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经历三年大动乱之后，在“准备打仗”的口号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共有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大会的选举中，相当数量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和党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一.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被请上主席台作报告
九大召开前后，1969年年初至1970年年初，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战备高潮。“准备打仗”成了九大的指导思想之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被请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这是党代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说到这里，还要从九大的筹备讲起。 1966年，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此事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江青秘密策划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年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作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再至基层党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
1967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做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的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章。同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并附发姚文元的报告。此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
1968年10月召开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通过新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全会还批准对刘少奇的所谓“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作出了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69年3月9日至2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对九大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
在此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美苏争霸一时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8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事件显著增加。8月，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苏联领导人相继提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更使中国领导人加重了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受到严重冲击，有的已陷于瘫痪和停顿。为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加强戒备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这时，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向中国发出新的战争威胁，甚至进行核恐吓。苏联边防军三次 (1969年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发生了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这件事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估计，给九大以重要的影响。在九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样，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成了即将召开的九大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人民大会堂拉开了帷幕。
根据安排，来自珍宝岛前沿的孙玉国登上主席台，报告他们是怎样打垮苏军武装挑衅的。当他讲到我英勇的边防军于3月2日全歼入侵的苏军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带头为孙玉国、为英勇的边防军鼓掌，紧接着全场起立，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孙玉国继续发言，当他讲到我边防军把苏联的先进坦克炸瘫在我国内河一侧，讲到我军3月15日又一次打败苏军挑衅时，毛泽东又一次站起来，带头为他鼓掌。这一次，孙玉国大胆地走到主席台的中央，向毛泽东敬了礼，毛泽东亲切地与他握手，台上台下，掌声雷动。这不仅表现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和姿态，无疑也寄托了对在战斗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殷切期望。
从此之后，珍宝岛战斗事迹轰动全国，战斗英雄孙玉国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他的工作职务，也由边防站长而逐级上升为副团长、团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33岁的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成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但他也难以逃脱历史条件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段弯路，很快由辉煌回归平凡。1982年，他按正团职转业后开始再次创业，历任军工厂厂长、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进出口部总经理、经贸局总经理助理、经贸局副局长等职。
九大前后这次高度紧张的战备，直到1969年年底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战争立即爆发的迹象减少，才开始有所缓和。但这次大规模战备对国内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紧张的空气和一系列加强战备的坚决措施，对于抑制武斗、平息动乱起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紧张的气氛又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大战即将来临的认识也对刚刚有所恢复的经济工作产生多方面影响。1969年年底，原来的许多中央领导人，不仅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这些已经被“打倒”了的，而且包括虽然已在群众中点名批判但还不算是被“打倒”的，都被紧急地分别疏散到外地，从而被完全排除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
二.毛泽东力挺朱德、陈毅当九大代表，划去女儿李讷的名字
早在1967年11月初，毛泽东就曾指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要“吐故纳新”……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出一份筹备九大的通报，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这些实际成为九大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党代会，完全破坏了民主推选党代表的传统。在九大代表的产生工作中，由于党组织瘫痪，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选举，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组织指定的。一批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指责为“老右”，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而被排斥在九大之外；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爪牙，成了九大的代表；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代表，有的是在确定为九大的代表以后，才赶办入党手续的。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毛泽东、周恩来都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努力。
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出席九大，也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就企图揪斗朱德。他们鼓动一些人在中南海贴出“打倒朱德”、“炮轰朱德”、“黑司令”的大字报，还把这类大字报贴到街上。1968年，谢富治等又制造出“伪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书记……要进行批判。
毛泽东直接进行干预，坚决制止了他们的阴谋活动，提出，朱德同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他的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直到九大前，有人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企图阻止朱德参加大会。是毛泽东的坚决提名，才使阴谋未能得逞。
在九大期间的4月21日，朱德在华北组会议上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四十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把我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事实的，毛主席听到也会反对的……”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进行了揭露。
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并不甘心，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策划不选朱德进政治局。毛泽东说，朱毛是联在一起的。坚持把朱德选进政治局。后来，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
陈毅是著名的人民解放军元帅，共和国杰出的外交家，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就靠边站了，没有工作，遭到的冲击并不比别人少。他被列为九大代表，是毛泽东坚持的结果。当时对他的所谓问题，并没有平反，也没有个公允的结论。
陈毅向毛泽东提出：“我怎么能出席这样的会？我是右派啊!”
毛泽东说：“好啊，那你就代表右派嘛!”
