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和洛阳作为唐代政坛、文学的双重中心，在中古史研究中之地位自不必说。但近些年来，有关唐朝与唐诗的学术、文学和影视注意力都主要集中于帝国的上都长安。洛阳，这座低调的陪都（尽管一度升格为国都）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是隐于皎日后的月亮。然而若将洛阳拿出唐代，放在五千年的时间坐标系中，便立时能感受到其雄浑厚重的魅力与气魄。她是华夏文明王权与礼制规划下的典范，是“躬修道德，吐惠纳仁”的仁柔之都，历史与文化底蕴都远盛于长安。进入唐代后，洛阳变成了极特殊的存在，从两京并重，到国都，再到陪都，洛阳紧跟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步伐，气质也从雍容恢弘转为闲适和沉郁。现存的约五万唐诗中，有近五千首与洛阳有关，要理解中国文化之传承，理解唐朝与唐诗，就永远绕不开洛阳。这也是数年前，马鸣谦在构思杜甫、李商隐和白居易三位诗人传记时所注意到的：洛阳是三人行踪轨迹中最重要且余韵深长的交汇点。于是他越过了长安耀眼的光芒，选择洛阳作为其唐代文史、诗人行迹和空间地理书写的主角，为如月光般朦胧的洛阳勾勒出轮廓，重构独属于它的历史瞬间。
洛阳鼓楼。邢红蕾摄
诗仙李白
唐恭陵。邢红蕾摄
如何观看：让唐诗回归现场
在文献史学与考古界，研究一座古都的方式已相当成熟。以长安为例，她的身形样貌可借助考古勘探重塑，其精神灵魂可从浩如烟海的传世典籍、敦煌发现的文书与壁画推想。洛阳之研究也差不多如此。那么，作为普通读者要如何去观看一座古都呢？
谭其骧先生在1986年发表了《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一文，指出：中国文化不等同于“封建时代之文化”，亦不是只有“儒家文化”和“汉族文化”，地区与城市的风土习尚因生活其中的千万个体而千差万别。如何从规整的城市布局、客观的史料记述中找到一座古代城市的独特气质，是认识和观看它们的关键。
比起礼法制度理念下整齐统一的城市规划、形态与空间结构，城中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是更为有趣的观看角度，如加缪在《鼠疫》中所说，认识一座城市即是看人们怎样生活、相恋和死亡。而当中古城市居民的自我记述缺席，文人官员围绕城市写下的诗文就是认识它们的最好媒介。以唐诗为线索，将唐诗“放还”发生的地理空间，就是《唐诗洛阳记》为我们找到的方法。
《唐诗洛阳记》中，洛阳并不完全是诗的叙事对象，大多数时候诗人们只是抒发自身情感与描绘生活，并非在有意识地以“都会诗人”身份创作专属于洛阳的文学。阅读和赏析唐诗时，读者会从表面看到李白在秋夜宿于龙门香山寺中，是夜水寒波急，木落山空，他的诗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凄凉萧索；韩愈在某天出城钓鱼，从“平明鞭马出都门”到“晡时坚坐到黄昏”，原本安逸的时光竟让他生出遑遑半世的隐哀；当诗背后的动因与场域消失，对“诗”本身的理解只能流于空洞和机械，同样的城门、月光、山景和水流可以出现在任一地点和朝代。如果将这些诗歌“放生”回诞生的现场，一切就会豁然开朗：李白此行是在多年后重返曾遭遇“北门之厄”的洛阳，是长安求仕失败后辗转于此；韩愈时年居住于妻子娘家，位于洛阳城南的敦化坊，北上垂钓于“有王之盛德而先温”的洛水，触景生情，才倍感举选之徒劳。洛阳不是诗人描写的对象，却是诗人故事无法回避的内在逻辑。因此，如繁星散落于浩渺典籍的洛阳诗歌在《唐诗洛阳记》中被编排重组，无数唐人生活的碎片像斑驳的光影交叠投射于洛阳这张幕布，最终形成完整的历史与地理叙事。
