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导致官员贪腐的各种诱因不断被剖析出来,官德缺失即为其中一项。前不久,北京市有关部门出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官德教育被系统化地体现出来。但是,我们发现,在这本指导性的文本之外,还需关注如何精准地考核官德。

　　中共中央纪委近日对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根据已查出的问题,黄胜不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并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而且道德败坏。

　　近年来,不少官员“落马”后,与贪腐行为伴生的,就是道德败坏问题。因此,官德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就在前不久,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在北京市面世。这套丛书包括《史说官德》、《大道官德》、《为官史鉴》、《申论官德》4本,可概括为“史、论、例、今”。据悉,这套丛书将作为北京市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材和教育读本,并被制作成简读本、口袋书发行出版。首部官德丛书的问世备受人们关注。

　　官德是廉政文化组成部分

　　作为廉政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北京市纪委监察局所公布的信息表明,2010年4月,北京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委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古今官德研究”项目课题组,组织历史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骨干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官德研究丛书正是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

　　据北京市纪委监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套丛书包括《史说官德》、《大道官德》、《为官史鉴》、《申论官德》4本,其中,《史说官德》和《为官史鉴》是两本微型工具书,《大道官德》和《申论官德》是官德论,一古一今,以理论探讨见长。《史说官德》对官德进行“史”的研究,提供给读者一个官德思想发展文献脉络,以便在他们拿到书的第一时间,获得文献典籍记载的中国古代官德思想总体印象。《大道官德》从哲学角度对官德进行详尽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古代特定的国家体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中探讨古代官德的内涵、特点、演进。《为官史鉴》经典案例荟萃,选择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清官贪官案例,故事鲜活生动,可读性强。《申论官德》阐释了现代新型官德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现代新型官德的发轫与萌芽、基本框架和构成要素、塑造与养成。

　　从书还将“贪官”分为三类:贪渎、权奸、酷吏。研究者认为,贪官的特点是物欲横流、鱼肉百姓、凶残暴虐,表现形式为贪、腐、恶。

　　对于官德丛书的出版,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开展反腐败斗争离不开官德教育,加强官德教育离不开对官德的深入研究,而深入官德研究,则必须立足于国情。因此需要系统了解分析中国历史传统官德的内涵、特点,为研究和建构当代新型官德确立基础。脱胎于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众“信官”的成分远多于“信教”的成分。“以吏为师”、“官为父母”,被百姓遵从信奉并口口相传。“为政以德”、“为官以德”的德治学说,成为儒家“德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

　　“丛书多角度地揭示了传统官德与新型官德的内在关联和历史传承,通过对官德的过去时、现在时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对官德未来时的延长定位。特别是《史说官德》、《申论官德》的时空连线,促成了官德研究上的‘三点成一线’,使我们对中国官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所纵向认识。”李永忠说。

　　事实上,在官德建设视角下,我国传统廉政文化资源十分丰富。

　　据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付传老师介绍,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在传统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上形成的,它所强调的廉政,无非是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基础上的一种权宜之计和道德点缀,因此,必然带有不可逾越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限度。但同时,传统廉政文化中亦包含丰富的思想资源,如重视官德规范、重视官德的社会评价、重视以典章制度来保障官德,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官德建设提供借鉴。

　　付传认为,重视官德规范的建设,是传统廉政文化的突出特点。传统廉政文化强调官员的修身自省。比如,《大学》中有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儒家看来,修身是实现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的逻辑起点,为政者在道德修养上应该是国之首善、民之楷模、社会风气的引领者。传统廉政文化认为廉洁奉公是为政者最基本的德性要求。孟子曾经说过,“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传统廉政文化也将德才兼备作为选拔和任用官员的首要标准。《左传》中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官德考核操作难点不少

　　从近年来一些官员贪腐事件可以看出,个别官员在道德层面已经出现了问题。

　　已经落马的海南省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原局长陈小涛在悔过书中写道:“分析我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除了无法遏制的贪欲,还有权力观扭曲。这些年来,我思想上有一个误区,认为我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上级个别领导给的,是自己奋斗得来的,觉得‘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的说法挺有道理。于是,我一步步将公权变成了私权。”

　　江西省婺源县原县长杨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杨峰对金钱的贪婪近乎疯狂,开口就向私企老板索要上千万元,他曾经说过:“你在婺源发了财,不对我表示表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这样一个事例:中部地区一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因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包养情妇而锒铛入狱。当纪检监察部门让他反思过失时,他不但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问题,反而理直气壮地大谈自己的政绩。他说,在主政几年里,全市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省各个县(市、区)的前列,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与这样的“政绩”相比,自己收受的几百万元只是“毛毛雨”,也是自己“理应得到”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司法体系及社会结构中进行的,伴随着经济组织、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在社会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利益、思想诉求及阶层的差异和分化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作为社会主导的官员也发生着很大变化,一些政治教养不良的官员,出现了由反腐到思腐、由思腐到羡腐、由羡腐到搞腐的蜕化演变。当前严峻的官员腐败现实,让我们感到‘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李永忠说。

　　在首套官德丛书问世之后,不少人纷纷呼吁,应该叫将官德考核赋予刚性的制度形态,才能真正具备有效的约束力,避免“纸上谈兵”。

　　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真正要将官德考核落到实处,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对于官德考核的难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首先在于不得要领,工作下手难。因为“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不像干部的年龄、学历、专业和工作实绩那样,能够通过直观的形式去直接了解和把握。

　　“在考核时,知之不深、素材收集难,也是一个难点。”莫纪宏说,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通常要求以准确无误的客观事实作为考察结论的依据,但由于受“德”的内在性、隐蔽性和谈话对象个人水平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许多与被考察者共事多年的谈话对象,仍然对其“德”不够了解,很少有人能够提供内容翔实、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事例,一般只能以高度概括的几句空泛的语言来回答提问。这些都给考察者客观、准确地考察干部的“德”造成了一定困难。

　　莫纪宏认为,与此同时,还存在证据不全、核查难等问题。在考察干部“德”的过程中,一些群众敢于讲话,反映过少数干部在“德”的方面存在的问题,可是一旦核查起来,却困难重重。另外,还存在知情者各执一词,令考察者难辨真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观察和评价主体的立场不同,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怕担责任也是考察的难题。对于职务较低的考察者来说,要给职务高于自己的领导干部作出结论,未免会感到拘谨,有时只好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地作出空泛结论,结果就将‘德’这项最重要的考察内容变成了考察工作中的一般性问题”。

　　正因为官德考核还存在着诸多难点,进一步弱化了现有的监督机制。

　　已经落马的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许建斌就感叹过,“当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自己要抵制诱惑,主要是靠思想“定力”。令人遗憾的是,所谓的“定力”最终也没能帮他抵挡住诱惑。

　　建立制度化官德评价体系

　　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各地也进行了积极地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人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中央对于官员道德问题也是高度重视。付传认为,《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以及《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等文件的颁布实施,更加有助于将官德建设落到实处。

　　“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于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本报记者杜晓