还有许多老同志作为九大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是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做了许多论争才让参加的。
以上不难看出，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干预出席会议代表的产生，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的做法，足见阻力之大，问题之严重。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曾被列入九大代表的名单之中。至于代表是怎么选上的，无须细论。值得一说的是，这份代表名单不知是谁送到毛泽东那里了，还是谁跟毛泽东讲过这件事情，总之，毛泽东知道了李讷也是九大代表。他很不赞成。在那份代表名单上，他提起笔来把李讷的名字给圈去了，并指定从警卫部队补选一名代表。这样，警卫一中队的副区队长耿文喜就成了九大代表。
在九大代表的推选上，周恩来也尽了最大努力。
根据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周恩来起草了一份原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准备担任九大代表的名单，包括：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张鼎丞、王震、胡耀邦、谭启龙、杨勇、方毅、赛福鼎、范文澜等。他们中有的人不久前还被剥夺出席全会的资格。
随着九大的临近，周恩来继续努力，尽可能增加九大代表中老干部的名额。1969年1月12日，他分别起草中共中央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电报，提出应说服两地的干部群众，将王恩茂（新疆）和陈康（云南）补选为九大代表。他把电报送毛泽东阅，并注明：王、陈二人如不当代表，“恐对全局不利”。当得知外交部所报九大代表候选人中没有耿飚时，经过征求有关方面意见，他表示：一定要向中央建议，让耿飚出席九大。3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又就徐海东作九大代表和进入九大主席团一事，在有关会议上作出说明，并介绍徐海东的历史功绩。
九大酝酿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规定中央委员人数不超过250人；规定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规定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为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人数不得超过53人。
由于存在一系列不正常因素，使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酝酿、预选过程延续达10天之久。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而许多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和经过党多年培养、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却被排挤在外。名额由原定的不得超过250人改为279人。大会选举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19%，仅为原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29%。从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看出，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中央的地位。
毛泽东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自信的毛泽东也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流于落空。党的九大的召开，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文化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随即进入“巩固胜利成果”的阶段。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在那样严重不正常的环境下，仍有代表在选举中顶住压力，坚持原则，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从中我们也看到，正义的力量是任何势力都压不倒的，这也是我们党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的生命力所在。
三.毛泽东突然提名要林彪当主席团主席，自己当副主席
九大开幕那天，毛泽东身着一身整齐的中山服装，精神很好，仍旧乘坐那辆苏制的大吉斯保险车，出中南海西门直驶人民大会堂西南门。
4月的北京，不冷不热，树木花草已长出新绿，这是北京一年之中最好季节之一。毛泽东下车后直接进入118厅准备开会。118厅位于人民大会堂大礼堂舞台的一侧，它的进出口在西南小院，车辆往来较为方便。这里的厅室宽敞朴素且适用，附近还有几间小屋，作附属用房也很方便。“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多次在这里小住，会见客人，甚至一些小型会议也在这里举行。从这里去大礼堂主席台，也可以说是最为便当的了。
预定举行开幕式的时间到了。出席会议的主席团成员也已到齐入座了。毛泽东从118厅出来，从南侧进入主席台正中，其他前排就座成员包括林彪、周恩来等也分别入座，自然还是林彪在毛泽东左边，周恩来在毛泽东右边。全体代表起立，掌声大震。
在掌声平息后，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时掌声再起。按程序，大会要通过主席团名单，然后推举大会主席。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大家意想不到的小风波。 毛泽东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吃了一惊，马上慌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仍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大家说好不好？”林彪更急了，连连向会场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都同意举手。”全场立即齐刷刷地举起手来。这时，毛泽东才同意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人，包括现场的人，也包括今天的笔者，至今仍没有弄明白。也许，毛泽东确实不乐意做主席团主席这种事务性工作，也许他就是无意那么一说。总之，这是一个怎么也解不开的谜。
四.九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个人崇拜盛行的缩影，毛泽东如何看待个人崇拜
九大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保密措施。会议的日期、议程都是保密的，连代表们进京也都是保密的。一到北京，代表们就被通知“五不准”：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透露会议情况。包括大会开幕式，代表们是采取秘密的办法进入会场。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从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所笼罩。代表们一到北京就为“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激动”。毛泽东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一登上主席台，立即“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不断地被“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呼声打断。会议的基调就是大赞大颂大批，大赞大颂的中心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兼及林彪和江青，大批的主要对象是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一个简短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打断10次。林彪所做的政治报告被称赞为“划时代的伟大报告”、“20世纪60年代的《共产党宣言》”、“向共产主义进军的伟大纲领”等。九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个人崇拜盛行的一个缩影和再现。
党内个人崇拜的滋长和“左”倾思想的发展相互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党的八大曾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还重申了党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颂的方针。然而，这些规定在后来的实践中，不但没有坚持下来，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随着“左”倾错误发生和发展，个人崇拜的风气也日益盛行。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当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领导同志互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毛泽东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成都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同时，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的这段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并加以区别。而实际上，这所谓的两种个人崇拜是很难区别的，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在这次会上，柯庆施就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在成都会议的发言中，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1964年苏联的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当林彪搞个人崇拜活动发展到极致，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他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他还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1968年，针对林彪称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对于个人崇拜，毛泽东有时是欢迎的，有时也表示“讨嫌”。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对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却是别有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