《唐诗洛阳记》 马鸣谦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年版
《唐诗洛阳记》书分两册：《千年古都的文学史话》（下称《史话》）与《千年古都的风物之美》（下称《风物》）。《史话》关乎隐性城市要素：时间和文化；《风物》讲述显性的地标、自然与人文环境。马鸣谦在《跋》中特别提起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是以地理考察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的开山之作，即考据两京宫苑里巷以辅助理解唐诗。在相似的发心下，马鸣谦带领我们从城市视角重新审视唐诗，同时又独辟蹊径，通过显隐两条脉络，为读者构建了观看古都洛阳生动的方式和秩序。他借助唐诗将三百年间洛阳城中发生的一切融会贯通，构建当年的情节与场景，复活这座古都，这种对叙述故事性的敏锐捕捉恰恰来源于马鸣谦小说家的身份。
诚然，以唐诗构建起的洛阳，实际上做不到如考古简报中那样冰冷而客观，她仅仅是诗人们所看到和经历的城市，却因而丰富动人。武则天侍从文臣看到的是“洛阳城阙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里”，李白惊恐圆睁的双目中，望见了“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洛阳城里有“远风来处好开襟”的自在，也有巨大而持久的悲戚：“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本杏殇诗”。诗人们来了又去，用自己的心与笔画下不同的洛阳，种种迥异的个人体验拼成一幅浮世百态的画卷，填补了千百年来对洛阳之系统描摹的空白。
诗人与城市：命运的交融
既然说到唐诗，那一定离不开诗人。《史话》一册说的是诗人们的洛阳。从隋炀帝建城讲起，马鸣谦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唐代之洛阳划分为特质鲜明的两个阶段。前期，从太宗至玄宗朝前期，洛阳与长安并重，是实际的权力中心，亦是平衡关中的粮食要地；后期洛阳政治地位下降，再也无法迎来皇帝的巡幸和重视，仅作为失势和明哲保身官员的分司之所。在如此的两个洛阳中，马鸣谦“安排”宫廷文臣、陈子昂、李白、杜甫、孟浩然、韩愈、李贺、白居易、李商隐等人来到此地，又记录了他们的退场。接下来，他将三百年里隋唐洛阳上空流淌的时间与文脉凝固，开始放大审视着沉浮其间的诗人们。
诗人们的命运与洛阳息息相关。唐前期，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在洛阳奔波于文场，为求取功名造势，一心希望赢得两京的盛名。陈子昂凭《谏灵驾入京书》再现洛阳纸贵的奇迹，差一点就能攀上直达权力中枢的天梯，终究是怅惘而归；“洛漂”孟浩然南归滞留宛地，他忧伤回望，那神圣而雍容的神都已被茫茫白雪覆盖，遥不可及；李白与杜甫两颗文学双子星的伟大相遇发生在洛阳，他们旋即也经历了唐王朝从天堂到地狱的浩劫，李白痛愤惊呼，杜甫沉郁幽泣。洛阳城内滚滚洪流，裹卷着善变且无常的人生。
中晚唐以来，洛阳从国都彻底沦为陪都，地位再也无法与长安抗衡，便转而生出闲散、悠逸的气质来。自东汉定都，洛阳一直都是文章都会，这种气质倒也与其向来的温郁沉稳一脉相承。包容的洛阳为纠结徘徊于都市山林的文人官员们提供了缓冲地带，是青年陷入长安名利旋涡前的候场区，又是老人从政治中心退下后的养老乐园。雄心勃勃，准备一闯长安的贾岛和李贺是在洛阳初遇分司东都的韩愈；“无复长安心”的白居易在此地与刘禹锡化身两个发狂的老翁，他们出入牛僧孺的莺燕桃源，与裴度同乘一船，与岸上的百姓同乐。洛阳这座“后台”，记录了登上长安舞台前和退场后的诗人们。
