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齐聚武汉

1927年4月27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15天，党的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北方、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11个地区、省的正式代表共82名，其中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李维汉、项英、张国焘、彭述之、邓培、方志敏、张太雷、王荷波、朱锦棠、罗章龙、毛泽东、苏兆征、陈乔年、陈延年、彭湃、李立三、陆沉、郭亮、易礼容、陈佑魁、邓中夏、黄锦辉、刘少奇、陈潭秋、恽代英、王若飞、李震瀛、罗亦农、张佐臣、庄文恭、杨培森、王根英、郑复他、林钧、顾顺章、黄平、潘心源、尹宽、郑超麟等，代表全国党员57967人。党的第四届的九名中央委员，只有一人没有到会，他就是李大钊。此外，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未能到会，十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杀害。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

虽然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紧急关头，但当时武汉政府还未公开叛变，因此党的五大还是开得比较从容。 会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一百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校长王觉新穿着西装招待来宾和与会代表。据参加会议的郑超麟回忆，他这一天，“奉了使命，领国际代表团过江到武昌去。老汤曼，曾见过马克思，当时他还是小学徒哩，如今头发都白了。他不懂法国语。鲁易（即罗易——引者注）懂得法国语，多里奥自然懂得。到武昌汉阳门起坡，雇了黄包车去第一小学，那时正在拆城，砖头满地，黄包车不好，老汤曼又肥重，半路上翻了车，擦破了手腕一块皮。” 开幕式上，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徐谦，英、法、美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出席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领了一支纠察队进会场行礼。国民党方面，除徐谦外，谭延闿、孙科也坐在主席台上，但没有讲话。

大会主席团成员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苏兆征、顾顺章、李维汉、张金保等15人。郑超麟回忆说：“选举主席团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刚刚宣布开会后，湖北省代表团主席罗章龙就站起来提出主席团名单。我不记得人数和人名，但记得除陈独秀外都是反对派（即反对陈独秀的人），一切忠实执行上海中央路线的人都不在名单之内。这个名单通过了，蔡和森当选为大会秘书长。”在这15人中，除一般熟悉者外，顾顺章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是在上海享有较高声誉的工人领袖，此人后来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李维汉则是以湖南省委书记身份,领导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而引人注目。

五大是秘密的，就是说不许报纸登载的。当时，武汉所有的报纸或是共产党员当编辑的，或是受共产党指挥的。后来，有一个报纸，因为透露了党的五大召开的消息，受了处罚。之所以要保密，一是避免加重武汉政府“赤化”的色彩，二是防备反动派袭击。而且，武昌开大会也带了一种烟幕作用，因为第二天，第一附小就没有代表的踪影了。此后，会场就移到汉口，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

4月29日起，党的五大的正式会议继续在汉口黄陂会馆（原建筑已毁，现为汉口自治街31号）举行。黄陂会馆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的地方，油印也在里面，左边房间没有用场。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一条石路，两旁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门外的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兵士操练机关枪。

主席台上，并列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很长的红标语，大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遵守孙中山和列宁遗教，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一类的话。这是新的宣传，以前未曾有过。

当时台下的座位都坐满了，约有二三百人，其中有很多穿军服、扎皮带和裹绑腿的人。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据参加会议的杨之华回忆，陈独秀“穿着长衫，说的是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高，讲的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

陈独秀的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译成中文有几万字。报告共分11个部分，即：“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

陈独秀在报告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党的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系统阐述了党在这些事件中的策略方针及其得失，尤其对诸如三二○事件、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三二○事件，他说：“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

关于北伐，陈独秀说：“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整体看来，陈独秀的报告是平铺直叙的，对于所有上述问题，基本都是一带而过，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他没有说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他的检讨也是笼统和轻描淡写的。

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非常不满意。会议休息的时候，绰号“大口”的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着说声：“糟糕！”许多代表纷纷发言进行批评，会议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三.“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带头向陈独秀“开炮”

据五大代表张金保回忆，五大上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

陈独秀报告后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多年后，杨之华形象地描述了代表们当时看到这本小册子时的情景：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因此，他系统地研究了在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中，党内发生过的争论，经过反复考虑，利用夜晚的时间，在一两个星期内，写成了这本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明白地表示：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如关于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右倾主义的观点认为，当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共产党的责任是帮助资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后，再由共产党领导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夺取。

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

对瞿秋白的小册子，陈独秀很不满意，彭述之附和着说：“这是见了鬼。”“见鬼”，这是彭述之的口头禅。他在主席台上一口咬定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等于似有似无的鬼……”瞿秋白在散会时说：“彭述之承认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只和‘鬼’联合，而不要和人——工农联盟，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供奉给‘鬼’，这真是见了‘鬼’！”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会上，一共有38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

