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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兰亭集序》:为何《昭明文选》不录此“天下第一行书”?
日期:2022-11-21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黄逸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近日,意大利女宇航员萨曼萨·克里斯托雷蒂在社交媒体上引用了《兰亭集序》(又称《兰亭序》)中的这句话,表达在国际空间站上看到北京市和周边地区时的心情,引起网友热议,还得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点赞。

克里斯托雷蒂的中文好,且请教了汉学家,很多不练书法的中国网友可能都不知这句话,它是否出自王羲之,还有争议。

首先,《兰亭集序》不仅是“天下第一行书”,还是散文佳作,被赞为“六朝文章靡陋,独王逸少(即王羲之)高古超妙”,《昭明文选》却不录此文,令人难解。

其次,在史书中,《兰亭集序》有三个文本,即《艺文类聚》、《世说新语》刘注引《临河叙》和《晋书》。

《艺文类聚》最早,仅125字;

《世说新语》只有153字,无克里斯托雷蒂所引的句子;

《晋书》最晚(唐代编成),多达325字。

那么,前两个文本是摘录版吗?为什么后出的《世说新语》中要去掉“仰观宇宙之大”这句?且此句后文字凌乱、不知所云。清代学者李文田最早提出质疑,认为《兰亭集序》的文本是唐人伪造,摘句而成,书法作品更是“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1965年,郭沫若先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重提此事,引起“兰亭真伪大讨论”。在今天,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兰亭非伪作,克里斯托雷蒂的引用是准确的。

《王羲之行书兰亭序》卷(传唐褚遂良摹本,局部)

父亲是“逃跑将军”

王羲之被后人尊为“书圣”,早年不以书法名世,50岁后才至巅峰。

王羲之的曾祖是王览,与哥哥(同父异母)王祥助司马氏篡位有功,官居一品,被视为西晋开国元勋。西晋末,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任淮南太守,是最早提议“衣冠南渡”的人,在王羲之族伯王导、王敦帮助下,司马氏建立东晋,司马睿登基时,邀王导同坐,尊其为仲父,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成江左第一大族。

王羲之7岁时,父亲王旷兵败失踪,11岁起,王羲之寄人篱下,在族伯王导家生活12年,直到23岁出仕。王旷此前任丹阳太守时也曾临阵脱逃,《晋书》几乎不提王旷,应是史家为尊者(王氏)隐。

在王导家期间,王羲之遇王敦叛乱。

据《世说新语》,王羲之不足10岁时,常睡在王敦帐中,一次王敦与钱凤商量造反,王羲之在床上听到,自知难有活路,故意垂涎满脸,沾湿枕头。王钱二人突然想起王羲之,大惊说:“必须除掉他。”看王羲之未醒,且口涎纵横,遂不疑,王羲之死里逃生。

此说应属传言,《晋书》《资治通鉴》均记为王允之,他是王羲之的堂兄,一般认为,二人均生于303年。王敦两次叛乱,一次在322年正月,一次在324年六月,不论哪次,王羲之与王允之的年龄都超10岁,与《世说新语》的记录不同。也许王敦早就谋叛,也许如学者杨庙平所疑,王羲之生于313年。

王敦举兵反晋后,王导带王羲之等合族20余人,每天早晨到皇宫待罪,这给王羲之带来很大影响,此后一直“不乐在京师”。

平生只当地方官

王羲之幼年木讷,13岁拜访名士周顗,周顗曾任仆射(相当于副宰相),嗜酒,人称“三日仆射”。周顗“察而异之”,恰好大餐烤牛心被端上来,坐客未动,周顗先割一块给王羲之。

晋选官用九品中正制,即各郡推选有声望者为“中正”,负责考评当地士人,分为九等,推荐任官,渐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名士之间互相揄扬。周顗与王敦素不睦,而王羲之又深得王敦喜爱。厚待王羲之,应是和好姿态,但王敦叛乱时,还是杀了周顗。

王敦很看重王羲之,曾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主簿指阮裕,著名诗人阮籍的族弟,曾任王敦的主簿(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被称为才子。阮裕将王羲之、王应、王悦称为“王氏三少”。

王家子弟皆善书,王羲之的族叔王廙、姨母卫夫人都是书法家,可能对王羲之产生过影响。

23岁时,王羲之出任秘书郎,据学者郑丽玲在《王羲之及东晋文士生活研究》钩沉,该职掌管皇家图书,只为照顾世家子弟初选官而设,一般上任10多天即可升职。10多天后,王羲之转任会稽王友。王友即王府属官,是王爷的幕僚。此后,王羲之又担任过临川太守(在今江西省临川县西)、吴兴太守(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征西参军及长史(在武昌,长史相当于秘书长)、江州刺史(辖境为江西大部)等。

王羲之不当京官,他曾写信说:“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纳)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

遇上不喜欢的人当上司

离任江州刺史后,王羲之在家赋闲多年,朝廷让他出任侍中(魏晋时是重臣的加官,三品,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当过侍中)、吏部尚书等,均遭拒绝,他表示:“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

巴蜀是东晋人向往的异域,王羲之给好友、益州刺史周抚写信问:“彼(指巴蜀)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

王羲之想去巴蜀,但“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可小儿完婚后,王羲之已无法长途旅行。

