷,被贬官到江州做了司马,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面对“哀猿瘴雾宿匡庐”的江州风土,白居易如何纾解了“晚落风波委世途”的困顿心境,并且完成了思想、诗歌创作的一次转捩?

被贬江州

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白居易之所以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是因为做谏官时得罪了利益集团,《旧唐书》如上所记甚详。

安史之乱后,藩镇“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新唐书》)朝廷的权威大打折扣,割据之势愈演愈烈。元和十年,武元衡拜相之后,主张强势对抗藩镇,被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暗杀。这件事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白居易第一个上书为武元衡伸冤,要求调查真相严惩真凶。结果捅了马蜂窝。

先是宰相韦贯之拒谏,理由是白居易担任的左赞善大夫是太子属官,不是谏官,白居易谏言属于越权行事。紧接着,白居易当谏官时得罪的一众宵小见缝下蛆,造谣说他一贯放浪无行——他母亲因为看花掉井坠亡,白居易却写了《赏花》《新井》两首诗,“甚伤名教”。韦贯之一看正中下怀,请旨贬白居易到江东地区做刺史。任命刚下,中书舍人王涯又捅了一刀——白居易越权行事证明他“不宜治郡”,不能胜任地方长官。圣旨说改就改,白居易成了江州司马。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现今流传的白居易诗集中,并无《赏花》《新井》为题的诗。按学者莫砺锋考证,白居易母亲于元和六年去世,白居易当年所作诗歌中,并没有吟咏相关事物的。儒学正统出身的白居易,不至于做出如此出格的事。归根结底,白居易在担任左拾遗期间,勇于任事,频频弹劾官员和宦官的不法之举,所作诗歌言辞冷峻,或嘲讽时局或抨击权贵,得罪小人难免引火烧身。

白居易小时候被誉为神童,“十岁能解书,十五能属文”,29岁中进士,“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此后六七年间“三登科第”,从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到左拾遗,仕途顺风顺水。科场之外,16岁时就凭“离离原上草”名动京城,后作《秦中吟》《新乐府》《长恨歌》……文名广布天下。半生顺遂的白居易,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之后,发出了“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的慨叹。

白居易怀着苦闷的心情,辗转数月到江州上任。这种苦闷在《题四皓庙》表露无遗:“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

贬官这件事是心头的一根刺,时不时地会扎一下。“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逢时弃置从不才,未老衰羸为何事。”(《谪居》)以致他在第二年所作的《琵琶行》中仍不忘抱怨一下,“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白居易对江州心存芥蒂。在他笔下,江州的自然环境恶劣,“烟尘三川上,炎瘴九江边。”(《忆洛下故园》)“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光读诗的话,会以为他被流放到了一个不毛之地。

江州果真如此吗?

发现江州

查阅史料就会发现,诗人只是在发牢骚。南北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中唐时期,江淮地区已是天下的经济、文化重心了。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明确指出:“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所以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也就是说“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新唐书》)

江州所属的江西地区物产丰富且商品化程度非常高。当地所产的稻米、茶叶、瓷器、木材,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和各地。南宋李正民曾记述其盛况:“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粳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蔽水。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

白居易《琵琶行》中提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侧面展现了江州当地茶业贸易的兴起。唐中期以后,吃茶之风日盛,茶叶需求量大增。江西就是茶叶的主产地之一,距离江州三四百里的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不但出产茶叶,“斯邑产茶,赋无他物”。还是当时的茶业交易中心之一。浮梁茶甚至远销到了国外,敦煌文献《茶酒论》说浮梁、歙州(今江西婺源)茶“万国来求”。唐德宗年间开始征收茶税,按《元和郡县志》,浮梁一地的茶税占到全国的近40%。

白居易邂逅的琵琶女,因为安史之乱流落到江州,嫁给茶商,其实算是乱世中的不错际遇。只不过江州繁华不比国都,嫁为人妇的生活不及纸醉金迷的往昔。琵琶女的这段姻缘,让白居易照见了自己的命运,有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座中泣下,司马最多”。