蔡和森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他说：“我们与小资产阶级合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但是现在在五次大会中不应象述之同志把此危险夸张的太厉害了，因为现在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还是将来一点的事。如果现在把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夸张得过甚便是教我们仍然回复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呵！”蔡和森还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3月20日及4月12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党的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他称陈独秀报告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还批评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

这位团中央书记，年仅24岁，这么勇敢而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任弼时在五大上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10日，五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他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会议贯彻了党的五大的精神，同时还继续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任弼时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

关于在党的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批判，一年后，任弼时追述道：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

“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应当说明的是，在党的五大上，虽然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当时全党对于共产国际的整个的路线，“仍然是异常模糊的”。参加会议的李立三就回忆说：“当时我也是反机会主义的一个，但是对于国际的整个路线实在是不懂得的，并且对于机会主义的系统的思想也是不明白的。”王若飞也回忆说：“1927年5月在汉口参加五全大会（指党的五大——引者注）时，对当时客观严重的形势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分歧意见及不团结现象感到非常苦闷。”

党的五大前，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也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

1936年，毛泽东曾同斯诺谈到这段历史。他说：

“第二年（指1927年——引者注）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四.遭到严厉批评的陈独秀为何仍连任党的总书记

党的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在党的五大上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是五大的实际操纵者。

罗易是1927年2月到达中国广州的，4月2日到武汉。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果然，罗易通过党的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陈独秀的报告是根据罗易规定的大纲写成的。罗易在党的五大上先后发表五次讲话。这样，党的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虽不能说罗易包办了五大，但罗易在五大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在五大上得到彻底的贯彻。正如罗易在5月5日的结论性发言中指出的：“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并由于以这个决议案为基础开始工作，中国革命史开始了新篇章。”

陈独秀的任何主张都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见面。但鲍罗廷、罗易等对同一问题看法不同，又都以国际路线为依据，让陈独秀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陈独秀并不是大会的实际操纵者，也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罗易的主张。

除了罗易的主导作用，中共当时对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的依赖和信任也很严重。多年后，郑超麟曾经形象地描述了党的五大欢迎汪精卫来会演说的“盛况”： “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的。次日，汪精卫来了，两个雄纠纠的卫兵，手握盒子炮，指头按在机关上，把他夹在当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象是国民党衙门内一小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音是我在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那怎么能同这日相比哩！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丧失独立决断的地位和能力，当时的中央领导层真的是很难独撑危局。

五大选举的结果，是陈独秀连任党的总书记。据五大代表雷晓晖回忆，大会闭幕那天，大会给陈独秀送了一套蓝色工人服，并给他穿上，“以示他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者，要全心全意地为全国各族人民工作。”

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大革命后期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的评价各异，但争论中却有一个相同的论点，即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错误，是革命的憾事。似乎如果陈独秀在五大上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统治中央，大革命也不会失败，至少不会失败得那么快。

问题在于，五大召开以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已经形成了“反对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派”，即“针对陈独秀的反对派”，而且陈独秀也在会上受到众多代表的批判，可他为何仍能连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呢？

事实上，陈独秀在五大上继续连任有着深刻的内外因素，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合力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一方面，陈独秀的连任是共产国际的意愿。

党的五大召开时，中国大革命面临相当危急的局面。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已对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颇为不满。正如五大刚结束后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所指出的：近两年中国共产党有了巨大发展，党员从900多人增加到5万多人，但“领导未能同党的成长壮大齐头并进，它是软弱的和机会主义的。一些老的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集体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五大以前实际上没有中央委员会。在上海领导党的是陈独秀、在广州是鲍罗廷”。罗易甚至斥责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共产国际不是没有考虑过撤换中共领导人的问题。据参加五大的郑超麟回忆，五大会议期间，他听罗亦农讲，“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

但是，五大临召开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通过“会议讨论”和“同个别同志私下谈话”，确信：中共上海中心和汉口中心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则分歧或政治分歧”；关于中共党内“存在领导危机的一切论断现在都是危险的，议论撤换领导就更危险了”。

结果众所周知，陈独秀还是连任党的总书记。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除了陈独秀，当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找出更合适的人选。正如罗易指出的：“现已查明，不存在渴望充当新领导的成熟的新核心。”他认为，党的五大“选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可以说，党的五大选举陈独秀连任总书记，仅仅是共产国际寻找的一个缓冲人物，其去留并不取决于其人威望或是否同意党的五大决议，如同后来鲍罗廷要陈独秀“不视事”，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坚决不让陈独秀参加一样，都取决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旨意。

另一方面，陈独秀的继续当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决定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瞿秋白等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在全体代表中，对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据李立三回忆：由于鲍罗廷和罗易的“动摇”，“党内反机会主义的重心更薄弱了，所以在五次大会中反机会主义的坚决分子，就是秋白也稍稍动摇。五次大会中，国际代表的报告主要是反对‘西北学说’，对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则说中国党从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他不会发生机会主义，因此在会议中更把反彭述之主义的力量减轻。”