在官场的最后7年,王羲之任会稽(辖今绍兴市和宁波市一带)内史(相当于郡太守,正三品,俸禄为中二千石),兰亭集会即在此阶段。

兰亭集会共42人,王家7人,谢家2人(另有5人姓王谢,非豪门),王羲之邀请了当时正归隐的谢安、谢万参加。王敦叛乱后,王家渐被皇帝疏远,谢家上位。谢家根基本浅,谢尚兄弟在豫州屯驻10年,始有威望。谢安出山后,因“淝水之战”一战成名,渐取代王家。

兰亭雅集2年后,王述任扬州刺史,成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少年成名,与王羲之齐名,王羲之看不上他。

王述本是会稽内史,母丧丁忧,王羲之接任后,只吊唁过王母一次,每次听到王羲之出行号角声,王述都以为又来吊唁,“洒扫而待之”,可王羲之再没来过。

王述上位后,利用检查工作之机刁难王羲之,王羲之遂在父母墓前立重誓,再不入朝当官。王羲之死后,朝廷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也被其子女谢绝。

清人为何怀疑王羲之

王羲之推崇诸葛亮,他曾比较荀彧与诸葛亮,认为后者格局更大,即“诸葛经国达治无间然,处事而无玷累,获全名于数代。”王羲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未能成功,书法只是业余爱好,意外名垂千古。

王羲之被抬为“书圣”,源于唐太宗建构。一方面,王羲之的字确实好;另一方面,李世民想借此笼络江南士族。唐人推重《兰亭集序》,敦煌亦见残片,应是当地人学书的遗迹,可见王羲之的书法影响之大,是当时人学书的尺度。

清代碑学兴起,认为传统书法一味临帖,呆板无生气。帖学强调中锋用笔,碑学则认为辅毫才是古法,应舍帖而求碑。清人开始质疑王羲之,阮元便认为:“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

基于这一观念,李文田提出,古称右军(王羲之字)“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武帝在《书评》中也称“王右军书,字势雄强”,但今天所见《兰亭集序》的风格却是飘逸、空灵。李文田说:“如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

不过,评价书法有主观性,不能作为真伪的依据。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亦善书,却有不少人不喜欢,比如谢安。他主持朝政后,提携了王献之,可他看不起王献之的字,竟“得子敬(即王献之)书,有时裂为校纸(草稿纸)。”

唐人喜王羲之,可韩愈在《石鼓歌》中却说:“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否定理由都不成立

李文田否定《兰亭集序》,还有两大理由:

其一,王羲之是儒家,可《兰亭集序》中却倾向道教,“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其二,从“向之所欣”到“悲夫”文意不通,施蛰存在《批〈兰亭序〉》中称“七拼八凑,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第一个理由不成立,因《晋书》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司马懿也信五斗米道,任命道士当将军,还让巫师选择作战时间。东晋皇室多崇道,晋哀帝“雅好黄老,断谷(不吃饭),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

王羲之服食,还抄《道德经》《黄庭经》,他写道:“服食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陈寅恪提出,王羲之爱鹅,或为解服食之毒,唐代孟诜在《食疗本草》中称鹅肉“性冷,不可多食。令人易霍乱。与服丹石人相宜”。

王羲之就算要用鹅肉解毒,也可让仆人养,不必亲自动手。宋代陈师道则认为:“逸少(王羲之)非好鹅,效其腕颈耳。”即执笔方法学鹅,其实《晋书》写得很明白,“(王羲之)性爱鹅”,不必过度解读。

第二个理由也不成立,魏晋政治环境险恶,文人动辄得咎,文章大多模棱两可、不知所云,常以山水之乐衬托死生之悲,苏东坡在《赤壁赋》中也写道:“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王羲之辞官,既有青年时的心理阴影的因素,也有出世理想、与上司不睦的因素,更有“嘉言忠谋,弃之莫用”的因素,他感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也饱含了“入世不成”的悲愤。

要质疑 也要体会

至于《昭明文选》不录《兰亭集序》,学者梁晓东指出:

首先,当时文章强调“不复犯”,即用了一个字,就尽可能不再用,可《兰亭集序》用“之”多达20处,不符合“字有同处,创为别体”的要求。

其次,宋代人猜测,文中“天朗气清”等句似有语病,兰亭雅集在春天,秋天才有“天朗气清”之说,王阮认为是“晋政不纲,春行秋令”,暗含挖苦。清代金圣叹写诗称:“少年太子无伤感,却把奇文一笔勾。”

其三,《兰亭集序》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意味,《昭明文选》强调“内学”,可能认为它“格调不高”。

郭沫若、施蛰存等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新证据,1972年,郭沫若说:“这个问题(指《兰亭集序》真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讨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但今天看来,问题显然还没解决。

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著录《右军书记》一卷,收465帖,流传至今的墨迹30多帖、刻帖260多帖,但墨迹都是后人摹本,真迹无一幸存。

真迹应与摹本有较大不同,以《兰亭集序》为例,唐代摹本用羊毫写成,而原稿用鼠须笔,传说是集老鼠胡子而成,或是狼毫(黄鼠狼俗称栗鼠),或是兔毫(兔的别名是鼠),也不排除是羊毫中加入少量老鼠胡子,用这种笔写会如何,已不可知。历史永远有残缺,从学术角度看,真伪之辨是必要的;从欣赏角度看,善于体会其中的美更重要。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颇见达观、惊喜和圆融,克里斯托雷蒂能品出滋味,真是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