除了两城共同经历的安史之乱，论起权力与政治斗争的频次和性质，洛阳远比不上腥风血雨的长安，显然温柔和气得多；但对待文学运动与变革，洛阳却是当仁不让。科举在洛阳完备与繁荣，吸引了无数怀揣梦想的文士前来。马鸣谦用“文化培养皿”一词来形容文都洛阳，她对天下读书人有着强烈的吸聚效应。律诗、绝句之定型，七言歌行体的发扬，韩愈在洛阳如火如荼展开的古文运动、以杜牧为代表反对元白诗风的小团体，还有白居易九老会、裴度文酒之会等文人雅集，种种文化盛事在洛阳长盛不衰。浮夸疏空的颂圣宫体，怪奇艰涩的复古路线，脍炙人口的元白诗风，不断演进、碰撞的文风流派绘就了洛阳复杂的文学底色。诗人们在城市中的对话来往极大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诗人的生命与洛阳文脉在交织融合，与他们的城市共同成就，密不可分。
能最终回到洛阳，与之共生的人是幸福的。更多的人只能对着“想象的洛阳”遥寄故园乡情，或对往昔进行朝圣与怀念。书中专辟一章讲述杜甫的“怀洛之思”。杜甫生于洛阳巩县，长于洛阳仁风坊，年少时向往月亮更圆的长安与远方，壮游山河，交往名士。他那曾不屑一顾的故乡洛阳因长年战乱和流离而再无法回去。常年地理与心理上的远离让杜甫的“洛阳”得以跳出时间和空间，成为他心中代表田园宁静与美好的乌托邦。
“杜甫此后拖家携口，辗转流徙各地，一直想归返洛阳。这个想法随了年齿渐增而愈加强烈，至死而不渝。”
洛阳往南，伊川龙门是李德裕魂梦所系的故园，他在因追“先祖之志”而建的平泉山庄中仅驻足过几个月，与真实的洛阳缘分很浅。但他倾毕生之力，用八十多首诗搭建了一个被命名为平泉和洛阳的虚拟空间，时时漫游，以慰愁思。
晚唐黄巢占领长安后，韦庄与亲人失散，奔走洛阳，并与从叛军那逃出来的女子相遇，在“洛阳城外花如雪”中听完了“家家流血如泉沸，梁上悬尸已作灰”的长安故事。在韦庄晚年的回忆中，洛阳的三月、绿杨和繁花如雪格外珍贵和清晰，只是才子已老，那道明媚却将尽的春光只堪用作生命最后的遥想。
在《史话》的最后，马鸣谦提到，“晚唐诗人的书写中，洛阳渐渐脱离实在的情境，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历史记忆的翳影，它们追忆与想望的，是洛阳灿烂辉煌的过去。”
从亲自参与城市生活，到因种种缘起和过往构建心中的追思圣地，诗人们用创作让洛阳从尘世之城悄然蜕变为一种象征符号和集体记忆。
风物与集体记忆：动态中的永恒
《风物》这一册是写给大家的洛阳。唐人关于洛阳名胜风物之记述散见于两唐书、笔记小说和诗歌，是我们感性认识洛阳的最佳渠道。相对于道路、建筑布局等物理空间，城市文明最宝贵的情感空间是由风物和人共同创造的。在观看这些景致时，文人们的个人意识与情感借助唐诗流淌而出，交错汇聚，最终塑造出有关城市、城市中景物和地标的集体记忆。
翻开《唐诗洛阳记》前，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洛阳。2016年夏曾去过一次，这座城市阳光和煦，市民悠然有礼，绿化茂盛葱茏，市井古风犹存，此外就并无让人印象深刻之处了。关于旅途的回忆也如一阵和风吹过，从容而了无痕迹。