二是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社会上仍有较大影响。正是这个原因，会前和会中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的瞿秋白，尽管眼见着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不让代表们讨论他的意见，但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瞿秋白在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态度在中共内部很有代表性。

三是当时党内确实还没有各方面综合实力超出陈独秀的领袖人物脱颖而出。正如陆定一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时党内还没有更孚众望的人物，只好由他（指陈独秀——引者注）继续领导全党。”

事实上，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处于幼年时期的党，还没有能力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际问题。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是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而是五大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制定的策略缺少可行的措施，是中共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构）的不健全。所以，五大后，尽管陈独秀是总书记，但无力驾驭迷途中的航船是可想而知的。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与中共的最高上级共产国际，对危急时刻的中国革命都没有、也不可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应当说，大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陈独秀，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毛泽东特别提醒：“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五.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

据郑超麟回忆，他是与陆定一做伴去武汉参加五大的。他们乘坐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七十多年后，郑超麟还对一位装扮成鱼行老板的“戴眼镜的老头子”的代表记忆犹新：

“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地。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象鱼行老板。’”

就是这位“鱼行老板”，成为党的历史上首位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这也是党的五大另一个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非凡的“第一”，那就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创立。

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监督百官的监察御史制度。近代政党政治形成以来，大部分政党都设立了自己的监察机构。然而，中国最先建立纪律监察机构的政党，却不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党、以纪律严明著称的中国共产党，而是它的合作者和老对手——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从创建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到成立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历经挫折与失败，痛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于是下决心“以俄为师”，与共产党携手合作，改组国民党。

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国民党成立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其党章也专门设置了第十一章“纪律”。

但是，这个诞生于国共合作蜜月期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十名成员中五名是国民党右派，没有一名共产党员。由这些成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维护、执行党纪乏善可陈，却多次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召开西山会议、炮制整理党务案和策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充当急先锋。

如果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反共和排斥异己的政治工具，那么，在党的五大上诞生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一把指向中共党内、维护党组织纯洁的利剑。

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的建设。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明确了共产党员参加议会活动的监督制度。在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均专设“纪律”一章。

如此重视党的纪律监督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在建党初期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是建党六年后，才在党的五大上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呢？

从党的发展历程看，党的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产生于五大，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几人，到不足千人，一无政权二无经费，连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要靠教书、当编辑和写作维持生活，东奔西走为党筹集经费。由于党员人数少、质量高，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机构精干且纪律严明，违纪现象较少发生，因此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维护和执行党纪。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虽然没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却严格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便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能保持清正廉洁作风的重要原因。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到来，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也随之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的组织。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的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形势。

然而，更大的考验是，国共合作后，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这些跨党任职的党员时刻面临着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甚至叛党变节的现象。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老军阀不约而同地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的危急情况下，脱党、“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形势下，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927年5月9日，五大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0位同志都是工农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在群众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党的领导干部，其中6人出身工人。

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王荷波，山西太原人。曾出席党的三大和四大，历任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农部主任、上海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局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五大闭幕后三个月，王荷波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到天津，调查处理顺直省委组织纠纷，撤销了坚持右倾错误、拒不执行八七会议方针的彭述之的省委书记职务。接着来到河北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武装暴动。有的同志出于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痛恨，要求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把他枪毙。王荷波反问：“你们要求枪毙陈独秀，是根据党章上哪一条？党章上有枪毙党员的规定吗？”接下来，他耐心解释，平息了大家的怨气。几天后，玉田暴动取得成功，王荷波却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却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请求党组织教育他的子女，不要让他们走上和自己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在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英勇就义，终年45岁。

除王荷波外，党的五大选出的10名监察委员中，先后有7人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却无一人叛党投敌。这些党的监察先驱，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为鲜红的党旗了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六.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主动向大会提出不当中央委员

只要到过河北西柏坡的人，都会对纪念馆前广场上的中共五大书记塑像印象深刻。这五大书记，就是党的七大选出的五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五大书记中，除朱德外，其余四人都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是首次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中央，周恩来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毛泽东虽然是继三大后第二次进入中央并且只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但三个月后，他便以此身份出席八七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就是后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赫赫有名的“毛委员”。

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外，党的五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中还有一大批今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王荷波、项英、陈潭秋、林育南、郭亮、恽代英、彭湃、杨之华……这个群星璀璨、藏龙卧虎的超豪华阵容表明，五大并非郑超麟所说的，只是为了孤立陈独秀而进行的“清君侧”。

五大选举过程中，还有一些代表认为自己能力资格不够，主动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如在大会主席团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曾推选过我国工人运动的老前辈、纺织女工出身的张金保。但她谦虚地说，“自己水平太低，对许多问题还不能很好的理解，许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当中央委员不够条件。”经她的一再推辞，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她的请求。