白居易的长诗代表作,非《长恨歌》和《琵琶行》莫属,前者作于初仕的盩厔,后者写于被贬的江州。对比二诗,笔者认为后者更胜一筹。“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不光作者的艺术创作功力不一样,在思想感情上后者也表达得更复杂、丰富。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相信,作者本人也能同意此论的。

经济繁荣,带来文化繁盛。安史之乱后,北方士人大量南移,乃至江淮地区人才辈出,正如顾况所述“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江州亦如是,尤其是庐山地区,钟灵毓秀的山景水色和清净庄严的佛寺道观,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名士流连于此。“元规楼迥清风满,匡俗山春画障开”,江州虽比不上扬州的“流金淌银声色犬马”,也足以为文人雅士们提供一方乐土。

这些情况,后人能够通过史料获取到,生活在当时的白居易当然也能感受到。白居易在稳定了失落的心神之后,开始接受并享受江州生活了。

到江州之后,白居易在给元稹的信中说:“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白居易知道司马不过是一个闲差,“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江州司马厅记》)

他要在江州追求“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馀”的舒适了。

游历江州

白居易的前半生就是读书、科举、做官,仿佛一个生活优渥的世家子。缺少游历,这是白居易迥异于李杜之处。江州任上,为他提供了宦游的时间和空间,诗人正好可以补上这一课。

白居易逐渐发现了庐山的秀美,“左匡庐,右江湖,士高气清,富有佳境。”(《江州司马厅记》)于是在庐山修了一座草堂。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白乐天所至处必筑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皆有诗以纪胜。”

庐山是佛教圣地,东晋时期的慧远大师在此建东林寺,创设净土宗。庐山又是道教名山,山名源于匡俗成仙事。《水经注》载:“庐山匡俗……生而神灵,屡逃征聘,庐于此山,时人敬事之。俗后仙化,空庐尚存。……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白居易在此结交了众多化外之友,思想上多了几分超脱,“终年牵物役,今日方一往。纷吾何屑屑,未能脱尘鞅。”

江州还是隐逸胜地。江州地理位置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两汉三国时期就留下不少战事,如灌婴追击九江王英布、周瑜鄱阳湖操练水师等。白居易独对大隐士陶渊明的遗迹情有独钟。陶渊明生于斯、隐于斯、葬于斯,留下了大量诗文、佳话,树立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坐标。做官不得志、有志于独善其身的白居易,自然对此心向往而力趋之。

白居易在江州致力于探访、追寻陶渊明当年的遗迹,也写了不少诗歌纪念陶渊明。“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我无二人才,孰为来其间?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题浔阳楼》)“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访陶公旧宅》)见到姓陶的人,就莫名会增加一层好感。

文人离不开酒与友,白居易在江州亦如是。《新唐书》说他“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唐才子传》补了一句:“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据统计,白居易一生的诗歌中涉及酒有九百首之多,几乎占了他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涉及酒题的有上百首,《强酒》《对酒示行简》《醉中对红叶》《对酒》等,均创作于江州。有了酒,就离不开朋友,在亲情、友情、佛道、酒精的多重作用下,诗人得以忘却尘世的苦恼,在江州营造出自己的一方天地,“两鬓千茎新似雪,十分一醆欲如泥。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当然,因为有了酒和友,才有了一场接一场的聚会,才因缘际会有了千古名篇《琵琶行》。

被贬江州,让白居易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性格上少了棱角多了圆润,在明哲保身的前提下,把握隐与仕的平衡。由此,白居易的后半生,相对能够自如地出入于庙堂与江湖。

由于厌倦了朝廷的纷争,白居易主动要求外放到杭州、苏州,既远离了朝堂上的是是非非,又能在地方上有所作为,还可以享受到几分闲适,“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这个多面而复杂的状态,直到去世,仍旧是白居易的人生态度。正所谓“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他走出了江州,也仍旧生活在“江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