洛阳似乎向来不是太露锋芒的城市，无法用浓墨重彩或一鸣惊人的词语去概括。自周公营洛起，洛阳就是历代中国人心理上离天室最近的地方，是天下之中心。《史记·周本纪》说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洛阳地处盆地，气候温暖湿润，北依邙山，南对伊阙，洛水穿城而过，城在山川之间。温润宜人的环境与气候催生了如春草萌发的唐诗，滋养了生活于此的市民的脾性。东汉佛教初来，在洛阳建起了第一座佛寺白马寺，此后五六百年，中土与外来文化在这恰到好处地融合，不及长安胡化得如此鲜明和张扬。洛阳人观赏牡丹，不似长安人倾城而出，车马若狂那般疯魔。今天所留存的咏洛阳牡丹的唐诗远少于长安，情致也更为平和而克制。司马光有诗：“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的中庸与纯粹，也让她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千余年来治乱盛衰的痕迹，这是保存古都集体记忆必不可少的前提。
抛开时局与政治，洛阳作为生活之城实在是气质典雅，平衡而内敛，非常迷人。白居易曾说：“西京闹于市，东京闲如社”。既有了这样闲适的氛围，正好让马鸣谦带我们在城中走上一圈。
旅程从洛阳道开始，进城后，先行游览东北侧的宫阙，再以天津桥为东西轴线，邙山至伊阙龙门为南北轴线漫步，读者在书中遍览洛水三桥、佛寺、北邙、金谷园、平泉园林等著名地标。游览景观旷奥有致，从山川旷野到宫苑楼阁，从唐人的精神信仰到生死，从富贵荣华到一年四季，日常烟火。每到一处，蓬勃的记忆就扑面而来，尽管这些记忆不属于我们：“白玉谁家郎”乘车而过的天津桥，李白也在那烂醉如泥过；裴度的绿野堂里高朋满座，欢声盈梁；菩提寺中是挥之不去的辛酸与盛世覆灭的创伤；李德裕收集天下珍奇植物与怪石的平泉山庄并不引人艳羡，只收获了高亭大榭终化灰烬的惋惜；经过履道坊，你不用进去就能知道白居易正在园中度夏赏月，宅内烟波浩渺，歌舞升平；还有我们无法驻足的巍峨宫阁，里面绮丽的生活与白发宫人的幽怨奇情，都随着李谟的笛声流淌出宫墙。
负责记录下以上这些并全息投影在我们脑内的，正是唐诗。马鸣谦在书中说道：
“回溯历史这条长河，史籍有如蜿蜒的河道，存留了洛阳历史的延伸走向，而文学有如河道中流动的活水，以更具体、细微、生动的形式，记录了过往生活在洛阳的人们的生活面貌和感情思想。循着已被勘定的河道，以手掬水，可以探测水流的缓急，了解其清浊，体察其温度。”
先代的奠基者们用砖石营建了静态而坚固的洛阳城，但诗人的吟唱像贯城而过的洛水，让都市变得灵动与多情。诗歌在所经之处种下心锚，让宋人李格非、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乃至后世文人到此怀古和效仿，一代又一代的情感与记忆在此叠加。通过这种动态化的更新，过去与更遥远的过去被唐诗紧紧维系，使洛阳的各种风物、地标成为储存回忆的永恒之场，纵使当年之景已沧海桑田。
甚至一千三百年后，走在洛阳的遗迹中，只要我们吟咏起唐诗，诗人、他们当时的思绪，在洛阳的一生，和历史中的零星细节都会复活。因为有唐诗，他们得以永远鲜活地存在于这个时代——换句话说，唐代的洛阳从来不曾死去，诗人们也未曾离开。
洛河市区段（邢红蕾摄）
补白
我为什么会写这样两本书？
马鸣谦
本书的诞生，缘起于一次谈话。
2019年9月，柳向阳兄过苏州，我与茱萸在他过宿的旅店客房聊天。席间因讲起李白、杜甫的一生行迹与创作的关系，就谈到了古典文学（尤其唐诗）与地理空间的对应。聚焦到唐诗，我们当时初步决定了书写4个城市，即长安、洛阳、成都和扬州。过后由柳向阳兄联络其他作者，唐克扬兄认领了长安，我认领了洛阳，茱萸兄认领了成都，而任之女史认领了扬州。
此前几年，我一直在酝酿名为“诗人传三部曲”的小说创作计划，第一部《征旅》打算写杜甫居留夔州的生涯，第二部《少年李的烦恼》写李商隐早年恋爱情事，而第三部《池上》写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逸乐生活。尤其《征旅》的准备，此前我已阅读了大量研究资料，对杜甫旅迹所至以及生活过的地理空间与创作的关系，感受尤为强烈。与柳向阳、茱萸兄旅馆中所谈，其实也是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意外触发的一个结果。