另据张金保老人回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表决后，在院子里休息时，杨之华对瞿秋白说：“秋白，我当不了中央委员，你说怎么办？”瞿秋白说：“这是大家选的，你当不了，就应该向大会声明。”当大会继续进行时，杨之华向大会提出不当中央委员的要求。张金保是当天大会的执行主席，就对杨之华说：“之华，你不要推辞了。代表们是看到你能胜任这个工作才选你的。你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大家信任你，就应该努力干。”杨之华见会上有几个同志表示支持张金保的意见，便接受了。

以上足以说明，五大确是一次集中选拔全党精英的群英会。五大为什么能开成这样一个会议呢？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就说过：

“……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

“……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象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陈独秀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切中时弊。经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只有几十人到数百人的秘密组织，迅速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的全国第二大政党。此时，如果还没有严密健全的组织和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确实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党的五大在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次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式写入党章；第一次决定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把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四级，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从党的一大到四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称为中央局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一直很少。到了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才大幅度增加，并且第一次采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名称，首次将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这种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80多年来，除中途有个别调整外，一直沿用至今。它对于保证党的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战争洗礼和生与死的白色恐怖考验，党的五大选出的55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先后有26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雷晓晖是五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百岁老人，2005年元月8日病逝，这一天离她百岁生日只差12天。她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党的五大代表。

七.五大的贡献与局限

一直以来，无论党内还是学界，对党的五大的评价向来不高，认为它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没起过什么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

随着大批苏联秘密档案的公布，随着一些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有必要面对如下一些事实。

首先，如前所述，五大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并且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其次，五大针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并通过了相应决议，这在党以往的历次会议上还无先例。这为三个月后的八七会议最终结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最后，五大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战略性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有新的贡献。四大曾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行使对革命的领导权，但并未认识到这种领导权要同资产阶级斗争才能取得，而是“天然领导权”的思想。正是在五大上，提出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二是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五大以前党的领导人及党的领导机关，很少注意土地问题。而五大的中心是土地革命问题，不但重申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没能公布和执行，但它的理论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存在，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实践作了认识上的准备。

党的五大提出的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性原则，被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和可行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些原则在后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也多次被肯定，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总之，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局部失败和右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非常时刻召开的，虽然没能完全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但经过代表们的斗争，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有关决议案，从理论上看，应该说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对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有一定的贡献。五大后大革命的最终失败是多方面主、客观复杂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五大后大革命的失败而否定五大本身的重大意义。

同时，我们也承认，党的五大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当时的党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总的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为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战略作出了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一个长时间的明确方针。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土地革命的方针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过分的忠实和依赖，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看不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本身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那么，以贯彻斯大林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为主要内容的五大不可能拿出挽救大革命的方案，也就不难理解了。除了这些大政方针，在诸如五大的召开时间、日程、参加人数等“小事情”上，共产国际也是说一不二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五大召开前，罗易和多里奥曾建议“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设30名委员”，结果五大果真就选举了31名中央委员。

其次，缺少具体有效的措施。党的五大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原则，但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辅以相应的可行性手段。比如，五大着重强调土地革命，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根据共产国际和罗易的方针，土地革命是要依靠武汉国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即“通过国民党带领农民前进”。而武汉国民党领袖们是靠军队支持的，军队的核心又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军官们，他们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汪精卫等在党的五大上表示：“虽然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在占领北京之后实行。”一直被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尚且如此，其他人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为一纸空文不足为怪。又比如，五大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观点。但怎样加强呢？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一旦接触到实际问题，无论是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领导人，还是五大通过的决议，无一例外地过分强调国民党的作用，强调武汉政府的作用。当时武汉国民党掌握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等人手中，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越过汪精卫等国民党当权派去直接指挥国民党。这样，五大提出的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事实上便成了一句空话。

再次，盲目乐观的情绪。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领导人，都没能认识到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实际上已开始走向低潮。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一星期，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上，陈独秀竟然还说：“国民政府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共产党人变得更强大了，工农运动在日益发展。”五大以目前革命局势是“严重的革命进攻”这一估计为出发点，确信“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中国革命在继续高涨。由此而制定的一系列进攻策略必然会遭受挫折，不能达到挽救中国革命的目的。

最后，没有充分认识党掌握武装问题的重要性。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中共领导人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它的历史贡献，还是它的局限和不足，都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辩证地看待党的五大，如同辩证地认识历史上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一样，都需要努力放弃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思维定式，把历史上的人和事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既不以当下的标准衡量过去的人和事、苛求前人，又不一味地厚古薄今，放弃原则。总之，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给出评价。其实，对待历史的态度，同时也显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胸怀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