巧合的是，洛阳是杜甫、李商隐和白居易都曾生活居留过的地方，因此本书也可以看作是动笔书写“诗人传三部曲”之前的一次预热。当然，它是独立于小说创作的，需要不同的规划和手段。
唐诗浩如烟海，盲目索求可能很难写出别有意味的东西。于是先就搭设了一个结构框架，也就是目录草稿。
究其要点，大致想达成以下几个目标：
一、我很爱读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先生的串讲，往往会将背景史事、诗作注评与诗人生涯串联起来，这样的通贯讲述常给我以莫大的启发。因此，我希望这次能够尝试采用同样的笔法。
二、我也爱读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因为规划中的这本书跨越了隋唐300多年的大时段，所以也会有文学史的线索勾勒部分。我希望能写成像米尔斯基那样的“鉴赏家读本”，富有文学的营养与情趣，可以清晰看见每个诗人的独异特性，也能写出他们彼此间影响传递的关系。当然，还要摆脱教科书式的过于学院化的枯燥文风。另外，龚鹏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上半部也有可以取法之处，立论有时非常精彩，但他实在是大手笔，往往不提作品而单提观点，读来总有蜻蜓点水之憾。
三、因为是以隋唐洛阳为空间的设定，所以要讲到的大多是与洛阳有直接关涉的诗作。唐诗存数5万首中，写到洛阳就有近十分之一。因为须在数量繁多的诗作中挑选择别，所以本书又会具有某种诗歌选本的性质。
四、我也爱读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这部书在此前20年我买了3种不同的版本，细读过两遍（最近一遍是在两年多以前）。施先生的文笔是我最喜欢、最投味，也希望追摹的。他在《唐诗百话》里辟设了很多条目，一个条目即一个小专题，专讲一首作品或一件事，也可为读者提供阅读上的便利。本书每章之内的每小节就采用了小专题的形式。
五、我还爱读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那真是天才横溢的发挥啊！这样谈论唐诗的文章，本身也是精致耐读的文学作品。因此《唐诗杂论》也是我致敬、学习并仿效的一个目标。
六、最后，我也希望能够梳理出洛阳这个城市空间在唐诗中的呈现。书中引用讲述到的这些诗，不应只停留在纸面上，也应该同时与诗人在城市中的具体生活相结合。
待全书结稿，一看篇幅，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约定的10万字数，不禁莞尔。变化总是比之前的计划要快。可是，如果已确立的框架逻辑没有问题，那么，如此篇幅也是可以接受的。能够步《唐诗杂论》《唐诗百话》的后尘，于我也是一种光荣。
最后，要致敬清代地志学家徐松。没有他的《唐两京城坊考》，本书很多篇章的内容都无法落实到具体的时空当中。作为古代都城研究的开创者，他在19世纪初的嘉庆十五年（1810）完成的这部著作，做了大量基础性的考证，为后人了解隋唐时代的洛阳提供了无数便利，他的功劳成绩理应永为后代所铭记。
《唐两京城坊考》的性质是地理志，即对城市地理的考察。可是徐松写书的目的却是为了“吟咏唐贤篇什之助”，具体功用还是回到了解读唐代文学上。他是为了给爱读者提供便利，才发力撰成了这样一部独特的志书。
我写出《唐诗洛阳记》的意旨，也正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